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我读鲁迅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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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我读鲁迅四十年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后记


来源：《扬子江文学评论》　　陈平原　　


一


师友中多有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自然得学会藏拙，平日里从不卖弄这方面的学识，更不要说精神境界了。可实际上，我读鲁迅四十年，也算是别有心得，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小时候，看父亲擦桌子，小心翼翼地挪动那尊鲁迅石膏像，明白这老头很值得尊敬。“文革”中，眼看众多现代文学家都被横扫，唯独“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逆反心理油然而生，对于阅读鲁迅兴趣不大。插队务农期间，虽也努力读书，但没跟鲁迅真正结缘，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上大学后，读书条件好多了，历经一番东奔西跑上下求索，先是对西方现代文学及文论感兴趣，直到1982年初在中山大学跟随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先生念硕士研究生，方才开始认真阅读鲁迅的书。


现如今，家中藏书不少，可很多深藏不露，一辈子难得打几回照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个例外，自我问学以来，一直站立在书桌边随手可及的位置。我在此书第一卷扉页上写着：1982年9月3日购于广州。考虑到那年初春我刚读硕士生，家境也不富裕，马上买下这套出版不到一年的新书，想必还是很有阅读热情的。日后虽也收藏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但最常用的还是这一版。


不时翻阅1981年版《鲁迅全集》，带着我整个求学过程的心境与体温。那既是经典文本，也是学科指南。此版注释虽有时代局限，但我仍将其作为现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使用。此书第十六卷包含《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在没有电子检索的年代，可借此随时找到我想了解的现代中国的人物、著作、报刊、团体、事件等。且因鲁迅著述牵涉面极广，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查找注释便可手到擒来。若需进一步探究，再去寻觅专门著述。这个阅读的秘密小径，我相信不少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都能悟出来。


在中国学界，鲁迅研究属于显学，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都以鲁迅为思考的重要支点，我也大体如此，只是表现得不太突出。严格意义上，我不能算鲁迅研究专家。不要说导师王瑶先生，师友中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还有同辈学人汪晖、王晓明、孙郁等，都比我对鲁迅有更专深的研究。而我熟悉的日本学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中岛长文、尾崎文昭、藤井省三等，也都是一等一的鲁迅研究专家。即便如此，并非鲁迅研究专家的我，还是写下了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略为清点，几可编成一册专书：


1）《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初刊《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收入我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韩文译本刊[韩]《中国小说研究会会报》第34号，1998年6月，收入我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999/ 2005/ 2010）。


3）《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日文译本刊[日]《飙风》第32号，1997年1期；收入《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鲁迅其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鲁迅报告》（新世界出版社，2004），以及我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等。


4）《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0期，收入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2018）。


5）《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7、8期；收入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2018，英译本，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


6）《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2005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十年论鲁迅——鲁迅研究论文选（2000—2010）》（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英文译本刊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 Volume 1 , Number 2 , May 2007；收入我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7）《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收入我的《想象都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8）《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学术月刊》2017年第8 期。


9）《“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


10）《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香港]《中国文学学报》第9期，2018年12月。


11）《二周还是三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周建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12）《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文艺争鸣》2020年第4期；收入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这里清点的都是专论，不包括我众多现代中国小说史、散文史、学术史、文化史中随处可见的引述与评说。但稍作观察不难发现，我阅读鲁迅的视角与论述的立场远离学界主流，更多关注身为“学问家”与“文体家”的鲁迅，而不是阐释鲁迅何以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种非典型的鲁迅研究思路，与我自己的学术路径有关——1980年代的比较文学视野，1990年代的学术史立场，新世纪的文化史与文体史研究，一直到今天，我谈鲁迅，也都是为了更多触摸那个天才辈出的时代，而不是表彰孤零零一个伟人。这种立场，决定了我在中国的鲁迅研究界，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


好在我从不以“鲁迅研究专家”自居，这回为《〈中国小说史略〉校注》撰写后记，略为引申发挥，谈我阅读鲁迅的四十年，借此呈现个人阅历、时代风云、思潮起伏以及师友情谊的互相纠缠。


二


我多次谈及，对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的引入至关重要。我的第一部著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曾忝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0）。“不过坦白交代，本来得的是二等奖。考虑到获一等奖的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获不获奖对他们无所谓，乐老师灵机一动，将一等奖变成了特等奖，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升级了。善解人意的乐老师说，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好处，他们需要填表。”（《大器晚成与胸襟坦荡——在〈九十年沧桑〉新书发布暨讨论会上的发言》，2021年4月14日《中华读书报》）此书乃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只不过有明显的比较文学印记。其中体现影响研究方法的有《许地山与印度文化》《娜拉在中国》，而属于平行研究的，则是《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后者很能代表我硕士阶段阅读与写作的特点，用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的话说，那就是“才华横溢”——“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中华读书报》2019年9月4日）


