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王良贵的最新力作《火的骨头》欢迎大家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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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王良贵的最新力作《火的骨头》欢迎大家购买

斯舜威：琴川之琴，只弹高山流水，不弹辞别之曲


王良贵，1972年生于浙江淳安，现居杭州。

献 诗


/王良贵


我时常梦见


有人在我的肋骨上磨刀


而我找不到这个熟悉的仇人


我体验过那种痛苦


只在诗中，我把自己生产出来


悲观主义者必然要做一回自己的母亲


然后做无数回这肉身的奴才


有且只有在诗中，在月黑风高之夜


窃得隐瞒精神疾病的诀窍


琴川之“琴”


——王良贵和他的诗


- 文/斯舜威 -




“凡有过的一切，我过目不忘/ 凡记下的一切用于辞别/ 山谷中云烟飘散/ 人最终死于心愿/ 是一年年冰雪消融，难舍难分。”这是王良贵《辞别》中的句子，读来颇觉沉重。良贵的诗大多是沉重的，因为他的生活一直并不轻松。


这首诗写于2014年10月11日，是他诗集的“压轴之作”。时隔5年，当我惊悉他正缠绵于病榻，与病魔顽强抗争时，诵读这样的诗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于庚子年初出游，一直滞留于遥远的南半球。我的好友、出版人彭明榜和我微聊，告诉我：“我接到一部诗稿，作者你认识。”我问是哪位，他回答：“王良贵。”我说：“当然！《美术报》老同事啊。”于是，明榜兄简要讲述了几位朋友如何“接力”似的把书稿转到他手里的情况。


“一传手”是画家杜觉民，我的同庚好友，良贵的知音。良贵的诗集《火的骨头》的所有插图，都取自杜觉民的水墨作品《众生》系列。杜觉民的画也是让人感到分外沉重的类型，诗和画真正珠联璧合，这是缘于心灵的相通。


杜觉民也滞留于域外。我和他微聊，他告诉我他和良贵多年前初交时的一段插曲：那时良贵在《美术报》编副刊，杜觉民也尚未闯荡京城，他欣赏良贵之才，深知良贵活得艰辛，有意不动声色帮一把，便不经意地问：“良贵，你喜欢画吗？”这句话其实是杜觉民准备送画的“前奏”，没料到良贵居然不接茬：“我不懂画，也不喜欢。”杜觉民送画的“脚本”便进行不下去了。后来，良贵在报纸上发了自己的诗，并配了杜觉民的画。杜觉民看到了，觉得好奇，便打电话问：“良贵，你不是不懂画吗？怎么选了我的作品作为配图？”良贵说：“你的画我懂的。”这样的散淡之交，我觉得非常纯粹和美好。据我所知，良贵其实一直用一种近乎刻意的“防守”，小心地呵护着自己的尊严。


我的思绪，跳到了20年前。那时，我接任《美术报》总编不久，雄心勃勃，版面不断“扩容”，从4开4版扩到了8版、16版、24版、48版，人手不够，便“收编”了不少社会上的“散兵游勇”。当时，受用人制度限制，要想录用体制内人员非常困难，我们就打破条条框框，直接聘用社会上不需要正式编制、不需要办理烦琐手续的“杭漂族”。杭州是书画重镇，“体制外”的书画人才特别多，《美术报》便向他们敞开大门，一时间可谓群贤毕至。王良贵就是其中的一员。


良贵加盟《美术报》，缘于人物画家王犁的举荐。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良贵属于“另类”，论学历，他只有中专文凭，论专业，他是学机电的，但我看了他写的诗歌和文章，大为欣赏，觉得他文字功底非常好，人又非常实在，他当时漂泊无着，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支点，看看他能否撬起“地球”。


初到西子湖畔的王良贵，如此这般向朋友介绍自己的故乡：“千岛湖，比保俶塔塔尖还要高出两百米。”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地理上的落差，我知道王良贵的话语里肯定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感慨。淳安和杭州的“落差”，自然不止于此。遥想当年顾况慨叹“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待看了白居易的诗之后才表示“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而杭州，何止“米贵”？杭州在人文版图上居高临下的优势，何止高出淳安“两百米”？王良贵会写诗，但要融入杭州，谈何容易？




