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生活，去行走——记作家刘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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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生活，去行走——记作家刘醒龙


来源：文艺报　　郑 函　　



1998年夏天抗洪抢险时，刘醒龙在簰洲垸长江大堤管涌现场。


刘醒龙生长的湖北黄冈，素以“惟楚有才，鄂东为最”著称，毕昇、李时珍、李四光、闻一多、熊十力、黄侃、胡风、秦兆阳……诸多科学文化巨匠诞生在这个古称为黄州的钟灵毓秀之地。在刘醒龙看来，塑造黄冈气质的是悠悠大别山脉，黄冈土地上值得谨记与传承的事物很多，但都无法替代大别山。正是因为大别山的绵延矗立，黄冈境内的河流全都向西流，如苏东坡所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爱读书、会读书，同时又保留一份血性和刚烈之气。刘醒龙认为，“贤良方正”是黄冈人所追求的秉性，“有贤良之心灵，还需要有方正的骨骼，才可以纵横天下”。

钢与铁的夹缝中，一念文学的理想


“一点理想也没有的年轻人，配不上那段青春。比如青年工友，往往会恋上厂里最美丽的姑娘，这也是一种很可爱的理想。”1975年来到县阀门厂工作，青年刘醒龙热情地投身于火热的生产、生活中，那时他的理想不是成为一名著名作家，也不是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而是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六级车工。“那时候，听师傅们说，钳工有八级的，再好的车工也到不了八级，我就想着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六级车工。时间长了才明白，在县办小厂的破旧车床上，连四级车工的活都做不了。”2020年央视的一个摄制组来到县阀门厂拍摄纪录片，令导演惊讶的是，青年工人时期的刘醒龙不像一些工人出身的作家，总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相反，他在工厂表现出色，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刘醒龙回忆那十年车工生活，“一天到晚与钢铁打交道，今天上白班将钢坯车成圆的，明晚上夜班将铸铁车成扁的，在钢和铁的夹缝中生活，说话的嗓门比坐办公室的人大几倍。心眼再多的人，到了那样的环境，也会被坚硬的钢铁一个个地堵塞住。这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变化太大了。作为一个阅历不深的青年工人，在工厂里各方面又都比较突出，面临的选择与诱惑比一般人更多。在如此关头，一条胡同走到黑，认准文学，心无旁骛，誓不回头，这才是最重要的。”


离开阀门厂，刘醒龙先后从事过县文化馆创作员、县创作室主任、黄冈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等工作，还主编过《赤壁》文学季刊，筹办成立了黄冈地区作家协会。回顾一路走来的路，刘醒龙将这些社会生活的不同阶段视为人生的历练，“环境的改变对人心的撞击非常大，在别的职业中，改变往往意味放弃或者失去，文学正好相反，面对改变，不得不多想一些，甚至都不需要思考，扑面而来的直觉都会成为文学中最为稀缺的东西。改变得好，创造力会更好。”


刘醒龙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村支书》《凤凰琴》和《秋风醉了》都是1992年发表的，之后又创作了引起很大反响的《分享艰难》，再往后又有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天行者》。被批评界定义为新现实主义作家的刘醒龙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对不足感的破解。“人与现实的不和谐，会是文学新势力的基本出发点。当代文学与当代现实发生碰撞时的情景，很难预料，也很难控制。”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寂寞歌唱》，一改“企业来了个改革者企业就大有希望”的写法，写出另一种真实：有些人打着改革旗号，干的却是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勾当。刘醒龙回忆说，小说还在印刷厂印刷时，就被厂里的人一张张地拿出来传看，还让出版社的人带话向他表示感谢，言下之意是说，他们周边的工厂正在上演同样的一幕。“无论作家愿意或者不愿意，好的小说，总是与社会在不经意间产生互动。文学与时代本来就是命运共同体，这正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沿着长江行走，一场山水的盟约


“最难忘的是出高中校门第一站，在县水利局当施工员的那一阵，扛着5米长的测量花竿，独自在深深的幽谷中走上半天，感觉到四周所有的动静。”高中毕业后，刘醒龙成为了县水利局的一名施工员，未满18岁的他与十几位同行一道为即将开工的张家嘴水库测绘坝址和库容地形图，以及未来有可能改地造田的百里西河两岸地形图。他因此爬遍了西河两岸满是荆棘的山岭沟壑。此后，更是独自作为县里派出的“技术人员”，参与了鄂皖交界处深山中的岩河岭水库的修建。这更加丰富了他从长江边上的老家迁来大别山腹地的生活经历。尽管成长于山区，但生于长江边的刘醒龙始终怀有对水的特别执着，只要听到别人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见过长江哺育万物、温婉可亲的样子，也见过长江浩浩汤汤、奔涌雄浑的一面，“长江若犯了错又怎么样呢？天地若犯错更会如何？相比之下，文学真是一件小事，历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江洪水若是发错了癫狂，那才是万劫不复，连哭的机会都没有。”生活在长江边，见过长江最残暴的面貌便是1998年的大洪水，那年刘醒龙也在堤坝上。1998年8月下旬，刘醒龙搭乘子弟兵抗洪抢险的冲锋舟，来到嘉鱼县的簰洲垸，“一行人个个系着橙色救生衣，说是在簰洲垸看了几个小时，实际上，连一寸土地都没见着，更别说只需要看上几眼就能用目光逼出油来的肥沃原野。除了几段残存的堤顶和为数不多的树梢，我们想看上一眼的簰洲垸被滔天的洪水彻底淹没。汤汤大水之上的我们，悲壮得连一滴眼泪也不敢流，害怕多添一滴水，就会带来新的灭顶之灾，连这少数树梢和残存的几段江堤也见不着了。”刘醒龙回忆说，发生管涌的那天正午，他的妻子打电话给他。对着手机，他没有说自己正在管涌抢险现场，只说“一切都好”。那天午后两点，险情基本解除后，他与大批满身泥水的军人一道蹲在乡间小路上，痛痛快快地吃了几大碗炊事班做的饭菜。那句隐瞒了真相的“一切都好”，本是一句平常话，这种自然而然的表述，既是亲人之间相互关爱，也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景。尽管多年来社会上的认可、工作上的嘉奖、文学上的成就，大大小小的荣誉，刘醒龙获得无数，但最为他所珍惜的荣誉是：1998年夏天在抗击特大洪水过程中，被评为武汉市文学口唯一的优秀个人。“将一名写作者放到更加广阔的社会各届中做比较，这样的荣誉足以令人珍惜。”


