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我将努力到最后一刻

管理员

作为一名作家，经历过革命年代，为国为民而写作，是我们这一代文学人的立身之本，为文之根，不计毁誉，我将努力到最后一刻。
陆天明：我将努力到最后一刻


来源：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他二十八岁时写的一部四幕话剧《扬帆万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在进入中年前他曾顶着重重压力写出的一部反腐剧作《苍天在上》，成为万人空巷的现象级作品。后来，他陆续创作出“反腐四部曲”（《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与张平、周梅森并称为中国反腐写作的“三驾马车”。


陆天明，这位十二岁就开始写作的作家，年届八旬，仍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时代的嬗变。原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室主任周政保评价陆天明是一位真正自觉“卷入现实”而极富使命感的小说家。也因为如此，他能从严峻的现实挑战中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体验，并从中实现灵感与激情的喷发。对小说家来说，所面对的绝不仅限于传达方式的挑战，还在于胆识或现实判断力的考验。“中国三部曲”之《沿途》，承续《幸存者》的脉络，主人公谢平、向少文、李爽在大西北的卡拉库里荒原经历了种种磨砺与伤痛，十几年后重归京沪，崭新的时代已然到来，在新旧交替的漩涡中，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如一叶扁舟。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阎晶明认为，《沿途》承担了两个责任，一个是要写出过去那些“真实的现实”，另一个还要将这段经历铭记下来，给人一种神往或向往。陆天明以饱满情感描绘出共和国同龄人的思索、追求和奋斗，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备忘录。


中华读书报：很多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个人的经历，您的处女作《桑那高地的太阳》就有自己的影子。后来您的很多作品涉及经济、反腐、军事等各种题材，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谢平”，也是您曾经用过的名字。这是为什么？


陆天明：写《幸存者》时，我确实也为主角想了很多个名字，但起了一二十个都不对。最后想到“谢平”，一下子轻松了。就是他，只能是他，谢平。这很奇怪，有这两个字我就自信，我就是写我，写我们这一代人，我要让“谢平”重新在这世界上走一遍，重新活一遍。我们这代人是“有话要说”的，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这种经历可能是年轻人很难想象的。《桑那高地的太阳》是写我自己，“中国三部曲”又写自己，这是我心里的愿望，是一代人的告别仪式。一代人告别世界是必然的，我用“中国三部曲”告别该告别的一切。


中华读书报：《沿途》中的主人公读了很多书，书里引用的很多内容都用了黑体字标注，这些内容是您当年的笔记吗？


陆天明：我一直保持写创作笔记的习惯，“中国三部曲”并不是写的时候才开始筹备。第一部《幸存者》写了六年，第二部《沿途》写了五年，平时想到人物的内心刻画、事件表达、精神波澜，就写一点创作笔记，到正式写作时拷贝过来。所以我读书写作的窍门是：一是不要偷懒。一边读书一边写读书笔记，是保存“财富”最好的办法，记忆总是有限的；二是要经常翻笔记，像高老头一样常去仓库里看看储存下来的金币，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以外的快乐。不读书就会僵化、枯涩。现在事情多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读整本的书，我就翻读书笔记，每次翻都有振奋的感觉；三是除了已存的东西外，我还要接触生活。生活的变化、人的变化，要敏感地捕捉、并把握好分寸，在写作时才能“通灵”——和现实中的人通灵、合拍。所以，书中常有黑体字。出版社原先不主张用黑体字，认为理论书才用黑体字，但我认为这是我着重要说的话，表达情绪、意趣和旨向，我是有意为之。文学有时是可以不规范的。


中华读书报：写作的功夫需要常年慢慢积累，很多作家都被各种创作计划催着赶着一路小跑，您愿意对他们提些建议吗？


陆天明：我要对现在年轻的、学习中的作家来说，要在自已身边存一些精神的财富，灵魂的滋养品。即便你不当作家，也要活得好、活得有支撑才行，当作家更得如此。让人开卷有思，耳目一新固然重要，但开卷有思是根本。人生总是有跨不过去的坎儿，你得做一个精神充实的人。文学之路不会一路太平，还会遇到很多歧途，面对各类诱惑、各种难处，作家要时刻思考“为谁写作”的问题，还要想清楚，我究竟为什么要写这些，写这些又是为了什么。努力写出好作品。作家要保持心灵的自由，真诚地创作，不能当文字的匠人，要为国家、为时代、为民族、为人民放歌。


我去年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完整观看了大连马拉松比赛，马拉松运动员往往跑到32公里的地方感觉最难。作家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每位作家都有32公里处，年轻时觉得精力充沛，写不完的素材，要警惕瓶颈期，这是每位作家都会经历的。江郎总有才尽时，重新找到创作源泉更加重要，一定不能固守在作家堆里转圈子，要打开生活的大门，关注国家、关注民族、关注时代、关注人民。“帘外淡烟无墨画，林间疏雨有声诗”，作家应该与世无争而又有争。无争的是名利，有争的是人类和人民的生死痛痒祸福。把内心真正想说的话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完成“无墨画”“有声诗”。这次写三部曲，我奉行三不主义：不计生死。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计得失，包括不计较能否被改编成影视剧，不计较结构和叙事是不是按传统方法进行，能被多少人接受。做得好与不好且不论，但是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也可以说在所不惜，我有责任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王蒙老师看完《沿途》后说，你心有多深，就能从小说里看到多深；你心有多广，就能从小说里看到多广。我争取这样做下去。


中华读书报：《沿途》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描述得非常准确，同时也描写了一代人的特殊经历与命运，既有时代的氛围，又有个人的命运，以及一些知识性的穿插，还有一些作为叙述者超越这一切之上的思考，“三部曲”完成后您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陆天明：完成后我会统一“三部曲”的风格。我们是与共和国一起走过来的人，我们在第一线，热血沸腾，跌倒又爬起来往前走，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思考怎么在社会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基点，保留什么、否定什么，看清当代中国的来路与前程。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状态怎样？ 现在第三部进展如何？


陆天明：我有个习惯，小说每一部要写十五六个开头，每个开头写四五万字，写完又否定掉，每一次都是新的历程。第三部已经写了十五个开头，写了两百多页，我又放弃了。老伴了解我，总是问：开头开好了没有？ 开头行了，往下写就很顺。这个过程是必要的，风格、语言、故事、情节都在写的过程中完善。


中华读书报：写作前不列提纲吗？


陆天明：我没有提纲，这是写《泥日》时养成的习惯，从此以后再也不写提纲。写电视剧连续剧《省委书记》《大雪无痕》都没有提纲，总觉得如果有提纲，小说就框定了，人物、细节都是在写的过程中“蹦”出来的。所以痛苦就在这里：不知道自己能写到什么程度。好处是写出来的小说是鲜活的，随时在变，不是预设的。


中华读书报：“中国三部曲”对您有什么特殊意义？


陆天明：“中国三部曲”不仅仅有文学上的意义，对我而言还有生命意义和终极意义。以前写小说时会考虑到还要改编成电视剧，但这次是用生命写作，这是我一直追求的。我陆天明，作为一名作家，经历过革命年代，为国为民而写作，是我们这一代文学人的立身之本，为文之根，不计毁誉，我将努力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