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重要性：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管理员

说话的重要性：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来源：《小说评论》　　许子东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当代文学中比较接近旧白话世情小说的一部作品。不仅在最近二十年范围内或者是1980年代以来，甚至从“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看，《一句顶一万句》的写法也是相当独特的，值得我们细读和重视。


乍一看这个小说遵循乡土文学传统，语言上有意地挑战“五四”文艺腔，刻意地追寻《水浒传》的细节、桥段和氛围。但是在用世情话本体展示底层民众生态的时候，《一句顶一万句》实际上又继续着鲁迅式的研究国民性的兴趣。小说中的无数乡村故事，并不是在阶级矛盾、战争乱世这些常见的格局当中展开，而是贯穿着三条线索，三个关键词，就是“生计”“说话”和“家庭”。


局部看，这个小说细碎、繁琐、重复、枯燥，整体看却是一部升级版的《生死场》。全书密度很大，虽然只有三十几万字。


作家刘震云1958年出生，河南延津人。延津乡镇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主要背景，不过从作品里也可以看到，作家并无意突出一个地方的乡俗。和莫言、沈从文不一样。刘震云笔下延津的事，也是中国所有农村的事，甚至也是中国以外的很多人情世故生态的事情。


1978年，刘震云作为河南高考文科状元进入北大中文系。他自己跳出了河南，但是小说里边的所有人物都困在河南，这些人物一直在底层，从事杀猪、卖鱼、开车、弹棉花等等各种生计。作家成名以后也常回家乡，并且在家乡悟出了在北京都找不到的人生哲理。刘震云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比如《一地鸡毛》《手机》《一九四二》，这三部均与冯小刚导演合作。一方面，刘震云是一个非常适应传媒时代的作家，但他的长篇《一句顶一万句》却是非常严肃、“土得掉渣”。早在《一地鸡毛》等作品里，刘震云就显示了他对平凡人日常生活的文学兴趣，契合了九十年代以来日常生活挑战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只有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刘震云的写法才特别琐碎，尤其乡土，而且充满自信，汇集这么多乡间底层的琐事，合成一幅百姓生态的“清明上河图”。


一、“生计”是他们的姓名符号


小说分上、下两部，结构上有些象征意义的布局。上部叫“出延津记”，核心情节是民国早年，卖豆腐老杨的次子杨百顺（后改名吴摩西），假装去找他与人私奔的老婆吴香香，后来走出延津，真心要去寻找他的养女吴巧玲。下部“回延津记”是七十年以后，八九十年代，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也在假装寻找自己与人私奔的老婆庞丽娜。牛爱国回到延津，试图寻找他的老家和故人，同时也寻找他自己曾经不敢与之私奔的一个女人，那是人家的老婆。


这部小说不怕剧透，因为《一句顶一万句》重点不在情节，而在细节。刘震云这个长篇的第一关键词是“生计”。小说里有上百个人物，除了杨百顺等少数几个主人公，大部分有姓没名，尤其是上半部，统统称之为老杨、老高、老李等等。比方说“出延津记”的第一节，仅仅一节就出现了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铁匠铺的老李、孔家庄卖驴肉的老孔、窦家庄卖烟丝的老窦、劁牲口又给人补锅的老董、魏家庄卖生姜的老魏、看相的瞎老贾等等十几个人。讲的却是一件事情——老杨将老马当好友，老马其实看不起老杨，别人都看在眼里，只有老杨不知道。就在这种老杨、老马、老李、老段的人名疲劳轰炸下，作家悄悄展开了小说人物关系网的一个角落，以后还有几十上百个老汪、老裴、老曾、老范等等陆续登场。其叙事效果是——第一，做什么事情住什么村，比他们的名字更重要，生计是他们的名字符号。民以食为天，在阿城、史铁生等人的小说里边，农民的生计是从知青的角度来强调，但是刘震云笔下，生计对老百姓的重要性在名字上就体现了。第二，写乡村世界但几乎不写农民，写的都是乡村的小商小贩。按照社会阶级分析，他们也都难以归类为半无产阶级、雇农，也不知道算不算“小资产阶级”或贫下中农。老曾、老范说不定还有雇工，将来可能要划成小业主、中农甚至富农等等。第三，在刘震云这种别开生面的重复人名轰炸叙事当中，老孔、老段、老董、老魏……被一视同仁，都是惨淡人生，辛苦生计。小说后来详细描写主角杨百顺想跟老裴学剃头，羡慕一个叫罗长礼的人会喊丧，这里唯一超越生计，有点“诗和远方”成分的，就是替死人喊丧。之后杨百顺又跟老曾学杀猪。底层社会的生计，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行规，有职业规则，有技术要求。农村大地不仅只是种庄稼，人人要活着，人人要谋生计，这是刘震云小说的第一层背景，基本底色。


