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性而歌，为人类命运与共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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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性而歌，为人类命运与共而歌”
——访藏族作家达真


来源：文艺报　　黄尚恩　　


达真 藏族，四川省作协副主席。20世纪90年代从西南民大毕业，返回家乡工作。创作有“康巴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园》）等。《康巴》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根据其改编的广播剧《康巴》获中宣部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改编的电影《金珠玛米》获第十七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提名；《家园》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报告文学《幸福歌声传四方：雪域讲给世界的脱贫故事》入围2020年度“中国好书”。




记 者：达真老师好！随着《家园》的出版，您的“康巴三部曲”终于完结。从出版时间来看，《康巴》是2009年，《命定》是2011年，《家园》是2024年。三者间的时间间隔不是很均衡，前两部感觉是同时进行写作的，第三部则隔了较长时间。所以，“写一个三部曲”，是您在写《康巴》之前就有的观念，还是写着写着慢慢形成的？


达 真：在《康巴》出版发行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康巴》写的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交融，为外界更深入了解康巴地区开启了一扇窗。《康巴》一写完，就立即接着写《命定》。《命定》聚焦的是康巴战士参加抗日远征军的故事，讲述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往事。实际上，《康巴》中就有一段涉及这个题材，我当初也收集了非常多的相关资料。所以，《命定》写起来非常顺手，很快就完成了。2014年，我写了《“康巴三部曲”的总体构思》一文，关于《家园》的构思已经基本完成。《家园》取材于长江源头和源尾汉藏两家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情感互动，初稿于2018年底完成，但是经历了漫长的修改和出版流程，今年才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不平凡的事件，涉及更加宏阔的历史和空间。


记 者：四川文学有浓厚的“三部曲”写作传统，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等。他们的写作会不会对您构成一种潜在的影响？另外，“三部曲”几乎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您的“康巴三部曲”有何内在关联？


达 真：经典作家对我的创作，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影响。具体到个人的写作，主要还是取决于自己的生命经历以及收集到的写作素材。我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来写“康巴三部曲”，是因为这些素材集中在我这里了。三部小说的内在关联性主要体现在：都以康巴地区为重要背景，都以民族融合为核心主旨。这三本书都曾开过研讨会，还记得当时《康巴》研讨会的背景板写的是“康定情歌的当代变奏”。康定是川藏茶马古道的重镇，是丰富文化遗产的聚集地，众多民族在这里贸易、交流，相互吸纳、包容。《命定》研讨会的背景板写的是“记住那些用鲜血和生命为国捐躯的人”，小说通过讲述汉、藏等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故事，证明了“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绝不仅仅是打赢了一场战争，它的伟大作用是各民族都参与其中，共同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重新塑造的过程”。《家园》研讨会的背景板写的是“大海要成为水的宝库，必须汇集所有的江河”，这是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句话，与我们常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异曲同工。小说讲述长江源头源尾普通人的故事，同时涉及国内外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以此观照人类的命运共济。这三部曲，从“藏人”（《康巴》）到“中国”（《命定》）到“人类”（《家园》）的不同视野，完成了我的创作梦想。简言之，《康巴》是“把一座城变成一部文学作品”，《命定》是让“一个人的战斗融入到整个民族的抗争”，《家园》是“用文学演绎伟大格言‘大海要成为水的宝库，必须汇聚所有的江河’”。如果再把这三句话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为和平而歌，为人性而歌，为人类命运与共而歌”。


记 者：从《康巴》到《命定》再到《家园》，每一部小说都有关于民族元素的书写。您总是在一种开放融合的大视野中来谈论民族性，而不是封闭地去书写。这种写作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在三部作品中又有哪些不同的体现？


达 真：“包容”“融合”是康巴地区的重要特性。在这片土地上，雪山与祥云同在，草地与牛羊同在，包容与多元同在，刚烈与柔情同在……借助一条绵长的茶马古道，贸易成为各族人民之间交融、沟通的黏合剂。康定的锅庄犹如这条大动脉上的心脏，不停传输着南来北往的新鲜血液。独特而丰富的地理和人文因素，造就了康巴人勇敢、率真、善良、包容、英武、坚韧的精神气质，成就了这片大地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歌谣。