此文写于1983年10月，那时我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念硕士二年级，读书不多，但思维活跃，居然能写出如此“异想天开”但又不无道理的论文来。真是初生牛犊，研究鲁迅，一上手就选择号称最难解说的《故事新编》。此前，北大名教授王瑶先生刚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刊行的《鲁迅研究》第六辑上发表《鲁迅〈故事新编〉散论》，此文乃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长篇报告，收入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北京大学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论文集》以及第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是“文革”结束后王先生最为重要的论著，直到今天还被不断引用。此文最为关键的突破，是用传统戏曲中的二丑艺术来解说《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而年少气盛的我，竟然不管珠玉在前，另辟蹊径，引入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布莱希特，从“间离效果”入手，来解读《故事新编》。


我那篇初刊《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的《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是这样开篇的：


20世纪30年代，东西方的两个伟大作家同时进行着一场伟大的艺术探索，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到两个作家，像他们那样离得那么远而又靠得那么近——这里指的不是空间的间隔和时间的契合。就体裁而言，一是小说，一是戏剧；就题材而言，一是古代，一是现代，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就美学倾向而言，两者却是那么接近：同是间离效果，同是理性主义，同是喜剧情调！


这种表层结构的矛盾与深层结构的和谐的辩证统一，突出地体现在《故事新编》与“史诗戏剧”各自的理论支柱上。如果做整体把握，《故事新编》有两大支柱：一是历史的现实化，一是小说的戏剧化；“史诗戏剧”也有两大支柱：一是现实的历史化，一是戏剧的史诗化。


经由一系列认真但又简陋的“平行比较”，此文的结尾是：


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把现代艺术的理性、抽象与民间艺术的单纯、自然结合起来，矛盾空泛博大，主题单纯深邃，似乎很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又似乎很复杂，千言万语也说不清；似乎很透明，一望到底，又似乎很浑厚，望不到边，探不到底。对这样内涵丰富的艺术珍品，有必要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只是切了两种艺术探索相接的一个面进行考察，至于探索者整个的创作历程、创作思想和创作个性，则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


多年后重读，我还是感叹自己当初的勇猛精进。此文立意不错，但学养欠缺，论证粗疏，在学术史上没能留下深刻印记，但我相信王先生读后，对此等自由驰骋的思路以及大开大合的笔墨，会留下深刻印象。


围绕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两个口号”的论争，改革开放初期，李何林主持的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室，与沙汀和陈荒煤主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展开了激烈论战，前者因其地处北京西部的阜成门而被称为“西鲁”，后者因地处京城东部的建国门被称为“东鲁”。此外还有代表冯雪峰立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因其地处朝阳门内，简称“中鲁”。对于像我这样的外省青年来说，雾里看花，完全看不懂，更不会主动介入。日后到北京读书及工作，发现我的朋友圈基本属于“西鲁”，而当初刊发我论文的则是“东鲁”。“东鲁”的《鲁迅研究》集刊及双月刊由鲁迅研究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可惜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西鲁”的《鲁迅研究动态》1982—1985年不定期发行，1986年起改为月刊，1990年改刊名为《鲁迅研究月刊》，现在仍然很活跃。


撰写《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时，我刚刚入门，没有多少学术积累，关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的论述更是现炒现卖，因我不懂德文，用的都是中译本。没想到此文发表后，引起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黄继持教授的强烈兴趣，竟专门跑来中山大学研究生宿舍找我聊天，还送我一大堆中外文的布莱希特研究资料。实在很惭愧，我辜负了他的期望，没能在这个题目上进一步开拓进取，更不敢再涉足布莱希特研究。


三


我谈鲁迅的文章，传播最广且影响较大的是《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此文撰成于1993年，可要想溯源，必须从六七年前说起。记得是198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王瑶先生让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话：“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这个发言很受重视，好多朋友劝他把这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经营，可他精力不济，希望有更多年轻朋友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加盟。第二年夏天，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投入王先生主持的“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见《王瑶先生的最后一项工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书城杂志》1995年3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998）。