但刘震云写国人生态农民生活，不仅是写吃、睡、活着，更为了第二层意义——“说话”。不妨把“说话”两个字打上引号，可以联想到福柯的所谓“话语”。小说里反反复复强调，人与人之间，老曾、老范、老李、老杨什么的，人跟人之间能否“说话”，至关重要。

二、“说话”：“说得着”与“说不着”


“说得着”就是可以交流，志趣相投甚至有感情。“说不着”就是误会、隔膜、性情不合，甚至是漠视或者敌视对方。所以人跟人之间能否“说得着”，是上半部人伦关系的关键，到了下半部也是家庭和谐的关键。


小说第一章讲卖豆腐的老杨一心以老马为友，以为跟他“说得着”，其实“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1]。四十年后还被人嘲笑，“经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


这里又出现三个关键词，一个是“朋友”。再穷再苦再乡下再底层的老乡们，一生也都需要朋友，这一点，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比其它“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都强调得更多。穷人不仅是被用来同情和唤醒的，穷人也跟一般人一样，会孤独、求自尊。当然毕飞宇以另一种更戏剧的形式描写过穷人的自尊。


另两个关键词是“经心”“过心”，就是经过心里。穷人之间的朋友不仅是靠生计合作，靠阶级觉悟，也要靠心的交流。怎么交流？就是要“说得着”，所以说话的第一种功能或者说终极目的是过心、经心。


有种常见情况是误解，话题不自觉地被转移。小说第二段写剃头的老裴，有点像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的写法，一个人物会扯到另外一个人物，然后再联系出第三个故事。不过刘震云绕得再远总会绕回来，“绕”是刘震云的文字特点，也是他的结构形式。


老裴以前靠贩驴为生，在内蒙古有个相好叫斯琴格勒。有了相好，人又老实，留了真名真姓、地址。小说里写：“靠相好蒙族人不在意，整天吃牛羊肉，热性大，不在乎夜里那点儿事。”但后来相好怀孕了，怪在老裴头上，其实是另外一个男人所为。老裴的老婆叫老蔡，老蔡因此责怪老裴，不许老裴再跟相好来往。老裴因为怕老婆，还怕上了老婆的哥蔡宝林——“俺俩一闹，她就回娘家找她哥，她哥就找我来论理。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件事十条理……我嘴不行，说不过他。”因此老裴就一直在他老婆老蔡的严管之下。这就是小说强调的“说话”的第二种功能：说不过就要认输。


这一件事怎么会变成十件事呢？举个例子，有一天，卖豆腐的老杨责怪杨百顺哥俩不该跑出去听罗长礼喊丧，先是责怪偷了羊，然后就转到“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小说这里插了一句：“卖豆腐的老杨，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另几件事），这个句式在整个长篇里多次出现。这是刘震云对延津、对河南乃至对中国人语言文化沟通的第一种概括。


另一个常常出现的句式，就是发生了一件事，作家会说这不是因为这，也不是因为A，也不是因为B，也不是因为C，而是因为你想都想不到的D、E……


这种时候说话就不是谁对谁错了，而是话题转移。甲怪乙不能做某事，但甲怪乙不尊重甲，又是另外一个解释。所以从是非、见解转到情绪、不尊重，从事实判断到人际关系，这种情况常常出现，核心其实就是情理不分。小说里很多情况下，人与人说不上话，就是因为语言交谈中话题转换，“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