如何用文学作品反映康巴众多民族的人生、人性，以及他们对生命的理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命题。我深刻地意识到，不能将民族元素进行封闭的或者风景化的描写。“蛮荒、神圣、神秘”，这是很多人对康巴地区的印象。很多人在精神陷入空虚的时候，会背上行囊，踏上这片曾经蛮荒的土地，见到寺庙就进香，见到雪山就磕头，见到湖水就跪拜。可是，其中大多数人到头来还是头脑空空的过客，灵魂像风一样漂泊无依。作为有着藏族和汉族双重血统的写作者，我得益于康巴地区本身具有的这份开放包容，更倾向于从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去挖掘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精神风貌。在《康巴》中，不同的人物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身份，我尽量真实地呈现了这片大地的丰富性。如果说《康巴》还比较强调自身民族的元素，那么，到了《命定》，民族叙事让位于国家叙事，我努力以更大的视野来彰显康巴战士的精气神。到了《家园》，民族元素也还有，但我着重从文明的视野去考察其流变性和当代性。


记 者：回到您最新完成的《家园》。这部作品在《命定》出版13年之后才推出。除了出版流程的原因，在具体创作的过程中，您经历了怎样的甘苦？


达 真：为创作这部作品，我用5年时间，沿着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的这条胡焕庸线，在东北、西南等地进行游走。恰好这条线与我国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大致重合，高于400毫米大多是农耕文明，低于400毫米大多是游牧文明，也被学界称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被称为“美丽的中国弧”。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融中，中华文明不断繁荣发展，中国文学也结出丰硕的成果，诞生了《诗经》《楚辞》《史记》和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典范性作品。


当然，少不了的是，要深化对青藏高原自然和人文的理解。我所处的这片大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导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我的家乡恰好是亚洲水塔的所在地，川藏茶马古道的咽喉。它所囊括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值得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书写。


《家园》的主要角色有6名。出身上海“资本家”家庭的王本昌，他在毕业后远赴川西高原，支援祖国的边疆建设，并在这里结识了一生所爱。改革开放后，他带着妻子孩子重归上海，成为气候生态专家，致力于青藏水系的生态保护工作。出生、成长在桑戈县的达瓦志玛爱上了远道而来的王本昌，随后者来到上海后，参与到居委会、街道办的工作中，成为一名出色的社区工作者。土司头人家的曲扎少爷在20世纪50年代末随家族出逃海外，在临行前他对心爱的少女斯郎措许下诺言；之后曲扎漂泊辗转多个国家，一生都活在对故土的思念和对斯郎措的愧疚之中。作为差巴（仆人）的斯郎措有着“天降神授”的说唱技艺，在获得自由身后，她成为一名高原上的赤脚医生，抚养了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的孩子琪加达瓦，终生没有嫁人，一直在等待为她许下诺言的曲扎少爷。斯郎措的哥哥土登为躲避仇家，深入海拔6000米的无人区生活了12年，他奇迹般的事迹被琪加达瓦拍进纪录片之中。作为汉藏混血的琪加达瓦在青藏高原长大，成年后前往美国留学，在见识到国外世界的种种后毅然决定回国，在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绚烂的精神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与使命。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试图以这6位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为线索，尝试一种“百川归海”式的链式结构。故事中的每个角色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家园”，其情节互相关联，最终汇聚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又暗中契合小说背后的宏观隐喻，即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势。


记 者：您在《“康巴三部曲”的总体构思》中曾写到，“水之链”是您想在《家园》中表达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小说中是如何具体呈现的？


