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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长篇小说未成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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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6 09:31: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沈从文长篇小说未成的背后


来源:北京晚报  王道  


1960年的6月下旬,对于作家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转折点。从这一时期开始,已经声明“转行”到文物学上的沈从文又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而且还是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的计划。


这年的6月25日,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河北宣化,去调查采访张兆和的堂哥张璋(原名张鼎和),一位在参加地下革命时牺牲的烈士事迹,虽然之前曾写过短篇小说,但仍觉得还有极大的发挥余地。在此之前,沈从文曾多次致信给家人和朋友,对这次创作可谓是自信满满。只是最后这部令人期待的作品并没有完成,只留下一些初稿被编入《沈从文全集》。


到底为什么没有完成创作呢?当时接受采访并与沈从文相处一段时间的张璋女儿张小璋女士,虽然已年过九旬,但对于六十年前的往事,还是印象深刻。对于那位她称之为姑父的大作家,她总是带着亲情的视角去给予理解,对于三姑父创作父亲的故事,她也有着独特的理解。


一、名门里的“异类”


合肥张家作为淮军里的著名将领出身,曾在近代史上留下不少名人和故事。其中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以及他的孙辈张冀牖兴办女校,以及张冀牖的四个女儿和六个儿子个个成才的传奇,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美谈。但是在张家还有一位堪称“异类”的英雄人物,那就是张璋。


作为张璋的女儿,张小璋对于父亲的“叛逆”颇能理解。父亲自小是在张新圩子,也就是张树声的五房胞弟家长大,说起来他与张家四姐妹才是更亲的嫡系关系,因为张冀牖是从五房抱养到长房张树声家,以补长子无后的遗憾。也就是说张冀牖与张璋的父亲本是胞兄弟。因此后来张兆和在北京上学时,曾与张璋走得很近,这一点沈从文也很清楚,他们称呼张璋为四哥。张兆和的大弟张宗和那时也在北京上大学,他常常借钱给这个“四哥”,对于这个家族里出来的革命者,宗和也是感情复杂。一方面他佩服四哥的勇敢和坚毅,一方面又为四哥的安全感到忧虑,因为革命的窘迫和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应该说从那时起,沈从文就认识了这位忠勇而另类的妻兄,只是自己忙于创作和生计,并没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触。张小璋说,父亲在家族里是比较叛逆的,毕竟他老早就接触了新思想,认识了左翼进步人士,因此深感到家族里出了问题,腐败问题,譬如抽大烟、娶小老婆、靠着家传田地收租子等。张璋的婚姻也是家族的传统模式,他娶的是淮军吴毓庆的后代吴昭毅。张璋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学校和北平辅仁大学。后来还被派到黄埔军校学习。他的经历丰富,行为更是大胆出位。他在家族里做得最大胆的事情就是,偷拿家里的枪支和钱财资助革命,甚至还联合同仁一起“威胁”家族长辈,要求拿出钱财资助革命。当然,他的行为必会遭受到家族的抵制,甚至会影响到他和家人在家族里的声誉。


张璋常常在外奔波,他来回在安徽、上海、天津、广州、北京等地游走完成使命,其中两次被捕入狱。张小璋说,那两次都被组织上营救了,但是第三次,也就是1936年夏在安庆被捕后,就没有办法了,从后来发现的遗书中可看出有过多种求救的信息,但是最终他还是牺牲于敌人的枪口之下。


临刑前,张璋在香烟盒上留下四句遗言“教育我儿,继承我志,代我收尸,勿告我母”,每一笔画都是血和泪的凝结。1952年张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张璋的女儿张以瑛为此改名张小璋,以此纪念父亲。至今,张小璋还印象深刻,说父亲被执行死刑时,让他跪下,他说,“大丈夫男子汉,是不跪的。”


1937年6月,沈从文以张璋的事迹创作了一篇小说《大阮和小阮》,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此后多年,有关张璋的事迹在张家几乎是沉寂的。