人与人“说得着”是因为经心、过心，“说不着”可能是强词夺理、话题转换。但除了这两种极端的情况，“说话”和人伦关系的演变，在作品里有更多更复杂的例子。


三、缺少忠义侠客的“水浒”


李敬泽说，“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2]。的确，小说里有些场景、细节——比方说几个人到某地小店食宿，突然撞到陌生人，一言不合就动刀动棍甚至闹出人命。小说里有个人物叫姜虎，就是这样被人打死的——的确很像《水浒传》的桥段。李丹梦有篇长文，讨论刘震云的小说，其中也说《一句顶一万句》有《水浒传》的遗风。[3]但是《水浒传》有两层主题：官民矛盾与忠义侠客，这个忠义侠客却分明是刘震云小说里故意留的空白。


刘震云笔下的芸芸众生，持什么人生态度的人都有，就是缺少忠义侠客。官民矛盾偶然也有，处理的方法很平淡，写了几个县官，把县官也称之为老胡、小韩。老胡不大懂官场规矩，歪打正着，平安执政几十年，自己还可以做木匠。小韩上任了以后爱讲话，没听众就将教堂变成学堂，百顺、百利两兄弟因此短暂借光。后来小韩县长演讲太过频繁，据说一年讲六十二场，平均三天一场，省长老费不喜欢这个县官那么喜欢说话，过于勤政的小韩最后反而丢了乌纱帽。官场里边的任命升降，在小说里只是很清淡地提了一下。


杨百顺的弟弟叫杨百利，他认识了朋友牛国兴，学会了另一种谈话方式叫“喷空”，这也许是刘震云创造的一个词汇。


这个“喷空”和小韩的演讲不同，小韩的演讲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和废话，何为救国救民？而“喷空”有具体的人和事，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故事。


比方说某人看戏入了迷，跟着班子走了，之后就可以虚构了，说他爬墙进了戏班，脱下裤子就要与一个旦角睡觉，最后被武生打等等。其实这就是文学创造了。这种“喷空”不仅使杨百利找到生活乐趣，而且还使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找到了新的“喷空”伴侣，有点像捧哏。所以“喷空”——虚构的说话，又是这个小说里“说话”的一个变形。


小说上部第八章的故事是杨家的长子杨百业结婚。有一个富家女叫秦曼卿，因为少了一块耳垂，被开粮栈的老李家退婚，一怒之下决心随意下嫁，不论贫富。卖豆腐老杨听了老马的建议，替长子去求婚，没想到这次歪打正着，居然成事。


世事偶然，跨越阶级鸿沟也是阴差阳错。婚礼的时候，三弟杨百利在机务段谋生，照样“喷空”。只有杨百顺最惨，他之前学过杀猪挑过水，随父亲卖过豆腐，吃了无数的苦头，婚礼上看着场面这么热闹，自己却只能打扫厕所，命运如此之惨，绕来绕去就责怪于欺负他父亲的拉车老马，于是动了杀念。


在《一句顶一万句》全书不到三分之一处，第八章是一个叙事转折。这个转折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之前小说线索多头发展，卖豆腐老杨、剃头老裴、杀猪老曾、“喷空”百利、演讲小韩等等，各种生计故事和说话烦恼，一时看不清楚小说的主角是谁。到了第八章读者才看清楚，原来主人公是杨百顺，这个转折当然也是时间意义上的。第九章第一句说：“杨百顺七十岁时想起来，他十九岁那年认识延津天主教牧师老詹，是件大事。”


这显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多年以后”的技巧，而不是《水浒传》写法了。提前告知读者，杨百顺会活到七十岁，而且还会回过头来检讨自己的漫长人生。这其实是虚晃一枪，杨百顺中年以后的人生，在小说里其实是个空白。