达 真：我曾表达过自己对“水之哲学”的思索：“水的脉络与生命的脉络是宇宙留给人类的永恒密码，水的涌动又像人体的血液在生命体上延展、铺开，形成奇妙的生命网络、命运网络、文化网络；它又像树叶的经脉，交织出密如蛛网的链接，舒展着生命的灵性、自由。”我认为，在中国，如果不以水为坐标，来思考和讲述我们身边流淌了5000年的故事，我们的认知和记忆就是残缺的。


从民族融合的层面来讲，我们各个民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在我的家乡，大家喜欢吃腌青菜炒牛肉，再就着酥油茶泡米饭。这三样东西混在一起之后，三个民族的饮食就混在一起，这就是康定。而在青海祁连县大山深处，有一个自称“托茂人”的群体，他们头戴回族白顶帽，脚蹬蒙古族长靴，口说蒙古语、藏语和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方言”，信仰的又是伊斯兰教。这同样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水乳交融。因此，我举双手赞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整个人类的命运又是休戚相关的。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经济上的合作，直观体现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我们的文学，也要书写不同国家人民、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家园》以上海青年知识分子王本昌和藏族姑娘达瓦志玛的爱情为中心，铺展开从20世纪50年代到千禧之年半个世纪的故事，以及他们后代的生活图景。我想通过此书，站在更为宽广的高度和视野看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讲述长江源头喝第一口水的人和源尾喝最后一口水的人，在百般锤炼中所形成的伟大共识：有水才有家园，保护好养育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天然水塔，需要各族人民凝心聚力。这种一衣带水的依存关系，应该成为刻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个体心灵上的永恒胎记。相较于“康巴三部曲”的前两部，《家园》的显著特点是地理版图的延伸，从上海溯江而上直到青藏高原，又沿着青藏之水奔向南亚、东南亚；在作品中人物的旅途中，英国、瑞士、美国也一一出现。《家园》关注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位置，及其与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互动关系。这样写的目的是，通过对不同命运个体的生活轨迹、生存环境的观照，最终帮助我们看见更加美好的未来。


书中每个人都在寻找家园，寻找生存的家园、文化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如一滴水经大气环流，从江河到湖海，蒸发降落，循环往复。不仅如此，小说贯穿的内核始终是“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形成了中国的气质，养育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孕育了绵延不绝的文明与文化。


记 者：您一直在强调民族融合的重要性，《家园》塑造了藏族青年的代表琪加达瓦，这一形象是不是集中体现了您对这一命题的思索？


达 真：琪加达瓦的父母分别出生于长江源头和源尾，这让他得以用多元视角来透视血液里的多元融合。偶然的天象令他顿悟：闪电是龙的化身，是投影在大地的长江黄河。由此他想到，青藏高原以水的形式滋养东方的圆融，迥异于西方的文明。这样的人物形象设置，其实有很多的现实元素作为基础。我之前在电视台工作，有一次拍到闪电，那道闪电就像龙一样。由此我想到我们的长江和黄河，想到我们文化中的海纳百川，所以，琪加达瓦身上寄寓了我很多的现实思考。再比如，琪加达瓦的父亲（即王本昌），也是有原型的。他原来是一个革命青年，跟家庭决裂，然后跑到高原。达瓦志玛从藏区嫁到上海，也有现实生活的影子。我爱人的姐姐就嫁到上海了，所以我对上海算是比较了解。所以写这些人物的经历时，我总体感觉比较从容。


通过琪加达瓦等人物，我想表达的是“民族文化融合”“慈悲与宽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主题。当然，作品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够吸引读者，关键是看写出来的书有没有魅力、感染力。文学创作要融入艺术家的独特个性、审美旨趣。尊重艺术规律，就是要回到故事艺术本身，写出不同生命个体的生命形态，写出他们面临困难时的选择，以及经过挣扎、磨砺、奋斗所呈现出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而荟萃成时代的情感、民族的图景。因此，我试图让读者读作品时，最终不会觉得人物很悲苦，因为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始终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尽管他们有时身临困境，但始终葆有一种自信的、从容的气度和姿态。这种力量中藏着中国人抗争、不屈和向善的力量，凝结着命运与共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