当初关于近现代学者二十家的选择，还有各章作者的敲定，都是王先生亲力亲为。我被指定撰写鲁迅与胡适两章，一开始颇为忐忑，因王先生的名著《中古文学史论》乃承继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来，且对于“学者鲁迅”，王先生是有自己一整套看法的。看我有点迟疑，王先生笑着说：“怕什么，有我保驾护航呢。”说完，随手递给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小说史大略》，要我拿回去参考。此乃鲁迅在北大课堂的第一份讲义，整理本附录原西北大学中文系单演义教授的《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由此引发我对北大课堂/讲义与鲁迅学问之间的关系的长期关注。


岳父刘岚山是诗人、编辑家，听说我要研究学者鲁迅，从书柜里拿出珍藏多年的1930年5月北新书局第7版《中国小说史略》，此乃毛边本，保存完好，虽不是关键版本，但也值得珍惜。专业上岳父帮不上忙，但他推荐我去找隔壁楼道的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那是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及好友。林先生著有《鲁迅事迹考》《鲁迅述林》，参与编辑注释《鲁迅全集》，其《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的成就及其特色》（《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对我日后谈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大有启发。


完成《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后，调整好心态，我开始钻研学术史上的鲁迅。作为试探之作，结合那时我正从事的小说类型研究，我撰写了《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感觉效果不错，这才开始动笔撰写《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此文以“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与“世态人心”三个关键词来描述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论述颇为深入，可我本人更看重第五节“学界边缘”：探讨鲁迅晚年文学史著述的“中断”，由此窥测其学术思路。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此后10年，鲁迅大致执行此方针，写下大量于国于民“有益的文章”。只是“余暇时做”的文学史著述，不免因此被冷落——不仅因无法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更因杂感的思路本就不适于学术研究。在鱼与熊掌无法兼得的情况下，鲁迅选择了杂文；只是对放弃自认擅长的文学史著述于心不甘，故不时提及。作为一个如此成功的杂文家，很难设想其能同时“冷静”地穿梭于古书堆中。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如此曲终奏雅，虽说是水到渠成，可也包含某种个人感慨，其中奥秘，或许只有放在20世纪90年代的特殊语境，且参照我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初刊《读书》1993年第5期），才能充分领会。


此文刊出后，中外学界一片叫好，眼界很高的神户外国语大学中岛长文教授亲自操刀，将其译成日文，刊《飙风》第32号。作为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中岛先生曾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东京：平凡社，1997），至今我的书柜里还藏有他题赠的大书《中国小说史略考证》。此书内页写着：“谨以此书献给王得后先生。”这不是某大书局的公开出版物，而是作者2010年9月30日根据本人连载于《神户外大论丛》和《中国文学报》的诸多论文抽印本合订而成，我们得到的是“限定四十部之十八部”。


四


王瑶先生对于“学者鲁迅”的承继并非只表现在具体见解上，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对此有专门阐述：


鲁迅对魏晋文学有精湛的研究，长期以来作者确实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这不仅指他对某些问题的精辟的见解能给人以启发，而且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著作以及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


类似的表述，多次出现在王瑶先生八十年代撰写的诸文中，既是“自报家门”，又阐发了学术理想；当然，也可作为先生一生治学的自我总结（参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中樊骏的《论文学史家王瑶》及钱理群的《王瑶先生文学史理论、方法描述》等）。作为及门弟子，我对此深有体会。


20世纪90年代，我在北大中文系曾三次开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专题课（1992/1995/1999），有通读全书，有注重明清部分，有专门研读注释，也有接着说的——但不管哪种路径，我都会强调文学史观及方法论。可惜那时不用电脑写作，讲课大纲及参考资料等全都不知放置何处，一时半会找不到。


约略与此同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先生为河北教育出版社主编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拉我入伙。这套主要在1996年8月推出的大书，我负责《章太炎卷》和《胡适卷》，此外还有《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卷》中的鲁迅部分。针对1996年底《中华读书报》刊登刘梦溪先生为这套丛书撰写的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李慎之先生在《开放时代》1998年10月号上发表了《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先生认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学问，才能列为“现代学术”；而在他看来，马一浮了无新意，钱基博也太老旧了，应该选的是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至于谈鲁迅，与其选《中国小说史略》，还不如选《阿Q正传》。如此立说，明显是从革命家立场出发，注重政治与思想，忽视学问的价值。李先生的批评，有的很深刻，比如谈“学术经典”不该独尊人文学，应该兼及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有的则很偏颇，比如将《阿Q正传》看作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参见《“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7年5期）。


按照丛书体例，我必须撰写一则一千多字的《鲁迅先生小传》，描述传主的学术风貌。如此言简意赅，需要举重若轻，实在不容易。当初颇费心思，斟酌再三，至今读来，还是能站得住。这篇“小传”的后半部分，涉及我对学者鲁迅的大致评判：