空间、人物一集中，时间上一有晚年回想，原本的“拟话本”《一句顶一万句》，瞬间变成一个由旧白话写成的当代小说了。


第九章杨百顺的命运转折是因为先后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七十岁的意大利传教士老詹，还有一个是接替小韩做县长的老史。百年中国小说贯穿的三种人物形象，就是士、官、民。《老残游记》等小说里，这三者关系比较简单清楚——“士见官欺民”。“五四”以后，尤其是鲁迅笔下，“士”可以有好些种，有抗争的“狂人”、《祝福》《故乡》里边内疚的“我”、潦倒的孔乙己，还有《阿Q正传》里边做帮凶的长衫党等等。在现代文学中，“官”常常并不直接出面，做坏事的只是帮凶爪牙。最复杂的是“民”，仅仅在一个短篇《药》里，“民”就分了三四种。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前八章主要都写“民”，各种各样的底层民众——杀猪的、卖豆腐的、贩竹的、剃头的、染布的、赶车的……虽然这些以不同方式谋生的底层群众严格区分也有穷富之分，但小说主要写他们之间在生计方面的合作和在说话方面的矛盾。但是，小说的转折点（刘震云可能也没有完全想到）就是“民”和“士”、“民”和“官”发生实质性的联系。


整部《一句顶一万句》，几百个人物，各种社会生态，真正算作知识分子的只有一个老詹。他本名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意大利人，会中文，在延津传教四十年，一共只发展了八名教徒，平均五年发展一个。杨百顺勉强算是第九个。因为百顺在哥哥婚礼上发怒甚至想杀人，后来去了老蒋的染坊挑水，十三个伙计分五六个派别。“这些年杨百顺经历过许多事，知道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虽然他小心打工、谨慎说话，结果还是因为无意中放走了老蒋的一只宠物猴子，而被辞退。荒山野岭走投无路，碰到老詹，他为了生计，勉强信主，改名杨摩西。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很多也是从生计开始“说话”。老詹介绍百顺到一个叫老鲁的竹业社去打工，晚上给摩西（百顺）讲经，弄得摩西白天犯困，破竹出差错，又被辞退。也是碰巧，因为摩西（百顺）在社火队群众表演当中扮了一个阎罗王，居然表演出色，他在虚拟世界中获得了几天第二身份，就被县长老史招去县政府种菜。


这个细节，士、官、民三者齐全。主人公出现了一个人生较顺心的转折。当然士、官、民交集的好景不长，不久老詹病死，县长老史被撤职。当时决定官运的是提拔你的上司是否和更上级的省长或者总理搞好关系。这就决定了你的官运，也决定了下面民众的命运。在县政府种菜时期，杨百顺入赘，“嫁”入一家馒头庄。店主姜虎死后，他老婆吴香香主持生意。不过婚后夫妻说不着话，他倒和吴的女儿巧玲关系很好。


后来百顺改名吴摩西，“摩西”是因为信教改，“吴”是因为老婆改。他却发现自己的老婆跟邻居银匠老高私通。摩西之前也还自认为跟老高很说得着，是知心朋友，可见说得着话并非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小说上部就结束在吴香香和老高私奔，吴摩西（杨百顺）带着养女去找吴香香，因为乡间舆论，带了绿帽必须有所反应。结果老婆没找到，却把养女巧玲丢失了。


平凡生活当中，最有戏剧性的就是老婆给丈夫戴绿帽，然后丈夫还要去追。从《水浒传》到二十世纪都没有变化。各色人等也差別不大。


下部“回延津记”，一开始突然变了文风，几十年以后，解放后人民有名字了。主人公叫牛爱国，是巧玲（真名叫曹青娥）的次子。其他大部分人物终于有了正常的名和姓，第一句就是——“牛爱国三十五岁时知道，自己遇到为难的事，世上有三个人指得上。一个是冯文修，一个是杜青海，一个是陈奎一。”句子虽简单，却概括了下半部的主要内容——主角牛爱国一直困难地寻找说得着话的知心朋友。


