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八十岁再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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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八十岁再回首


来源：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从1965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新站长》算起，文坛老将蒋子龙已在江湖跋涉56年。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令他一夜成名，此后《机电局长的一天》等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他也进入了改革文学奠基人的行列。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蒋子龙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


今年，80岁的蒋子龙陆续出版《开拓者家族》、随笔集《故事与事故》和《人间世笔记》。《人间世笔记》共有4小辑。前3辑用37篇随笔记录了当下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一幅幅人生世相，睿智深刻，练达透彻，诙谐生动；第4小辑更为精彩，记载了作家对各种人间世现象的感悟，金句频出。



《人间世笔记》，蒋子龙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


蒋子龙说，每个人活着是不断总结的，到老年系统地回顾一生，写本自传，不要把一辈子的感悟、特别是教训带走，这似乎是作家最后必须写的一本书。几年前就有朋友劝他动笔，但他至今还没有想好用一种什么表达方式。


年轻的时候，蒋子龙兴趣广泛，篮球打过团级代表队的中锋，乒乓球赢过天津工人代表队一号种子一局，吹拉弹唱能滥竽充数替补登台，也喜欢京剧、河北梆子，年轻时胆大能喊两嗓子，可是现在不敢了。他觉得，文学创作是个很“毒”的工作，自从把精神转到写作上，渐渐把其他爱好全丢弃了。现在还保留着多听多看的习惯，有外出的机会，特别是去企业、下农村，一般不会放过，朋友聚会也一定要参加，老友畅叙那是灵魂透气，一大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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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对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作家有关注吗？


蒋子龙：非常关注，佩服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华读书报：您以前还开过博客，后来有关注过微博吗？可以看出您一直都非常接受新事物，这是不是您心态年轻的原因？


蒋子龙：我从未在意过自己的心态，也不知该怎样在意。所谓“新事物”你不接受也不行，早接受早方便，比如到市场买菜，你不用微信还攥着一把零钱，你麻烦，老板们也嫌麻烦。


中华读书报：您从1960年开始写作，1965年创作出《新站长》，当时是什么让您选择走上写作这条道路？


蒋子龙：当时我并未把写作视为一条路。在部队已超期服役，因出身富农不能升官留队，心思不再往制图业务上下工夫，利用被抽调出来替部队文艺演出队编写节目的机会，在制图大楼三楼和四楼楼梯的拐弯处，有间存放乐器的小屋，获得部队首长特批，我可以在里面开夜车，不受熄灯号限制，编好文艺节目后，捎带着写了这篇小说。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地方和军内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篇幅短小的散文随笔。


中华读书报：通过《碎思万端》能看出您关注的特别广泛，这么多年您怎么保持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心？


蒋子龙：对知识、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力。特别是上了年纪，关注现实世界，有助于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精神容量和强度。因为小说要向外部世界打开，写透人情才是小说。有好奇心才能看到和看深人情世故。能保有多大的好奇心，可能跟作家的风格、性情和身体状态有关。有作家说过，身体好才能保证在创作过程中有爆发力。我理解“爆发力”，就是想象力、神来之笔。何况写长篇不单是精神劳动，更是个体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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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有很多是“碎片”式的断想和议论。


蒋子龙：凡思考者，思想总有偶尔冒火花的时候。我喜欢张潮的《幽梦影》，契诃夫的《邻居集》、邦达列夫的《瞬间》等书，三言两语、一二百字，表达一个观点，一件有意思的事或人。就像工匠劳作时剩下的边角余料，不堪大用，丢掉又可惜。我长期积累了大量这样的边角余料，就想编一本“思想断片”或“碎思录”之类的书，于是零零散散地发表了《故事与事故》《碎思万端》《葵花灯下》等。


中华读书报：在《故事与事故》中，您深情地回顾了自己走上文坛的故事，结交的一批著名编辑秦兆阳、苏予、许以，以及和《当代》《十月》《小说选刊》结下的深厚感情。


蒋子龙：我很幸运遇到了那些高山仰止又古道热肠的老编辑、大编辑，亦师亦友，至今感念不已。每每想起他们心里便涌起一种温暖、一种亲切、一种感动……真的好想他们！


我写过一篇文章，称编辑是支撑文学大厦的水泥柱里的钢筋。那个时代成就作家，也成就编辑，文坛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编辑的故事，比如，没有龙世辉就不会有某部名著；没有萧也牧就不可能诞生曾轰动一时的某部长篇小说。


中华读书报：您说作家分两种：一种是把自己当宝贝，一种是把自己丢掉，又找了回来。您属于哪种？


蒋子龙：世界上有些知名作家，把自身视为自己创作的宝库。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作品不靠外部情节推动，而是来自“内心体验的深度”，不断把生命掘深。


我自农村考到天津读中学开始，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开始丢失自己，随着命运漂流，报考什么学校，进什么工厂，当什么样的兵，什么时候复员，全都不是自己的选择。我渐渐意识到，只有手里的笔，我自己可以掌握。“文革”结束后，我因写小说被推上了批判台。挨批不是好事，却是扒掉所有外壳，认识自己的一个途径。既然认识到了，我就开始慢慢找回自己。我的写作生涯可以概括为先把生命拓宽，然后再往深处开掘。


中华读书报：《农民帝国》当年入围了茅盾文学奖。您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对于您的意义？


蒋子龙：这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书，凝结了我对农民命运的思考，而通过农民的命运可以解读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就是英译本的推介词所言：“不了解农民就不能了解中国。”我想有许多读者理解了我的创作初衷，不然自这部书出版十多年来，每隔一两年就要印一次，已经发行了九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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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1976年复刊第一期《人民文学》的头条；1980年，《十月》发表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开拓者》，又让您获得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那时您也是叱咤文坛风云的人物……