二、亲情链接,精神支撑


1949年3月,对于沈从文是一个非常难以度过的月份。这年的3月下旬,沈从文两次自杀幸亏被家人发现,及时救治,方才获得重生。而他在此前,即3月13日(见《沈从文全集》),还在致信给张小璋(以瑛),说她能来北京看望,给了他极大信心:“你如可能,将来还是请求调来北平工作好,因可以多学些,并常和三姑见面,对她定有不少鼓励与帮助也。你这次来平,给了我极大信心,即对于国家未来的认识,在一个新的领导方式发展中,必然能克服一切困难,逐步完成。我对于你和相同知识青年,与其他从事工作人员表示的敬意,并不因为个人过去的成见偏见而减少。盼望你们好好为人民工作下去。且希望龙(朱)虎(雏)长大一点时,也能如你们一样,将生命一切交给国家。我因过去生命限制,小时候生活受挫过多过久,心受伤损。从‘个人挣扎’方式中战胜困难,支持下来,因之性情内向,难于与社会适应。而个人独自为战精神加强,长处与弱点即在一处。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作些事。”


从沈从文这封信中可以处处看到孤寂、孤立、孤独的心境,他自责个人过于“顽固”、游离于人群,同时又强调说渴望参与到新的工作中,即使是去东北,或是随军工作都可以,他要为大众服务,以改变备受煎熬的现状,改变在家庭中被孤立的尴尬。


在信中,沈从文还提及要见见陈沂,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陈沂与张璋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中为同事兼好友,因此在张璋牺牲后,陈沂对其家属一直是照顾有加。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陈沂还回忆说见过鲁迅的一次情景,向他汇报说张璋(鼎和)曾以作家殷夫的名字去做公开演讲。此事发生在1930年9月18日北平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为召开北方左联成立大会。到会人数达一二百之多,当时也担心会有军警前来查办,因此注明“殷夫先生”演讲,实际上是由正在上大学的张璋(鼎和)演讲。活动成功举行,从而宣布了左联在北平顺利落地。


因为这层关系,沈从文得以与陈沂成为友人,并得到陈沂的帮助。沈从文希望通过张小璋能够转告陈沂,看看能否帮忙寻个工作,因为张兆和去见了当时的北京文化教育官员钱俊瑞先生,求职未成。沈从文自身处于“神经崩毁发疯”边缘,亟须有人能够拉一把,他想通过陈沂找找老朋友丁玲,希望通过获得工作而步入正轨。


此时沈从文之所以求助于比他晚一辈的张小璋,实在是事出有因。早在1948年3月份,即一年前的同月份,沈从文就曾帮助过张小璋。当时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后,张小璋曾前往北京借住在沈从文家。沈从文与张兆和把她留在家里,并掩护她转往河北解放区。住在一起时,沈从文再三对张小璋说:“我要写你们家。”张小璋说:“他(沈从文)对自己的这一宏伟计划,名之曰:‘跛者不忘履’,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完成它。”张小璋在解放区工作生活时,沈从文还曾托人为她带去生活物品。


按照张小璋的说法,当时亲戚们都希望能够帮帮姑父,主要是他思想上负担太重。在此期间,先后有郑振铎和陈沂前往沈家看望沈从文,事实证明,此后给予沈从文真正帮助的也是郑振铎和陈沂,在友人的帮助下,沈从文得以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张兆和从华北大学学习结束后也获得了教师工作。沈从文在轻生之后重新拿起笔写作,写得最多的还是文物研究文章。


三、重拾信心,创作小说


1959年年底,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此时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稳定,创作丰富,还出版了相关著作,旧的小说集也在香港出版了。1960年新年元旦,沈从文家里其乐融融,来客有妻弟定和一家、宁和一家、张允和一家,还有黄永玉一家,大家相谈甚欢。已经参政的沈从文还与张兆和一起去听了领导的新年致辞和名角演出的昆曲。也就是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元旦次日致信给大哥沈云麓,准备请假一年时间,来完成以张璋一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拟前往河北宣化、合肥、昆明等相关地方走几个月,再用半年来下笔创作。应该说,此时的沈从文终于可以完成一个久违的宿诺了。沈从文后来在同年4月份致信大哥时还提到,这篇小说准备分三部分,各十万字,“分别写大地主家庭腐败、分解和大革命后种种。”