小说上、下两部完全是两个时代，人物隔了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小说故意不写，几乎看不见。小说强调的是这种变化之中的不变。变化是什么？小饭铺变成了“老李美食城”，又变成了“老马汽修厂”，馒头庄变成了酱菜厂，教堂变成了“金盆洗脚屋”，当年挑水的井现在成了卷烟厂等等。吴摩西大闹的南街，现在是杂货铺旁边的剧场。总之变化处处有，不变处更多。在社会、政治巨变之中，人们仍然忙于生计，仍然说不着话，仍然要寻找出轨私奔的老婆。


我一度以为下部会改成新白话“五四”文体，以增加前后的语言对比。但没有，说着说着刘震云又绕回到原来的世情拟话本的旧白话文风。上部和下部的连接点，除了人物都是河南延津地区人、有祖孙隔代亲属关系，更突出一点是两个男主角，就是杨百顺和牛爱国，他们都有一个出轨的老婆，而且都不是偶然出轨，都是明目张胆要跟别的男人出走，而且两个男主角都有自己喜欢的小女儿——巧玲和百慧。而且他们在寻找老婆的过程中，发现出走的男女活得也很艰辛，甚至很动人。


在“生计”“说话”之外，小说的第三个关键词是“家庭”。“家庭”又充满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贯穿主题——屈辱感，或者是对屈辱感的麻木，表现的是家庭崩溃的可能和挽救家庭的努力。


牛爱国当汽车兵后复员，生计不是问题。他跟三个人说得上话——冯文修退休以后卖肉，喝醉酒就乱说话，所以往来有限；和杜青海不在一个部队，偶然宿营时吸烟，就说起话来，居然越说越有话说。小说详细描写了两个人怎么说话：


牛爱国从小说话有些乱，说一件事，不知从何处下嘴；嘴下得不对，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或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事，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杜青海虽然说话慢，但有条理，把一件事说完，再说另一件事；说一件事时，骨头是骨头，肉是肉，码放得整整齐齐。


…………


两人在戈壁滩上，或开汽车，或坐在弱水河边，牛爱国一件一件说出来，杜青海一件件剥肉剔骨，帮牛爱国码放清楚。杜青海遇到烦心事，也说与牛爱国。牛爱国不会码放，只会说：


“你说呢？”


杜青海只好自己码放。码放一节，又问牛爱国。牛爱国又说：


“你说呢？”


杜青海再自己码放。几个“你说呢”下来，杜青海也将自己的事码清楚了，二人心里都轻快许多。


这么详细地抄录，因为这里的“说话”其实是一个情理区分、逻辑判断的过程。《一句顶一万句》里面，“说话”既是交友——经心、过心，也是误解——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而且还是思维和逻辑混淆与判断的过程。


几年后牛爱国结婚了，有了小孩百慧。夫妻却有隔膜，两个人见面没有话说。“一开始觉得没有话说是两人不爱说话，后来发现不爱说话和没话说是两回事。”外人看风平浪静，但牛爱国发现老婆庞丽娜和开照相馆的小蒋有染，而且谈笑甚欢。说话比性还重要。


牛爱国开了三天汽车，找到话友杜青海，问是杀人还是离婚。杜青海回答：“你既杀不了人，也离不了婚。”杜青海的建议是“忍”，“量小非君子”。叙事者这时插嘴：“杜青海出的主意，打根上起就错了。”


还有第三个朋友陈奎一，脑子比牛爱国还乱。牛爱国三十多岁了，受过正常的学校教育，当兵多年，也是新社会长大的，居然只有这么三个人可以说话。冯文修经常醉酒，陈奎一比他还不靠谱，杜青海好像脑子清楚，可是出的主意也是错的，所以牛爱国的整个人际关系网，只有一个姐姐还能说上几句话。最能沟通的倒是他女儿百慧，很小。


小说花了不少笔墨，倒叙巧玲当年怎么被三个男人倒卖，这也就是曹青娥（牛爱国的母亲）的一生。一讲旧事，小说又恢复拟话本的文体，突出悲苦与平淡。现实当中，牛妻庞丽娜与照相馆小蒋相好，被小蒋的老婆捉奸。书中写的捉奸过程，相当琐碎繁琐，使人想到《繁花》。《一句顶一万句》和《繁花》都是新世纪最出色的中国世情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一北一南互相呼应，中间隔了一个王家卫（冯小刚为什么拍不了《一句顶一万句》？值得思考）。