这种对长江的天然亲近和生死羁绊，驱使他多次行走于长江沿岸，用文字丈量万里长江的境界。当他随着“南水北调人文行走”采风团队来到丹江口水库时，心中曾闪现出一个念头：这是一场与山水盟约的长途行走。刘醒龙说，自己可能是第一个将长江从头走到尾的作家，但面对长江，常常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连一滴水、一片云都不是，更别说将自己认作是来写长江的作家。他将南水北调工程从头走到尾，又将万里长江从头走到尾，刘醒龙相信，这才能抵达文学的“第一现场”。他说，无论是时下还是既往，没有到达第一现场，而将第二或者第三现场当成现实与真相的文字不在少数。与真正现实脱节的写作，很快就会显示出无效性。现场的意义有着无限的可能，远离现场，单纯读与写，那些看上去很美、很复杂的思考，很可能只是一种“非分之想”。一旦抵达现场，所思所想就会变得简明且坚定。行走的意义即是如此。


这种“行走”的态度展现了刘醒龙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文学固然给予人们一种观看和理解现实的新视角，但也只有投身于正在发生的千姿百态的现实，才能不断赋予“文学”更开阔的内涵。刘醒龙笑言，男人是习惯在原野上奔突的生物，哪怕拥有一台能够连接全世界的电脑，成年累月待在某个高档小区，也会褪色变成像是吃软饭的小白脸。在原野上自由自在地行走，走上几十天，走过上万公里，即便不是为了写作，就只是为了锻造人的性情，也是莫大的刺激。如果再以文学的名义，如此行走下来，会是对已被消耗的文学元素的超级补充。万里行走的浩然之气，不需要额外想方设法，就会自然而然地弥漫到新的创作当中。


武汉七十六日，一个普通人的在场


生活在武汉，刘醒龙也是2020年初那场惊心动魄的“抗疫之战”的亲历者，他用长达20万字的长篇纪实散文《如果来日方长》记录下了离汉通道暂时关闭的76个日夜。最初，他拒绝了多家杂志和出版社的约稿，因为当时正是所有人的艰难时刻，气氛紧张，许多事情都超乎人情常理，连每天呼吸的空气都不新鲜，尽管互联网上充满几分钟就能达到“10万+”的“真相”，但想要成为文学所能抵达的真正现场，光靠一点脑细胞是不行的，还需要开开门，走进现实深处，用自己的神经末梢进行感知。刘醒龙说，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在场感已经成为一种陷阱，越想写得身临其境，越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合格的写作、优秀的作品，其状态都应当是“在场”的。当代文学，包括小说、诗歌和散文，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其状态没有“在场”。既不在文学现场，也不在人生现场，甚至连生活现场都不在。


今日回望，他依然认为，疫情之初那些铺天盖地的文字，只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元素，并不是文学本身。疫情暴发之初，病毒是什么性质的，病毒在流变过程中如何置人死地，病毒的破坏性该如何战而胜之，这些万众关切的问题，是与文学毫不相干、须得用纯粹科学技术应对的难点。那时能够写下的相关文字，只有一次次对支援武汉的人们表示感激的句子。


疫情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惑，迫使人们对自身的生活、生命进行审视。特别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来不及研究，只能依靠个人的基本经验和品质即时进行判断。武汉战“疫”，对全中国是一次闭卷考试，对每一个生命个体也是一次闭卷考试。在囿于斗室的日子里，刘醒龙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像普通人一样害怕，像普通人一样焦虑，像普通人一样热爱，像普通人一样勇敢，像普通人一样尽可能不去打扰他人，在力气能及的情况下做好自身防护。“‘封城’那一阵，老记着自己是个作家，是不道德的。”关于疫情的大部分文字是他作为普通人一天天慢慢积攒起来的，积攒到后来就成了一本书。“如果有谁在这本书里面读出一个作家的影子，那就是这本书的一种失败。”刘醒龙说，“这是由一千一百万普通市民中的这一位亲自写成的，是身陷疫情险境中的这一位为应对万一而写的与妻书、与儿女书和致慈母书，也是一位普通武汉市民、普通中国人写给他所热爱的城市、他所热爱的祖国、他所热爱的时代的致敬书。”


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临终时留下遗言，要自己的后人宁肯回老家种地打鱼，也不要再搞什么文学。刘醒龙认为，相较于那些没有灵魂与血肉的写作，真的不如过一种种地打鱼的日子。特别是经此一疫，世人更应当明白，文学不是以作家身份进行创作，必须是以人的身份进行再造。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献。灵魂与血肉，就是灵魂，就是血肉，舍此之外，与其他任何东西无关。而文学的灵魂与血肉，应当是此生此命有没有为划时代的出现而分享过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