在这种自信心的鼓励下,沈从文于1960年6月25日从北京出发,6月26日到达河北宣化。当时去车站接他的正是张小璋。对于沈从文的印象,张小璋说感觉他很瘦,爱流眼泪,还有待人很和蔼,做事很认真。说起当年沈从文在宣化采访的情景,张小璋似乎还记忆犹新。当时她在龙烟铁矿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作繁忙,倒是母亲还可以多和沈从文讲述一些往事。


父亲牺牲后,母亲带着子女艰难度日,抗战后母亲带着一家往南方逃难,一路上经过了湘西、贵阳、昆明等地,可以说几次都与死亡擦肩而过。作为家里的长女,张小璋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从昆明到上海,从不间断,直到被追捕而转到解放区。后来就被安排在宣化参加工作,其丈夫董先生(董东)是龙烟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与《红旗谱》作者梁斌是多年的革命战友。由此,母亲吴昭毅也就跟着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沈从文在宣化曾多次致信给张兆和转述情况,说四嫂(吴昭毅)精神很好,还在家里养了十几只大小鸡,每天过了早晨八点后,就是吴昭毅、沈从文和保姆在家,其他人都去上班上学了。张小璋那时很忙,要工作到夜间才能回家。


沈从文在信中还谈及,自己已经去看病取药了。当时他血压升高,高达两百,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指数,因此医生都建议他不要做事,以休息为主。但是沈从文仍然坚持每天的采访和记录工作,说一天可以做三个小时,并推迟回北京,希望尽可能多做些口述记录。他还请张兆和帮忙邮寄来一些海带、西红柿酱、糖果什么的,因为当地缺乏蔬菜,就连他们喝的菜汤都是由吴昭毅种植的西红柿熬制的。


张小璋说,沈从文第一次在宣化做采访工作大概持续了一个月时间,除了采访外,也到处走走看看,后来又两次来宣化继续采访,并和母亲核对材料。那一年的9月中旬,沈从文就以张璋与女儿张小璋的故事写出了长篇小说的第一节,下旬又写出了另一章节,后来都以《死者长生矣,存者且偷生》为题编入全集。


1960年10月份,吴昭毅又被接到了北京,住在沈从文家中,继续谈及张璋事迹。后来沈从文于1961年春住院治疗期间还在坚持阅读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作品,希望能为写作小说提供帮助。此后他还多次强调对于写好这篇小说的信心,可是最终并没有使读者能够看到完整作品。张小璋第一次与沈从文见面就谈了写作。沈从文在信中曾对张兆和谈及,“以瑛(张小璋)说到写作问题,分析即十分细致,懂得到当前下来的写不好原因,因为不懂透问题。懂问题的可又绝对无时间可写,也不习惯写。”张小璋先后在《晋察冀日报》《天津日报》担任编辑,1964年至1983年担任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应该说她对于写作也是有所遗传的。她当然期盼着三姑父能够早日把这个大作品拿出来。


如今在张小璋的居室里,悬挂着沈从文赠送给她的章草书法,那是杜甫的《哀江头》,其中有句“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相信张小璋是懂得三姑父与父亲之间的交情。


在张小璋的记忆里,沈从文不只是对母亲多次采访,还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遍访了北京尚存的父亲老战友,并在那一年间,两次带病到河北省来访问。“他在给三姑的信上说:‘已差不多把大事记下七万字左右。’‘就这里记录看来,大架子已差不多了,只待贯穿补充一些空白点后,再即待写。’‘初步估计将会有廿五万字。’”


但是,在试写中,遇到了不少难以解脱的困惑和矛盾。在客观上,他正在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牵涉了不少精力。在写作方式上,他认为这是一个属于革命历史题材的著作,“照普通章回小说写法,倒不困难,但近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满意,自己又通不过。”“当前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不够深入,写好人不够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应该用所谓“旧工具”的“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手法去写为好”。但,觉得这是“近乎不切实际的妄想”。“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文学和人的关系,已经明显和旧时代不同了”他意识到“阶级性”,“在使用这些政治概念时,又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这部长篇创作计划就这样搁置下来。“文革”开始后,在他给张小璋的一封信上说:“我几次去宣化,从你妈妈口中记下的好几万字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时,和别的通信统被抄去,已无可追寻。”长达十多年的收集资料、构思、试写,充满了探索、挣扎和反抗的苦恼经历,不得不就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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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安居在天津大学老宿舍的张小璋女士,时常梦回安徽肥西。


