《史记今读》：今之道 今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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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今读》：今之道 今之有


来源：北京晚报　　汪广松　




一


早在几年前，我听黄德海说他对“天学”感兴趣，也就因此留心，找了相关书籍来读。看来看去，不得要领，想要深入下去，也不得其门而入，只好望“天”兴叹。这期间，黄德海已经开始了“天”文的写作，并且陆陆续续地发表，我一边看一边念叨：不知何日成书？这本书或许能读进去。


时光飞逝如电，而今，这本“天”书就在我的眼前，它有一个“接地气”的名字：《史记今读》。


打开书本，先观目录，赫然发现有一篇“附录”：《木实繁者披其枝：删芜就简，再写一遍》。什么意思？文章还可以、还需要再写一遍吗？那就先读“附录”，再从头读起。通读之下，很快就发现，“附录”删除了大量引文，尤其是相关西学文献（比如赫西俄德、苏格拉底、希罗多德、歌德、列奥·施特劳斯等），所剩寥寥无几。这是为何？《后记》里说，本书前面十一篇文章，有些枝蔓，略微偏离，待到写完之后，尤其是从一次旅程中“缓过神来”之后，他就把与主题“直接相关”的部分再写了一遍。


我一开始以为这大概与专栏写作有关，迫于时间、字数，处理对象的难易程度等问题，写作的枝蔓与偏离都不可避免，但《后记》里又说“附录”也是约稿文章，那么“再写”就应该还有别的含义。


在我看来，“附录”三篇是总结性文章。开篇《为何以及怎样读经典》点明《史记今读》的“读”：“不是研 究（learn about），而 是 学 习（learn from）一本经典，把经典当作老师来对待，以此来检验自身的局限。”文章结尾对本书有一个基本认识,“暂时充当读《史记》的入门向导”。这也是总结自己的学习吧？第二篇写司马迁，第三篇谈《史记》的结构与内容。可以说，删芜之前有所疑，就简之后有所决，最后对《史记》有一个判断，相当于总结陈词。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附录”当作《史记今读》的“自序”，是对《史记》的学习（learn from）。《史记》一百三十篇，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这篇“自序”先叙自己，然后对前述一百二十九篇分别提要，总结全书。“附录”三篇的结构与《太史公自序》相应，因此，“附录”其实不是“附录”，是正文，其作用相当于全书完成后的总结性序文（只是这个序文有点长），它与前面十一篇文章并列，故《史记今读》共有十二篇。


这个“再写一遍”对我是个重要提醒，我意识到：我的写作要有所损益，它应该是接着启航，是第三次。


二


《史记今读》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司马迁，一是《史记》。关于司马迁，我们比较熟悉他在《报任安书》中自述的一段经历，他因“李陵事件”获罪，下狱，受腐刑，痛定思痛之余说了一段传唱千古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厎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黄德海在书中指出，较真起来，司马迁上述很多列举“算不上事实”，但他也知道，司马迁之意“可能并非强调因果”，或如书里引齐召南所言：“身虽遭罪，其所著作已传当世耳，为下文自己发愤著书比例。”但《史记今读》并不局限于“比例”，它要走得更远，在引证了一个“发愤者”系列后，书中说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梳理材料，而是司马迁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统。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包括《诗经》的诸多作者，稍稍脱离了自身所在旧传统中的位置，微调自己的方向，成了这个新创造出来的传统的一部分。”


这个创造，用《史记今读》中的话来说，相当于一个“打碎和拼合”的过程，其中，“核心元素要损之又损，甚至要简质到随时打碎随时拼合的程度（或者因为变化足够快，看不出打碎和拼合的过程）。”司马迁完全可以达到这种程度，那些经他“打碎和拼合”的史实，形成了数不胜数的故事、成语乃至传统，早已化作民族文化的骨肉和血脉。而作为一本向《史记》学习的书，我们也可以从中管窥某种心志：“就跟着时代的变化，把看起来破碎的一切，重新拼成一条长河。”


这条长河（或传统）要经过检验，就是要“把这个创造放进更远、更广的文化长河中，检验一下新传统在其中的位置”。黄德海检验下来，司马迁的“发愤”传统可以相通先秦的“诗可以怨”，还可以相应古希腊的卡塔西斯（katharsis）——通常翻译为疏泄、净化或陶冶，而且，这个过程“并非自然的转折，而是有意的选择”，这是“真正的美德”！虽然“人生中很多灾难，其实是根本无法安慰的”，但人们可以选择主动创造，厕身于一条伟大长河，发愤或者净化，以此安顿自己在现世生活中已然受损（有璺）的身心。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检验本身也是一种“打碎和拼合”。


司马迁创造了诸多新传统，而他本人也置身于一条伟大传统当中。“如果一个人心中有条完整的文化长河，他写下的每一处文字，都应该是这条长河的全息影像，收起来仿佛是断续的片段，展开就是万里长卷。或许，司马迁心目中就有这样一条长河吧。”《史记今读》详尽考察了司马迁的家族与成长，家学与师传，学习与漫游，上追巫—王与巫史传统，下至今古文《尚书》与《春秋》公羊学，这表明司马迁的创造不仅仅出于“发愤之所为作也”，也是因为他本身就在文化脉络当中。


司马谈临终对司马迁有一个嘱托，明确给出了自己的“文化断代”——周公、孔子（可对比后世的孔颜、孔孟），同时“指明了撰述的志向和旨趣”——接着“绝笔获麟”往下写。司马谈的临终嘱托是终点，也是起点，譬如《春秋》的暂停是《史记》的动力，这里有一种极其深厚而且磅礴的力量，是传承，也是创造。