蒋子龙：好个“叱咤文坛风云”！我这一生就从未尝到过这种滋味，有时被整得太憋气，真想去当土匪“叱咤”一番。1976年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人民文学》编辑部奉文化部指令要我写检查，我写了一稿没过关便口出狂言：一不写检查，二从此不写小说，顶不济就在车间继续被监督劳动！编辑部为保我，由副主编李希凡代我起草检查，李带着替我写好的检查稿来天津，先将检查读给市委一位领导听，领导同意，当即下令派人找我在检查上签字，不签字也甭想再回工厂了。那意思很明显，我不签字就要被关或被抓了。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妻子刚生下女儿，我回家熬了一暖瓶小米粥，那时这就是女人产后最好的营养品了。我把七岁的儿子反锁在屋里，骑车往南开医院送粥，到医院门口被一男子拦住，传达了上述市委领导的意见，叫我立刻跟他去市里签字。他既然在医院门口堵我，就知道我妻子刚生产，我心里的火往上撞，让他闪开道，说今晚你不带警察来我不会跟你走，你不知道我老婆刚生完小孩儿，还什么都没吃哪！他说我们有个女同志正在产房做你爱人的工作。我突然大怒，吼道：你不知道产后受惊吓就不下奶了！说着就往医院里跑，他还要阻拦，我抡起手里的暖瓶向他砸过去，疯了一样跑进产房，指着那个女人一个“滚”字刚骂出口，她一见我的神色，慌忙溜出了产房。


我两手空空，看着脸色煞白的妻子，情绪渐渐冷静下来，开始心疼那一暖瓶小米粥，小米是用粮票托车间里家在农村的工人好不容易给买来的，只好再回家重熬。妻子拉住我说，压压你那臭脾气，不行你先跟他们去一趟，你若被抓进去，家里锁着一个，我们娘俩还在医院里，这个家怎么办？我宽慰她说，放心吧市里不会因为我脾气坏抓我，我下狠心了，不管李希凡写成什么样，我都会在检查上签字。其实李希凡也被骗了，我签字后，检查也公开发表了，对我的批判却升级了。各地的批判文章不算，不久竟有三个从内蒙来的造反派，身穿绿军装，要把我揪到内蒙去，由于他们态度狂傲，惹恼了工厂的造反派，手持铁器把他们挡在厂门口以外。他们在大门外闹腾了三天，却始终进不了厂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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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的名字已经和《乔厂长上任记》连在一起。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当年这部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反响一定超出了您的预料吧？今天您怎么看待这部小说？


蒋子龙：“文革”前我是厂长秘书，再加上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文章，便是“炮制大毒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的帽子，押送锻压车间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我不想回厂部，就留在车间管生产。由于我在生产第一线干了近十年，对车间的状况非常熟悉，还因为“文革”前我给厂长当过秘书，知道真正的厂长是怎样管理一个万人大厂的，可“文革”后等我当了车间主任跟当下的厂长一打交道，才知道什么叫积重难返。


那时“文革”形式上结束了，在人们的思想上还未结束，上边换了领导，却没有换脑子，只管给我下任务，什么责任也不担，车间有问题应该上边给解决的，也推来挡去，每个头头都满身黄油，一碰一滑溜。下边的工人派性闹了十来年，人的样子没变，却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机器设备年久失修，也不是原来的设备了，加上“文革”砸烂了所有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偏偏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厂里有位老师傅就曾说我天生是大工匠的料，落实政策后又想大干一番，给上边一些草包看看，于是就做梦般地把满腹牢骚用理想主义的方式表达出来：假若我当厂长就这么干，一个重机行业的大厂就该这么干——这就是《乔厂长上任记》。


小说出来后的反响，即便我真做梦也想象不到，陷我于冰与火的夹击之中，北京、上海的大报“欢迎乔厂长上任”，天津市委机关报连续发表14块版的文章批判……“官司”一直打到中央，直到总书记胡耀邦表态，乔厂长风波才算平息，但批乔者们心里的毒火并没有发完，此后又延续了许多年，一有机会就对我烧烤一番。有人说我是“硬汉”，只有我自己心里有数，表面的“硬”皮不过是被不断烧烤烤出来的，即所谓的外焦里软。人被逼到那个地步，不硬一点早就趴下，撑不过来了。


现在看，乔厂长不过碰巧站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人心等几条线的交汇点上，如同引爆了炸药，炸开了人们被十年“文革”封住的神经。说他是为社会开放趟地雷的，不算过分。


中华读书报：您来珠海几年了？是否已经习惯？


蒋子龙：已经有五六年了，每到冬季来珠海。我似乎有一颗没有家或找不到家的灵魂，到哪里都适应。在珠海不与外界联系，没有朋友，更安静，更适于阅读和写作。


中华读书报：回顾这八十年，您最幸运的是什么？有什么遗憾吗？


蒋子龙：我可能是同年龄的人中经受磨难和屈辱比较多的，或明或暗屡遭小人陷害，还包括经历很有可能丧命的事故，却总能有惊无险。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是还没有丢失做人原有的善良，没有变坏，没有以我的性格去打打杀杀过一种快意恩仇的生活。我创造了自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笔下的文字。若说有遗憾，既然干了写作这一行，是没有把该读的书都读完、读透，缺乏学识，因此不能把自己心里想的都能写出来，而且写得更好。我心里是有标准的，却达不到。这不只是遗憾，还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