牛爱国惩罚老婆的方法就是拖着不离婚，一边在梦中幻想杀老婆，一边在开车中途睡了一个美食城老板的年轻妻子章楚红。小说不动声色地写了一段床戏，说章楚红用温水帮男人洗下身，事后才知道，因为她自己的丈夫有性病。牛、章床戏不只是肉体，女人要跟他远走他乡，男主角动摇退却了，正好母亲生病，于是回乡。


小说最后部分是有双重意义的寻根回乡，一是曹青娥临死前记挂多年前故乡旧人的信息，要儿子去找杨百顺也就是吴摩西的踪迹、后人。二是牛爱国在回延津家乡过程中有所感悟，一边假装寻找出轨的老婆庞丽娜，一边寻找情人章楚红。这时章已经离婚，据说去了北京。


小说没有结尾，或者说结束在一种过程、状态之中。小说略过了时代洪流，略过了社会变迁，写的是一种七十年循环的底层常态，男女忙于生计，难于“说话”，最后寻找背叛自己的老婆或者丈夫，一种没有英雄的“水浒”传统。


小说里的“一万句”，体现在全篇重复在“说话”。可是其中哪一句能顶上这一万句呢？


上部第十三章，与吴摩西老婆私通的邻居银匠老高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话是这么说，但不能这么干。”


第二句是：“事儿能这么干，但不能这么说。”


第三句是：“要让我说，这事儿从根上起就错了。”


三句都有意思。但这是三句，不是一句。


另一处，老曹要嫁女了，老婆不同意，说：“我看你是成心，与人联起手气我。把我气死了，你好再娶个小。”小说叙事者说：“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这句话在小说里反复出现，好像也能顶上万句，就是语言的歧义、误解，无法沟通事理人情，而人情、人伦正是社会的深层秩序所在。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只说好话”，牛爱国一度照着朋友的建议，只对老婆说好话。


牛爱国发现话也不是好找的，好话也不是好说的……两人本来无话，专门找来的话，就显得勉强；两人说不来，就无所谓坏话或是好话……牛爱国一张嘴，本来不是说好话，是说一件事，庞丽娜也捂耳朵：“求求你，别说了，我一听你说话就恶心。”


这句话也真“顶”了一句。


牛爱香告诉弟弟自己要结婚了，说：“姐现在结婚，不是为了结婚，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话。姐都四十二了，整天一个人，憋死我了。”这也是关于“说话”的一句话。还有牛爱国最后在故乡找旧人旧事的时候，有人劝了他一句，好像漫不经心，却也是一句金句：“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句能不能顶一万句呢？


“一万句”的繁琐、啰嗦、细碎、重复的拟话本叙事效果当中，是人情、世俗、人伦、人际关系的隔膜、疏离与难以沟通，同时也显示了这种世俗、人性、人伦、人情秩序的延续、修补与代代相传。


三个名字——百顺、摩西、爱国——三个符号之间，变化少，延续多。阿城曾怀疑改造国民性是否可能，他认为改造国民性就要改造中国社会生态的世俗性质[4]。刘震云的长篇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鲁迅的使命。维系人伦人情秩序的“说话”，很多时候情理不分，充满误解，言不对题，无法沟通。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刘震云的小说也在怀疑，要改变这种世俗人情、人伦秩序是否可能，或者至少将会何等艰难？


中国的世情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老百姓怎么谋生，怎么“说话”，怎么“男女”。如果不“说话”呢？那就是另一个作家的题目了：“不响”。






注释：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该小说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2009年第2期与第3期。后文不再另行标注。


[2]参见《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封底推荐语。


[3]李丹梦：《乡土与市场，“关系”与“说话”——刘震云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4]参见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台北时报文化有限公司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