良贵的家乡在淳安县威坪琴川。淳安素称穷乡僻壤，琴川则是“穷中之穷”。同样出生在淳安的王犁告诉我：“琴川在浙皖交界处，相当偏僻，比一般的淳安人要更困难一些。”我记得多年前供职于浙江省民政厅的一位作家写过一本反映新安江水库移民的书，书中描述的淳安农民的生活状况之窘迫，是很难想象的。王良贵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读初中要翻越三座大山，一罐咸菜要吃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他的成绩却是出众的，初中毕业就考上了南京的一所机电中专学校，堪称奇迹了。农村里能够考上中专的都是佼佼者，如果家境许可，继续读书，高考折桂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对王家来说，能够让几个孩子中的一个跳出农门，已属上上大吉。然而，少年良贵没有满足，他有足够多余的精力和精神，游离于“机电”之外，驰骋于诗的天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成为一个诗人的原因，至少有一点，在他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很少能够看到“机电”的痕迹，却与诗歌难分难舍。我不知道假如他考上的是大学中文系，此后的生活道路将会怎么样？


良贵中专毕业后就回到家乡一个小镇的一家小厂就业，那个小镇唯一的一条街道只有短短几十米，良贵很清楚一个来回有多少步，因为下班后他常常在寂寞的街上踱来踱去。一次难得去县城，他发现几个壮汉在殴打一个妇女，便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遭到围殴，打成重伤。后来施暴者固然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良贵也付出了见义勇为的“代价”。没多久，镇上的小厂倒闭，他又在县城的一家小厂上班。不久，小厂又倒闭了，他便去厦门打工，未几，又铩羽而归。我猜想，如果王良贵没有外出读了几年中专，没有学会写诗，那他很可能会像其他同村青年一样成为一个除了打工别无所求、除了养家糊口别无奢望的“农民工”，就如同他老实巴交的父亲一辈子是个建筑工一样。然而，一旦他怀里揣上了一个“梦想”，他注定要走出琴川，闯荡世界。


于是，他赤手空拳闯进了杭州，他唯一的“武器”，便是一支写诗的笔，和一身山里人的勤劳与质朴。他的笔，便是他的“琴”。他是琴川之子，他要用他的“琴”，弹奏琴川的故事，弹奏他的心曲。


王良贵到报社不久，便在埋头苦干中显露出他的人品和才华。我曾在一次编前会上恳切地说：“王良贵的诗，连我这个中文系毕业、80 年代就发表诗歌的中国作协会员也写不出来。”这无意中的褒奖，据说对良贵产生了很大的心理激荡，他也由此对我生出了“知音之感”。


王犁无疑是王良贵的第一个“伯乐”。这位曾经的淳安美术青年、中国美术学院学子，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人物画家，还在美院读书时，偶尔从家乡的《千岛湖》杂志读到一组诗歌，大吃一惊：“王良贵是谁？淳安居然有能够写出这般诗歌的人？”于是，他回到家乡，慕名找到了正下岗在家的王良贵，遂成莫逆之交，良贵在县城小厂的那份工作，便是王犁动用父亲和县领导的关系找到的。


身处杭州，王良贵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曾坦言“看清命运的落差和无法回头的走势”。他给我的印象有两点 ：一是近乎谦卑的质朴，二是近乎忘我的勤勉。事实证明，这两点已经深入骨髓，贯穿始终，他由此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尊重，也赢得了更多“伯乐”的器重，以致后来居然踏进了中国美术学院高高的门槛，成为院办秘书、秘书科长，甚至走上了处级岗位。