先生文名甚高，以致作为学者的深厚功力及独特见解，为其文名所掩。从1907年撰写《摩罗诗力说》起，先生一生发表许多精彩的文学论文。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先生深知创作甘苦，品评作品常能体贴入微，道常人所未能道。而对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洞识，更使其文学论文有深厚的历史感。


先生一直有意从事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并为此积极准备，直到去世前不久还在购买文学史的资料。20年代，先生撰写了带有开山意义的中国文学专史——《中国小说史略》，又完成部分文学通史的写作——《汉文学史纲要》，二者都是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然先生抱负甚大，此后发表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在研究思路和史识上，都有超越前两书之处。先生在30年代多次表示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而且已有了若干章节的写作方案，只可惜终成广陵散。


先生撰史，主张先从长编入手，但又强调文学史不同于资料长编。前者体现其与清代朴学家的精神联系，后者则凸现其超越清儒的现代学术品格。先生治学重校勘辑逸，力图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反对空发议论。《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难以超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先生此书是以辑校《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三书为其根基，非同时众多率尔操觚的才子可比。先生治史，善于抓重点文学现象，并由此深入开掘，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确是大家风范。


先生晚年很少写作学院派的学术论文，但其杂文中仍不时体现其文学史思考。只是由于杂文体式的限制，必须换另一种阅读眼光，方能理解和欣赏先生的学术思路。


我对《中国小说史略》情有独钟，曾自告奋勇做“笺证本”，想将鲁迅以前关于小说史研究的成果全都融合在内，做成一个学科创立及成长的标本，可惜没有成功。倒是应李庆西兄之邀，制作《“名著图典丛书”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反而让此名著“图文并茂”的愿望很快实现。


1988年11月18日，我在海淀文化书社购得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翻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二次印刷的英文版《中国小说史略》（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当初选购此书，不是为了学英文，而是看中那22幅铜板印制的插图。20世纪90年代初访问日本，收到东京大学教授丸尾常喜赠送的译作《中国小説の歴史的変遷——魯迅による中国小説史入門》（凯风社，1987）。此书印制之精美，兼及版式、纸张与插图。这让我大受刺激，希望有图文并茂、可观可赏可读可玩的“史略”，能长期屹立在我的书桌上。浙江文艺版开本及图像偏小，不尽如人意，但愿这回浙江人民版能让我扬眉吐气。


2021年底，北京三联书店推出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其中第一章《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我此前的若干文章改写的，没有多少新意。倒是此书“小引”中的这段话有意思：


在中国，“小说评论”早已有之，“小说史学”则只有一百年历史。具体说来，1920年可视作中国“小说史学”的元年。理由何在？这一年的7月27日，胡适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水浒传考证》，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这一年的8月2日，鲁迅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专门讲授中国小说史，1920年12月24日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台。一是发凡起例引领风气的长篇论文，起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现代大学设立的正式课程，可培养无数专业人士。


经由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的积极推动，作为“学术研究”的“小说史学”迅速崛起，百年之后，已然蔚为奇观。就在“小说史学百年”这个节骨眼上，因新冠疫情改为线上授课，促使我完成了《小说史学面面观》这册小书。


五


进入21世纪，我关于鲁迅的阅读与写作有更多面向的展开，但都不在主流视野中。《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与《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主要着眼点是新诗如何经典化，对于胡适研究的意义远大于鲁迅研究。《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涉及的话题很有趣，那就是考辨鲁迅1924年的西安之行，除了努力钩稽、复原鲁迅的“杨贵妃”小说或戏剧创作计划，我着重阐述：作为思接千古、神游万仞的小说家，到底该如何复活那已经永远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以及怎样借纸上风云，重建千年古都长安。与众多相信鲁迅无所不能的研究者不同，我认为鲁迅对作为城市的“古都”颇为漠然，而对作为历史的“古人”极感兴趣，故其知识储备及敏感点，必定在“时间”而非“空间”。如何“遥想汉唐盛世”，靠传世诗文来复原唐代长安的生活场景，虽也有效（如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的《长安之春》），却不无局限。对“古都”的想象与复原，需要历史、考古、建筑、美术等诸多学科的支持。从收藏以及阅读不难看出，鲁迅有史学的眼光、美术的趣味以及金石的学养，但对日渐崛起的考古学、建筑史以及壁画研究等，相对陌生。文章结尾是：


