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怀陈忠实：本真为人 本色为文（转）

再生者为何

忆怀陈忠实：本真为人 本色为文

　28日一早得悉陈忠实因吐血住院抢救的讯息，29日上午就传来他不治而仙逝的噩耗。短短一天，阴阳两隔，叫人猝不及防，令人欲哭无泪。

　　忠实去得匆促，走得决绝。人生这本书，他最后画的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这几天如同过电影一般回想起有关他的种种过往，往事历历在目，犹如就在眼前。我越来越觉着，他依然活着，就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初识陈忠实，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时，陈忠实刚刚发表了中篇小说《接班以后》，作品以清新而质朴的生活气息与当时流行的“三突出”作品形成鲜明对照，在陕西文坛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我所就学的陕西师大中文系邀他来校讲学，他以他自己丰富而切实的创作体会，生动而形象地讲述了由生活到创作的诸多奥秘，使我们这些听腻了枯燥课文的学子大饱耳福。看着他那朴素的装束，听着他那朴实的话语，我开始喜欢上这个人，同时也对他有了第一个印象：本真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思乡恋土的强烈念想一时难以释然，陈忠实的小说便成为寄托乡思、宣泄乡情的重要对象。它使我身在繁华嘈杂的京城而得以神游熟悉温馨的秦地故里。这种阅读显然已超出了文学欣赏的范围。1982年间，《文学评论》编辑部约我为《文学评论丛刊·当代作家评论专号》撰稿，我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在这一过程中，我与陈忠实通了好几次信，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这篇刊于《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二期的文章，题目就叫《清新醇厚，简朴自然》，那算是我对他的作品的最初印象。

　　由那时到现在，已有近四十个年头。近四十年来与忠实的交往愈多也愈深，但所有的接触都无不在印证着我对他的原初印象：本真。我想象不出除了本真一词，还有什么说法能更为准确地概括他和描绘他。

　　与陈忠实稍有接触的人，都会有人如其名的感觉。的确，为人忠厚、做人实在，在陈忠实完全是一种天性的自然流露，这使得人们和他打起交道来，很感自在、轻松和“不隔”。

　　同忠实在北京和西安相聚过多少次，已经记不确切了，但1984年夏季在北京街头一家饭馆的相会却至今难忘。那次忠实来京到《北京文学》编辑部办事，交完稿后在《北京文学》编辑部打电话约我去见他，我赶到当时位于六部口附近的《北京文学》的门口后，我们就近在西长安街路南的一家山西削面馆要了削面和啤酒。那天饭馆的人很多，已没有位子可坐，我们便蹲在饭馆外边的马路牙子上，边吃边喝边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聊着热热闹闹的文坛和创作，不拘形式也不拘言笑，实在惬意极了。

　　由此就好像形成了习惯，每次忠实来京，我们都去街头找家饭馆，在一种家常式的气氛中谈天说地。他先后两次来京参加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所下榻的京西宾馆附近没有小饭馆，我们就步行很远到小胡同里去找小饭馆，连喝带聊待上两三个小时。对于不讲排场、不吃好的而又注重友情、注重精神的我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交往方式了。把这种平民化的交友方式与忠实常常要离城回乡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看，我以为这除去表现了他的为人实诚之外，还是他人生的一种需要。他需要和普通的人、普通的生活保持最经常的接触，需要和自己熟稔的阶层、喜爱的土地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他才有出自生活的清新的审美感受，又有高于生活的深邃的艺术思考。

　　陈忠实对帮助过他的人，宁可感念于内心而不形诸于口头，也很典型地表现了他的为人之忠厚。他于1979年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信任》后，由于当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的发现与支持，得以在《人民文学》转载并在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获奖。他十分感激这个关怀和鼓励他的创作的文学前辈，但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或致信感谢，或登门认师，只是默默地铭记于心。嗣后参加“十三大”期间中国作协的一个聚会时，适逢张光年同志在场，他听说这一天是光年同志的生日，便相邀了作家金河等人一起向张光年同志敬了一杯酒。张光年同志问了他的名字，才知敬酒的人中有一个是陈忠实。陈忠实以他的方式待人处世，这种方式质朴无华，不带任何繁缛，不含任何俗气，一切都是自我本色的自然呈现。

　　陈忠实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即在换届中担任了陕西作协副主席的职务，1992年又担任省作协主席的职务。他较早就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在作家里头，党内外都有如此职务的人并不多，而这对于陈忠实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依然和往常一样，不显山，不露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农家出身的普通作家。正因陈忠实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和精力用于创作，他在省作协副主席的职位上，先后写出了《十八岁的哥哥》《梆子老太》《初夏》《蓝袍先生》《四妹子》《地窖》《夭折》《最后一次收获》等中篇力作和一批短篇小说，并在1992年完成一鸣惊人的长篇处女作《白鹿原》。无论是创作的数量，还是创作的质量，都以无可争议的实绩在陕西乃至全国的专业作家中名列前茅。