三


《史记今读》对《史记》的总体判断，引用了郑樵《通志》中的一句话：“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而“要认识《史记》的真正面貌，大概应该回到司马迁的自我认知那里，回到整全的文化系统那里。”《太史公自序》里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天官学、易学和道论可以说是司马父子最根本的学问，其中，天官学与道论都可相通于易学，而“易学是中国传统中最关注整体的学问，或许正因为谈、迁父子有此传承，才有《史记》的伟大成就”。


由于司马父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结构，故“能以此剖判当时能够看到的天下学问。”司马谈有《六家要旨》，而“司马迁能善继家学，以《易》兼六家之整体，归诸儒而反之。”（潘雨廷《〈史记〉的思想结构》）当然，这是属于司马迁和《史记》的学问结构，那么《史记今读》的学问系统又是怎样的？


《史记今读》“附录”第三篇最后一段写道：“《史记》原本的目的是‘拟经’（十表类《春秋》，八书拟《尚书》），实际达到的程度是‘成一家之言’的子，后世将之确认为史部之首，却也折服于其闪耀于集部的文字精妙。”


在我看来，《史记今读》实际呈现的结构是“经史子集”四部，而它想要借此上出形成的结构则是先秦与古希腊，或者可以说，在上达先秦古学的同时“旁通”古希腊。《太史公自序》曰：“原始察终。”如果把六艺、六经当作“始”，那么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四部”可为“终”，而“先秦与古希腊”，或为今之道，今之有。


现在来看这个“四部”的结构与内容。先说经，《史记今读》认为《史记》“排在整个中国经典序列，而不只是传统历史著作的最前面”。书中谈《十表》，论《八书》等，是要把《史记》“拟经”的思想“推隐至显”。重视经，或者是一种“归根”思维？详考一个人（司马迁）的成长，一本书（《史记》）的形成与流传，就是要找到他（它）的根本（学问），即赖以存在的经典，正是这些经典形成思想结构，由此得见学问整体，一览天下之学。


次说史。《史记今读》详考“史”的起源，推“史”（显）至“巫”（隐），指出史官是天官，史学是天学，司马迁不仅仅是史学家，也是星占家。又说流变，从绝地天通到世序天地，再到文史星历，从司马迁家族史再到《史记》的传播史，我们可以看到“史”的职能和地位不断变迁，从“拥有完备文化系统的史”到经史分离，经从史出，史又逐渐独立出来，古史学变成了今史学。要而言之，溯其源而知其流，何而非史？


说到子，不能孤立来看。按《史记今读》的理解，司马迁上承古史之学，完成“拟经”，《史记》是杰出子学的一家，又是官方所称“正史”开端。那什么是子学？“六艺本身（孔子所学）为古学，经学（孔子之学的古学部分）是古学宗子，而儒家学说（孔子之学的今学部分）是另外成立的古学别子。”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子学出自古学？依此来看，司马迁所学为古学，司马迁之学（《史记》）为子学，不过，这个子学是古学宗子。子学也是私学，“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在“务为治”。


说到集，《史记今读》专门有一篇文章：《发愤之所为作也》，算得上是对《史记》的一种文学批评。“这里的愤，是一种心思未能通达的郁积状态。”而文学创作可当“发愤”（或舒愤）。屈原《惜诵》中有“发愤以抒情”之句，鲁迅评价《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其来有自。如前所述，“发愤之所为作也”是司马迁创造的属于自己的传统，可通古今，兼及中西。书里引文说到司马迁“爱奇反经”，我以为“爱奇”是一种文学（语言）风格，而集部不同于经部，是谓“反经”。


以四部来说《史记今读》，这本书应该算是读进去了。不过，“天学”依然还在天上，无有着落（这完全是我的问题）。但也有收获。这次阅读让我意识到，“天学”有其独特的学习与传承方式，家传或者师授往往需要机缘，目前不妨放下。一路看到《凡天变，过度乃占》，书中引了《史记·天官书》的一段话：“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又引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中的图解，我把书和图都找来看了，不知其所以然。让我心动的是接下来书中引了潘雨廷先生的一段话：“妙就妙在此图用眼睛是永远看不见的，角星要夏天看（如果在一天内看，角要极早在黄昏看，斗星要极迟在清晨看），参星要在秋冬之际看。人就是上到宇宙空间，看到的也不是此图的景象，此图的实质是已经描写了时间。一半直接见到，一半要用思想，真实情形永远如此。”


这段话以前肯定读过，此刻重逢，却如新知。我心里想着这段话，那张图，随意做点其他事。其间看了一部老港片《旺角卡门》，影片最后，张曼玉饰演的阿娥在车站告别表哥阿华（刘德华饰），电影给了张曼玉脸部一个特写，这张脸顿时让人想起两个比喻：面如满月，眼如星眸。她的脸部先是静止，然后突然有一个微表情，接着就流下眼泪。这段表演令人叹为观止，惊叹之余我又觉得：它不就是时间的显现吗？有始、有变、有终，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就在眼前。


所谓“究天人之际”，也是在划分时间开端吧？这个开端在天，也在人，所有时间其实都是人根据参照物（譬如星辰）定下来的，是客观，也是主观。在司马迁时代，太初改历，建寅岁首，影响至今。“通古今之变”，有无数个变化，变就是古今在变，永远在变，要能确定“今”。所谓“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关键在当今；“以知古始”，回到时间开端，或今之“初心”。“成一家之言”，一旦成言，变化结束，时间封存，同时酝酿新变化。这样看来，“史”不仅记事（相应史官），也记时（相应天官），“在更深的意义上，一直就没有摆脱基础性的劳作与时日”。


写到这里，文章临近结束，暑假也收尾了。我想起在《史记今读》里引的《劳作与时日》中的话，它在心中盘旋已久，现在就把它写出来，作为一段时间的结语，其辞曰：“不论时运如何，劳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