鲁迅放弃长篇小说或多幕剧《杨贵妃》的写作，对后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遗憾；可经由对这一“故事”的剖析，呈现城市记忆、作家才识以及学术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促使我们探讨古都的外在景观与作家的心灵体验之间的巨大张力，思考在文本世界“重建古都”的可能性及必经途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此文写作时间很长，2006年10月初稿，提交给当年11月1－6日在西安举办的“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我与王德威合作主持的系列会议之一，必须身先士卒，拿出像样的成果。此文2007年12月修订一遍，不过瘾，2008年7－9月再次上马，前后琢磨了三年，方才最后定稿。


同样推敲多年的是初刊《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的《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最初是2001年11月9日演讲于日本东方学会第51届年会，2002年12月20-29日二稿于台北长兴街客舍， 2003年12月25-31日三稿于京北西三旗，2005年1月6-10日定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谈论学者鲁迅，不仅为表彰《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创意义，我更希望关注鲁迅的学术理想、治学方法，乃至其别具一格的述学文体。论文前三节“文体家的别择”“论著、杂文与演讲”“古书与口语的纠葛”，依旧中规中矩，自认为最具突破意义的是第四节“直译的主张与以文言述学”：


宁可译得不太顺口，也要努力保存原作精悍的语气，这一翻译策略的选定，包含着对于洋人洋书的尊重；同理，对于古人古书的尊重，也体现在述学文体的选择。……辨析传统中国学术时，弃白话而取文言，这与翻译域外文章时，尽量保存原有的语气，二者异曲同工。或许，在鲁迅看来，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或学术精神，与其所使用的文体血肉相连。换句话说，文学乃至学术的精微之处，不是借助、而是内在于文体。


……世人之谈论“文体家”的鲁迅，主要指向其小说创作；而探究“鲁迅风”者，又大都局限于杂文。至于鲁迅的“述学之文”，一般只从知识增长角度论述，而不将其作为“文章”来辨析。而我除了赞赏《中国小说史略》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还喜欢其述学文体。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是经得起再三阅读与品味的“好文章”。


直到今天，我还是坚持这个论断，而且认为，这种“文学乃至学术的精微之处，不是借助、而是内在于文体”的研究思路，有很大的生长空间。这个话题，在我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


六


若问我的鲁迅研究有何特点，看得见的是注重“学者鲁迅”，比较隐晦的是并不独尊迅翁。十年前，接受媒体采访，谈我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师承以及文体，何时提出“压在纸背的心情”，以及为何同时经营专著与随笔等，这些都很平常，只是问及“如果要您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您会选择谁”，我的回答出了问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刘师培、周作人、胡适。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既然是“尚友古人”，为何要求“择一而交”呢？又不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侯思铭：《陈平原：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第19期，2011年9月5日）。


说是八人，但因王国维与刘师培的学问比较专门，常在我及我的研究生们眼前晃动的，主要是其他六人——谈及晚清与“五四”，不管什么题目，都必须考虑他们的立场及反应。前半段没问题，引起争议的是最后一句。虽然我解释“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的说法乃互文修辞，还是会被抗议：难道胡适可以跟鲁迅相提并论？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说法，认为这么说贬低了鲁迅。可我确实认定，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政治，最合适拿来与鲁迅相提并论的，还是胡适。基于此信念，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2014年秋）与北京大学（2015年春）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鲁迅与胡适”。不同点在于，在港中大我多讲鲁迅，因那边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课程；而在北大，鲁迅研究是主流，我必须更多为胡适辩护。


近年所撰几篇涉及鲁迅的文章，如《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2017）、《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2018）、《“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1920年代的美文》（2018）、《二周还是三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周建人》（2019），自认为都写得不错；当然，最得意的还是第一篇——讨论铸剑复仇与鹦鹉救火到底哪种策略更有效或更值得推崇，以及“杂感”与“论文”的缝隙如何积淀乃至内在限制了鲁迅、胡适各自的政治立场、精神气质与论述方式：


就以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同样，胡适也是我的精神导师。这么说，估计很多人不能接受，他们更习惯于“独尊一家”，非此即彼。可我的“万神殿”里，供奉的远不止一两个偶像。不同偶像之间会有缝隙与矛盾，这个时候，你可以左顾右盼，互相敲打与质疑，借此锻炼自家的心智与境界。


读鲁迅/胡适的书，不一定走鲁迅/胡适的路，有时候是个人能力有限，有时候则是外在条件不允许。与其高自标树，尽说漂亮的空话；不如脚踏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这里包含我对大道朝天、文化多元性的理解，还有对人生局限性的深切体会。


2022年1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