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务实的启蒙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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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务实的启蒙思想者


来源：学习时报　　何山石　


唐甄是我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他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但是世人往往忽略了唐甄的启蒙思想价值及地位。唐甄的为政治理思想颇有见地，其政论主要见于所著《潜书》中。《潜书》共97篇，既论学理，亦论治理，包罗宏富。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及此书：“这部书有粗浅语却无肤泛语，有枝蔓语却无蹈袭语，在古今著作之林，总算有相当位置。大约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干《中论》、颜之推《家训》之亚也。”对唐甄其人其书以及在思想史中的地位，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唐甄特别关注吏治廉洁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关系，这是唐甄政论思想的重要内容。例如，他在《任相》篇中描述的“亡国之道有十”，就将“百官好利而无耻，国亡”列入其中，并且敏锐指出，“明君或蹈之，不必暴乱如桀纣者也”，意思就是贤能的君主，也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唐甄认为，官员贪污，危害大、隐蔽性强，为政者必须明察。


浸透于《潜书》中的民本观念，是唐甄思想最难能可贵的内容。唐甄的民本思想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在《潜书》的开篇“辨儒”“宗孟”等篇中，唐甄就将自己的思想建基于“儒者计功”这样的基石上，将儒家重事功、重实践的思想纳入自己的政治观点中。同时，唐甄将“儒者计功”的内涵，又具体化为孟子的重民生、养民人的思想，将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这种细腻的、实实在在的“养民”主张，植入自己的民本观念中。所以，唐甄的民本观念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章太炎在《征信论上》一文中谈道：“两本孟子、孙卿。王守仁以降，唐甄等已开其题端，至戴氏遂光大之，……”认为唐甄的思想与王阳明、戴震等大儒一样，与孟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肯定了唐甄在王阳明之后的清初时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唐甄对民本思想的推演，客观上对儒家传统治理思想起到了很大推进作用。这种推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廉洁”。在《潜书》的“考功”等章节中论及官员考核时，唐甄反复强调官员廉洁与养民爱民之间的关系。唐甄说：“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饥饿，犹乳母而无乳者也，是可谓之良吏乎？”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官吏廉洁的第一标准，就是能让老百姓“丰财”、能让民得“厚利”，而非“廉止于洁身”。唐甄更为看重的，是官员为民生谋福祉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洁身自好，“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唐甄系“蜀中唐门”后人，其十一世祖唐瑜曾是明成祖朱棣的授业恩师，而唐瑜的先祖唐介，在北宋神宗皇帝时任宰相。由于出身于世代业儒的家族，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唐甄的影响很深。唐甄本人只做过短期的县令，此后一直为民，几乎贫困一生。他看多了官场中沽名钓誉的假廉洁者，也更了解社会底层百姓的苦难，因此写出了“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伏于民”的言论，痛感为官要真为民是多么重要。


唐甄对廉洁的诠释，涉及很多治吏的具体举措。《潜书》一书，唐甄言及为政治理，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为养民，一为治官。关于如何使整个官僚机构高效廉洁等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在“省官”一篇中，唐甄论及精简结构与官员廉洁大有关系：“官多，则禄不得不薄；禄薄，则侵上而虐下，为盗臣，为民贼。故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焉。”他认为，官多禄薄，一定会使官员突破为官底线，为获私利而铤而走险，滥用公权，“贪如狼”之辈在官场中大量出现，是必然之事。所以，唐甄主张裁汰冗员，使整个官僚机构高效廉洁。在《潜书》的“任相”“卿牧”“省官”“用贤”等诸多篇目中，唐甄都论述了如何治理官吏、如何使官员廉洁，这是他“尚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吏治廉洁的深入思考，也使唐甄对“贪”的理解比较深刻。例如，在“富民”篇中，唐甄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焉。”一般情况下，对于暴征苛敛，人们视之为洪水猛兽，痛加挞伐。但对于官吏贪污的危害，则其痛感不如重赋来得深切。而唐甄则认为，天下最大的危害就是官吏贪污，“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官员到处都是，没日没夜贪盗民财，不动声色，名正言顺，何其可怕！所以，唐甄惊呼：“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将唐甄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治理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唐甄更加注重从吏治廉洁的角度切入对治理的思考。在《潜书》的“权实”篇中，唐甄言：“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其大意是强调为官理政，重在为民办实事，能将为民办实事的措施、想法等落到实处。实，就是不做表面功夫，不玩花架子。唐甄重视实用、强调治理之道贵在实干的观点，都体现了他对社会发展认识的深度，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至今仍留给后世诸多启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