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夏济安是华语文学星空中一个闪亮的名字。他的文学翻译臻于化境,堪为经典;他以英文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美国一流的文学刊物;他创办的《文学杂志》培养了白先勇等一批青年作家,引领了当代台湾地区文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术研究跨越中西,沟通古今,兼顾雅俗,开疆拓土,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凡此种种,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可惜,1965年2月,夏济安骤然辞世,壮志未酬,留下了许多遗憾。他当时正在参与陈世骧教授领衔的新中国“术语”(terminology)研究的计划,已经完成了《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 Metaphor,Myth,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1)和《下放运动》( 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3)等3本英文小册子。虽然他内心觉得做这些研究“很滑稽”,只是将其视为糊口的手段和“消遣”的方式,但是他不满意同事干巴巴地将“语言”与“人生社会”割裂开来的写法,希望追求《纽约客》“娓娓道来”的风格,所以花了不少时间做了大量的卡片,“建立理论线索”(夏济安2018:343)。他把这些术语视为某种“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仔细分析其中的问题与意义,包括了言说习惯、社会习俗、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以此梳理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运动,并且由此及彼,牵连出更广阔的“文化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夏济安2019:150)。与此同时,他真正有兴趣的,还是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以及左翼文学运动之后当代文学谱系的研究与阐释。夏济安关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后来已结集为《黑暗的闸门》出版,已然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而关于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包括了大陆文学和港台文学)的研究,随着他的去世戛然而止,除了“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等少量论文外,都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幸好,在夏济安与弟弟夏志清的通信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当代文学的讨论,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梳理夏济安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立场与观点。
应该说,夏济安对1949年以后的港台文学尤其是台湾的当代文学是相当熟悉的,他本人其实也是参与者和引领者之一。由于“术语”研究计划及各种学术会议的邀约,夏济安又开始涉足自己原本不太熟悉的大陆文学,比较多地关注和阅读“延安讲话”之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所涉及的作品,既有《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山乡巨变》《红日》《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苦菜花》《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百炼成钢》等耳熟能详的名著,也有《六十年的变迁》《战斗到明天》《女副社长》《杜大嫂》《第一年》《1957年短篇小说选》《十年短篇小说选》等籍籍无名的作品。无论是有名还是无名,夏济安的评说往往独辟蹊径,别具只眼,发人所未发。他自己对通俗文学一直情有独钟,敏锐地发现“《红旗谱》有些地方学《水浒》。《吕梁》《新儿女》等是学平民小说”,提出“中国旧小说给‘中共’新小说的影响”的问题值得关注(夏济安2019:38)。面对《创业史》《山乡巨变》的宏大叙事,他看出小说里面的世界,“其实很像Balzac(巴尔扎克)所描写的乡村生活:乡下人的愚而诈,他们的极端贪财自私”(45)。他读到《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发表的路翎《洼地上的“战役”》,觉得“文章极好,颇有同海明威Bell Tolls(即《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相似之处”,马上向夏志清推荐(30)。当然,相比较而言,他对港台同时期小说的评价要远高于对大陆文学的评价,比如他很欣赏《书剑恩仇录》,认为这样的武侠小说“文字流利,情节离奇,高潮迭出”(夏济安2018:216)。不管怎样,夏济安对大陆当代文学点到即止、并不完整的评说,其实与《黑暗的闸门》中对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一脉相承,都着力于发掘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抒情声音与微妙内爆,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写实”背后的缝隙。如果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语境,追溯夏济安1950年代以后的文学活动,则更可见出冷战背景下,夏济安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审美自觉与情感表达,显示了与政治相伴相生的文学批评的特殊价值。
一
