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生命和诗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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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生命和诗融合起来


来源：文艺报　　冯 雷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诗歌同人的心目中，吴思敬先生一直是一位稳健、宽容而又出色的诗歌研究者。熟悉其研究的人都知道，吴思敬从来都不是一位沉湎于艺术的唯美主义、将诗歌视作精致的工艺品的学者。吴思敬推崇艺术自由，珍视历史传统，强调诗歌的现实关怀，尤其注重诗人的道德品质，认为“欲为诗，先修德”。他的诗学主张、诗学立场同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促进思想解放、推动社会进步、培育历史新人的价值取向是相连相通的。在吴思敬的诗歌理念中，“诗与真”是高度同构的。吴思敬的诗学思想当中实际上还包含着宝贵的诗教思想。


古人很早就非常重视“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说“不读诗，无以言”，把“可与言诗”看作是个人修养高、德行好的重要标志。孔子还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孔子看来，诗对于人的教育、培养至关重要，甚至还可以影响、塑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礼记·经解》中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诗的意义从来都不局限在文章学的范围内，而在于潜移默化地陶冶性情、净化心灵，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品质。推而广之来看，实际上不光是诗歌，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抵抗时间的氧化而为人们代代传颂，最根本的还在于它们带给人的精神鼓舞和启示。正因如此，千百年来人们不仅通过诵读经典来完成发蒙教育，而且还将其作为传递价值、信念、传统，培育人格，塑造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材料。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都高度重视文学训蒙树人的重要作用。


谈到吴思敬的治学生涯，人们通常都会追溯到他197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读〈天上的诗〉兼谈儿童诗的幻想》。吴思敬曾谈到说，当时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四人帮’倒行逆施、极左政治的反感”，“感受到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深情厚爱，对‘四人帮’的鄙视与愤慨”。可见，吴思敬走上诗歌研究的道路，其起点并不是因为什么文学内部研究或是外部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是出于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感，出于对正常、健全人格的追求。日后吴思敬虽然主要从事文学研究而非诗歌创作，但他一直非常看重诗人的人格特征。吴思敬曾对“七月派”诗人颇下了一番功夫，对胡风、绿原、牛汉等逐一做了品评。谈到胡风，吴思敬认为他是“一位抱着为真理献身的心愿而向前突进的精神战士”；关于绿原，吴思敬看重的是他“思想上也获得了真正的解放”，“真正拥有海一般宽阔的胸怀”；提起牛汉，吴思敬称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品与诗品达到完美统一的诗人”。着眼于诗人的精神人格，这事实上成为了吴思敬诗歌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特色。吴思敬的学术文章，尤其是那些诗人论，不仅对作品做了深入、透彻、全面的分析，而且还鲜明地体现出对健全人格的钦慕和赞颂。比如在关于辛笛的研究中，吴思敬着重引述他的遗言说“时刻记住：做人第一，写诗第二”。所以尽管吴思敬主要从事理论研究而非诗歌创作，但他的许多成果体现出鲜明的育人意识，具有“诗教”的特色和功效。


吴思敬十分看重新诗的“自由”，有的研究者曾将其诗学思想概括为“自由的诗学”，这也得到了吴思敬本人的认同。“自由”也可以说是吴思敬的“诗教”思想的核心。吴思敬曾多次谈到老诗人蔡其矫在被问起“新诗最可贵的品质”时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自由。”对此吴思敬深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对新诗品质的最准确的概括”。对于诗歌来说，“自由”外在的通常表现为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方法，内在的则主要体现为独立思考的意识和品质，这两者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尽管声誉日隆，但他一直关注来自基层的青年诗人，对各种艺术探索持宽容、鼓励的态度。进入新世纪，吴思敬在首都师范大学积极推动以扶持青年诗人为主的“驻校诗人”制度。吴思敬的研究经历也正充分体现了对“自由”的追求。而且值得深究的是，何以吴思敬对“七月派”情有独钟？除了理论研究的兴趣之外，原因恐怕还在于“七月派”诗人罹受苦难，仍然不失赤子之心，敢于冷静而大胆地审视自己和社会。借讨论牛汉，吴思敬剖析自己说：“我对那些人品与诗品俱佳的诗人更怀有十二分的崇敬。”“自由”不仅是吴思敬评价诗歌艺术品质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对健全人格的首要定义。借邵燕祥之口，吴思敬强调：“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


吴思敬的诗歌研究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担当，他强调诗人决不能脱离生活、漠视苦难，而一定要俯下身来扎根大地、关怀现实，要“在改变自然、社会和人的伟业中实现自我，做一个大写的人”。在习诗早期，吴思敬曾密切追踪过“朦胧诗”，国内第一篇关于顾城的评论就出自吴思敬之手。随着当代诗歌的演变，吴思敬认为“80年代的诗歌是精英化的，90年代则可以说是平民化的”，他认为诗人们应当“从身边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进入新世纪他又指出“面向底层”是“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在其担任主编四十余年的《诗探索》上还一直设有“姿态与尺度”栏目，聚焦那些卓有特色的中青年诗人。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路径，吴思敬多次谈到社会大变革背景下诗人的角色定位问题。在他看来，优秀的诗人必须具备高洁的品格，要自觉担负起社会使命感，要“使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相对接”，“把自己的生命和诗融合起来”，只有不负时代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


进入新世纪，中小学诗歌教育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吴思敬认为，语文教育要回归到激发学生的创造才能、培育学生独特性思维、塑造人的灵魂的本位上来。在他看来，青少年阶段离童心不远，而“诗和独创有一种先天的联系”，最适宜于学生们调节心性，涵养心灵。他认为，诗歌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培养诗人，而在于“培养民族精神”，这同儒家的“诗教”精神是完全契合的。吴思敬曾总结到，诗人应当是“一个呼唤心灵自由的人”、“一个葆有童心的人”、 “一个既要仰望星空又要俯视大地的人”、“一个神圣的命名者”。可以说，吴思敬对诗人的定义包含了人类最美好的品德，是对现代理想人格范型的呼唤和期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诗教思想本质上是以树德立人为根本目的的。吴思敬把诗歌作品看成诗人道德品质的文学化表达，注重诗人的思想层次和精神境界。吴思敬的“诗教”思想和实践对当下有许多启示。第一，无论从事诗歌创作还是诗歌批评，都应该葆有“仁者爱人”的诗心，应当积极追求真善美，这其实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经验。沈从文说自己追求“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汪曾祺说创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创作应当享有自由，但是也应当对社会、对历史有所贡献。第二，新诗的诞生、发展是同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相同步的，百年新诗多姿多彩、气象万千，是吾国吾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合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审美偏好和精神需求，其中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德育资源和育人潜能，这些在今天的教育实践当中理应受到重视。第三，要充分意识到传统的“诗教”既是理念也是方法，思想观念教育不能生拉硬拽、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流于形式，在教育过程中要重视美感，要珍视情感的共鸣，要尊重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这些其实也正是马克思所期待的“人的解放”。从这个意义来说，审美教育和思想教育是内在一致的，因而诗歌教育在当代教育体系中应当大有可为。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