1936年张璋牺牲后,遗体被运回家乡,后移葬至兴塘村马油坊。1982年3月,由肥西县人民政府修葺立碑。墓的四周用青石砌成,墓前一块矗立的石碑上刻着由其战友、原中共安徽省第二书记顾卓新题书:“张璋烈士之墓”。现今,张璋烈士墓已成为肥西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之一。


1990年,张小璋把母亲骨灰送到肥西和父亲合葬,在这之后,每隔几年,她和孩子们都去给父亲扫墓,也几次到肥西县参加一些纪念活动。这两年因为疫情原因无法回乡祭扫。2020年8月份,她还以个人名义向肥西县红十字会捐赠现金10万元用于防汛救灾。


回忆起父亲的种种曲折经历,张小璋已经淡然许多,她能够理解父亲的赤子情怀,那种不顾生命的勇气和信仰。父亲是一位怀着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在很多人的回忆中,他永远是那样的富有朝气。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去北平探亲,当时作为北方左翼联盟中的一员,陈沂和范文澜奉命接待鲁迅,安排住在地安门外西皇城根的台静农家中。陈沂当时就向鲁迅汇报了他们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群众文化团体,左联目前没有几个知名的作家参与其中,张璋倒是利用安徽同乡的关系,邀请了未名社的台静农、韦丛芜、韦素园等参与进来,后来又有了曹靖华、范文澜、孙席珍、傅仲涛等,只是当时这些作家也没有在左联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就连公开开展讲演活动,还要利用有点名气的诗人名字(张璋有一次就用了殷夫的名字),实在是一种不得已。鲁迅听完报告则对陈沂说:“你们不要迷信名人,名人不一定写出好文章,要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自己的作家。”(《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和请示》作者 陈沂)


1979年8月份,沈从文忙于创作他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大书时,仍不忘时刻收集有关张璋的史料,这一时期他就注意到了杨纤如发表的一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特地致信张小璋注意阅读。杨纤如与张璋同为左联成员,他在文中提及,有一次参加会议就在辅仁大学张鼎和宿舍里。他称张璋为左联的积极人物,“张(璋)仪表堂堂,为人尚义,斗争勇敢,活动能力强。由于经济条件很好,革命同志刚从牢里释放出来衣食无着,找到他,他能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五元、十元相助。至于衣服,可以随便穿走,因为他的西装便衣,一做就是好多套。”


杨纤如印象最深刻的是张璋以“殷夫”名义开展演讲,从而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宣布北方左联正式成立的那天:“张璋穿着灰底人字呢秋大衣,头戴浅灰黑箍呢礼帽,帽檐低到齐眉,刚刚露出双眉。张璋的行动向来是很勇敢的……那天他从容上台,滔滔不绝讲了十来分钟,随即在保卫人员护卫下从前门退场。此时的张璋,应该说沉着镇静中,也还带着若干紧张情绪,因为那时警探抓人是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的……”


回忆起战友张璋生前的种种经历,杨纤如说:“一提起头,便想到南起顺城根,北至阜成门内,整个西城的南段,在那灰飞尘扬的大街小胡同里,来来往往俱是长发破皮鞋的青年。大家见面总要互问一声:‘最近在写什么?’”


2017年,张璋的一批遗书和信件在安庆被发现,为此安庆市懒悟艺术馆特地举办《信念如磐——张璋烈士遗书展》,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展。策展人张庆说,展读烈士的遗书,让我们真切感受了张璋由饮马塘看守所、孝肃路、黄家狮、小栅子走向刑场视死如归的精神。展览结束后,张庆将这批信件无偿捐赠给安庆市博物馆永久收藏。


如今,张小璋在她工作多年的天津大学校园里安享晚年,她的四个子女个个成才。他们都记得自己家族中有一位了不起的亲人,那就是从肥西名门走出来的热血青年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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