在195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复杂。夏济安从不涉足具体的政治运动,照他的说法,“我是听见politics(政治)就怕的”(夏济安2019:76)。可是,他的文学活动、批评实践与学术研究,却阴差阳错,时时围绕着文学与政治的辩证而展开。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文学显然无法逃离政治,文学与政治如影随形。夏济安从左翼文学运动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下放运动,一路追踪下来,议题越来越政治化,实在是情非得已。一方面,他不认同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强化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他奉行文艺独立的准则,认为文学批评实无必要纠缠于政治论述。他内心欣赏的当然还是“新批评”式的批评立场。正宗的“新批评”标举“文本细读”,将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乱象排斥于文本之外,专心致志地探究上下文的语境和文本内的肌理架构,希望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夏济安1948年为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论文集所写的英文论文“怀河边的华兹华斯——《丁登寺》研究,纪念《抒情歌谣集》出版150周年”(Wordsworth by the Wye:A Study of The Tintern Poem,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esquicentennial of The Lyrical Ballads),主持《文学杂志》期间所写的“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白话文与新诗”“两首坏诗”等重要评论,都在在显示了其鲜明的“新批评”立场与娴熟的“新批评”技巧。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夏济安显然更加认同以审美为本位的观念在言说当代文学方面的有效性与正当性。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批评”何尝真正成为一种“去政治”的手段?一方面“新批评”强调文本世界自成一体,可实际上别有幽怀,审美批评不妨被视为一种隐微的修辞,反衬着政治的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新批评”也暗示了批评主体相对消极的立场,以置身事外的方式,来应对意识形态对批评的挑战。换句话说,“新批评”在理论上似乎逃离了社会、历史与政治意识形态,但是,在实践上其实还是一种历史中的行动,不妨也视为一种介入现实的重要方式。夏济安之于文学与政治,亦可作如是观。
1950年代的台湾地区文坛,“战斗文艺”压倒一切。夏济安与吴鲁芹等朋友创办《文学杂志》,试图在万马齐喑之际,为“文学”打开一片新天地。在夏济安的培养与支持下,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年轻作家跃上文坛,现代主义文学蔚为风潮。但是,既然政治挂帅,为什么《文学杂志》能在政治的漩涡中独善其身?从余光中悼念吴鲁芹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答案:《文学杂志》以及其追随者《现代文学》的运转,其实都与美国新闻处的支持密不可分,背后有着清晰的冷战背景。他说:“纯文学的期刊销路不佳,难以持久。如果不是吴鲁芹去说服美新处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志》,该刊恐怕维持不了那么久。受该刊前驱影响的《现代文学》,也因为吴氏赏识,援例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余光中)美新处是美国政府的外派机构,其使命即是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时任美新处处长的理查德·麦卡锡(Richard M. McCarthy)长期派驻东亚,1950至1956年在香港,1958至1962年在台湾,都是担任美新处处长,与宋淇、吴鲁芹、张爱玲等人均有交往。为《文学杂志》提供资金援助,一方面固然出于私谊——他与吴鲁芹过从甚密,另一方面杂志的内容与其政策立场不相违逆,应该也是重要的原因。美援文艺体制本身就是美新处的运作机制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这种不相违逆或者无关,恰恰是其政策实施的一种方式。冷战思维虽然往往非黑即白,但是由于其无处不在,也就必然出现另一种可能,就是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似乎消散于无形。有学者指出,这种意识形态传播,不是简单的政策主张,而是一种弥散的现代社会体制(institution),它意味着组织性、结构性的运作,从“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耕莘文教院、亚洲基金会、爱荷华写作班,到接受其资助的台湾个人或社团”(陈建忠208),都是其中一环。与那些诉诸白纸黑字和国家行政力量的“刚性体制”不同,该体制以无害的、独立的方式来推动西方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传播,认可纯文学和审美性思考的合法性,形成一种“软性的体制”。
夏济安洞若观火的敏锐,当然来自训练有素的文学修养,可能也来自他自己实际的创作经验。1960年代以前,夏济安更多地经营英美文学,苦心试炼英文写作的能力,早在抗战期间就构思以英文写长篇小说,希望以一个作家而非研究者的身份见知于世。他的第一篇英文短篇小说《耶稣会教士的故事》(The Jesuit's Tale),是由夏志清代为投稿给著名刊物《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s)的,该刊编辑也是著名批评家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阅读之后大为赞赏,马上刊发于头版头条,同期的纳博科夫的作品都排在他后面,起点不可谓不高。他在给夏志清的信里特别强调《耶稣会教士的故事》中“Jesuit神父所讲的故事,相当恐怖,但是symbolically(象征性)的恐怖,不是sentimentally(感伤性)的”(夏济安2015:389-390),可见他的自我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后来,夏济安又发表过一篇英文短篇《传宗接代》(The Birth of A Son),2篇小说都引入宗教的背景,借鉴福克纳意识流等西方小说的手法,呈现出哲理化小说的风貌,而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天悯人之心切”的风范(龚刚156)。这2篇小说汲汲于道德上的反思和哲学上的追求,显示了夏济安明确的审美趣味。以这样的创作实践与审美追求,再来看同时期的中国大陆文学,夏济安显然是很不满意的。幸好,他以一种平等与同情的心态来看,尽可能地进入文本世界,寻找文本世界中可能的异质的声音;就像他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一样,以历史和心理的复杂性,来揭示和理解“那些人所处的困境和经受的磨难”(夏志清xxxix)。这种“同情的批评”,也就是王德威所说的“包容力”(2016:27-31),成为夏济安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显著的特征。正如陈世骧所说:“他的‘同情’真是同鸣共感,而深入的参与到主题对象以内;他的批评真是由排比辨析直作到持平的评,更又平稳的、积极的向前推进。”(19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