　　1992年，陕西省文联换届，省上原拟调在作家中党内地位较高的陈忠实出任省文联党组书记。陈忠实考虑再三婉拒了组织上的好意，理由只有一个：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创作，在有生之年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后来，省上在省作协换届时根据大家的意愿决定由他担任省作协主席，陈忠实难以再次坚辞，上任后便以秘书长制的方式使行政工作分流，自己仍腾出较大的精力来从事创作。在这之后几次见到他，发现他在琢磨自己的创作突破的同时，显然对全省的创作和文学工作比过去考虑得更多、更深了。他由路遥、邹志安等作家的中年早逝看到了改善作家生活和工作条件的重要性，想方设法帮助中青年作家解决种种困难，并在出差北京时找有关出版单位为作家京夫（《八里情仇》作者）、程海（《热爱命运》作者）索要稿费。他由1992年舆论界普遍叫好的“陕军东征”现象中，看到了陕西小说创作的长处和短处，告诫自己的同行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还感到了与文学创作相比陕西的文学评论相对薄弱，提出在培养青年作家的同时要着力培养青年评论家。既谋其文，又谋其政，二者都统一于对文学事业的默默奉献，这就是陈忠实的为官之道。

　　说到为文，用文如其人，本色为文来形容陈忠实，也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忠实的作品，如他的人一样，质朴中内含明慧，厚实中透着灵气，而且在忠厚、实在的基点上不断超越过去的自己，到后来可说已近乎一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境地。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上有一个原初的基本点，这便是由种种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倾听民间的心声，传达时代的律动，其创作上的“清新醇厚，简朴自然”的总体特点，在他此后的创作中并没有根本改变，但在此之外他显然又有诸多的拓展与丰富，从而在整体上又构成了一种渐变。

　　如果把陈忠实的创作分为《信任》时期、《初夏》时期和《蓝袍先生》时期三个阶段来看，显然第一阶段在注重生活实情中关注的是生活本身的演进；第二阶段在深入挖掘生活中更注重社会心理的替嬗更变；而第三个阶段则在生活的深入思考中趋于对民族命运的探求与思忖。这一次次的递进，都由生活出发而又不断走向艺术把握生活的强化与深化。有了这样的坚实铺垫，作者拿出集自己文学探索之大成的《白鹿原》，并以它的博大精深令文坛惊异，就毫不足怪了。

　　《白鹿原》确非一蹴而就的产物，自1986年创作《蓝袍先生》触发创作冲动之后，陈忠实实际上就把一切精力投入了《白鹿原》的创作。1987年夏我去西安出差，忠实从郊区的家里赶到我下榻的旅馆，我们几乎长聊一个通宵，主要都是他在讲创作中的《白鹿原》，我很为他的创作激情所陶醉，为他的创作追求所感奋，但怎么也想象不出写出来的《白鹿原》会是什么样子。作品大致完成之后，忠实来信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你有话可说，……自以为比《蓝袍先生》要深刻，也要冷峻……”后来，看过完成稿的评论家朋友李星也告诉我，《白鹿原》绝对不同凡响。我仍然一半是兴奋，一半是疑惑。待到1993年初正式看到成书《白鹿原》后，我完全被它所饱含的史志意蕴和史诗风格所震惊。深感对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要刮目相看，因而，以按捺不住的激情撰写了题目就叫《史志意蕴·史诗风格》的评论。在该年7月的《白鹿原》讨论会上，当有人提出评论《白鹿原》要避免用已近乎泛滥的“史诗”提法时，我很不以为然地比喻说，原来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到跟前一看，不过是一只“狗”。现在“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怎么行。我真是觉得，不用“史诗”的提法难以准确评价《白鹿原》。

　　有评论者把注重生活积累的作家和玩弄表述技巧的作家分称为“卖血的”和“卖水的”。这种说法虽过于绝对了一些，但也说出了这些年创作中的某种事实。陈忠实显然属于“卖血的”一类作家，他的作品从早期的《信任》到最近的《白鹿原》，篇篇部部都如同生活的沃野里掏捧出来的沾泥带露的土块，内蕴厚墩墩，分量沉甸甸，很富打动人的气韵和感染人的魅力。这样本色化的创作成果，无愧于时代生活，无愧于广大读者，也无愧于作者自己。

　　本真为人，本色为文，在生活和创作中都毫不讳饰地坦露自我，脚踏实地地奉献自我，尽心竭力地实现自我，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陈忠实。

　　现在一再提倡作家要“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陈忠实无疑是切切实实地做到了的。他在世时，我们在接触他、走近他的过程不断受益；他离世后，我们在阅读他、回忆他的时光里继续受惠。我为拥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而荣耀。（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