我没有询问他到杭州初期是如何艰难度日的，但我看过他的自传体小说《地点上的人物》，知道那就是他的写照，由此深感他生活的艰辛，“杭漂”的不易。《美术报》的聘用薪酬是菲薄的，恐怕连房租都不够，但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死心塌地投入其中。当时集聚的那批“散兵游勇”，有不少在书画界小有名气，他们可以借助《美术报》的岗位优势获取一些薪酬之外的精神和物质补偿，但不搞书画的王良贵则没有这份“优势”，他却丝毫没有计较。让他干校对，他欣然从命。他曾愉快地自嘲为“校书郎”，版面不断增加，薪酬一分未加，他毫无怨言。有一次搞“书画双百家”的大型活动，突击出了几百个版面的“号外”，大部分都是他校对的，现在想来我很惭愧，居然没有关心他是否来得及，他也这样扛下来了。我接任总编辑后，出于改版需要和个人喜好，新辟了“美术副刊”，且由我亲自编辑。良贵来了不久，我就把这一块交给了他，由他担任副刊编辑。这次和王犁交谈后才得知，这对他是莫大的鼓励，使他信心倍增。在他看来，从淳安的琴川到杭州西子湖畔，他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已经退休赋闲的我由此也颇多感慨，深感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大胆识人、用人，放手让他们去干，是多么重要。


我从王良贵的诗集中留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他的初始期，也是爆发期，应该也是生活上、工作上的迷茫期。他的诗歌似乎受到海子较多的影响。他在杭州逐渐产生影响，靠的还是他的诗。王犁曾帮他牵头在枫林晚书店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请来了好几位与王良贵素不相识的杭城诗歌界的大腕儿，他们对良贵的诗高度认可，也由此而对良贵刮目相看。大型文学杂志《江南》随后刊登了他的一组诗作，又刊登了他写打工生活的一组“地点上的人物”。这几篇纪实小说，被远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就约他继续写，写一本书。那时他就在《美术报》，他的岗位，白天是忙得不亦乐乎的，只能熬夜，用一根根几元一包的劣质香烟当“助燃剂”。“如果作为一条狗，在不平静的夜晚它忍不住要狂吠；作为一个苦闷而空洞的男人，他的口袋需要装一包两块钱的香烟，这就是我与诗之间的关系。”这是王良贵的自白，也是真实写照——


让我点燃一支香烟


火站了起来


我看见，火的骨头


这是良贵《叹息与荒凉》中的句子，这句子有着让人震颤的穿透力。良贵写诗，好几处用到了“骨头”的意象，如：


“燃烧的总是事物的骨头/ 干燥、内部充满风的骨头”（《冬天里有火》）


“它终究要指向既有的事实，骨头的气味/ 说出一个方向，同时说出全部”


（《指南针》）


“木头的定义就是骨头/ 从来不曾有过血肉”


（《下午劈柴》）


良贵的“意象库”里，“刀”也值得关注。由“骨头”而“刀”，可以想象到他的洞察生活的冷峻，以及生活本身的冷峻——


“我时常梦见有人在我的肋骨上磨刀/ 而我找不到这个熟悉的仇人”


（《异梦》）


“有人在磨刀，木头/ 这锋利的异族将要入侵”


（《下午劈柴》）


他坦言：“我常常满意于自己是一个偶尔有话要说的人，当我需要一支笔，往往是因为我有愉悦或不愉悦的经历要陈述，或者胸胁间有一把看不见的匕首要拔出。”当然，我知道，他每次从胸胁、从滴血的内心拔出的，不是匕首，而是匕首一般的 “诗句”。


良贵自然对生活充满热望，这从他用了大量“火”的意象中可以找到佐证——


“犹如迷惘中一朵一朵的火焰// 还有谁身临其境/ 目睹了最深远的景色”


（《献诗1996》）


“灰烬告别它的童年// 火焰腾空，随即又跌落”


（《冬天里有火》）


“火焰成全了宿命，并且浇灭了它们 / 我敲着墙的底部: 喂，谁还活着 ”


（《刀戈》）


还有更多的，或许更为内涵深刻的意象，我不想一一列举，还是留待朋友们细细品味吧！读王良贵的诗，需要对20世纪90年代左右的中国有一个大致了解，并深入其中。当然，我大致介绍一下他的人生，想必也有助于对他的诗歌的解读。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10首“新年献诗”，从《献诗1995》持续到《献诗2003》，外加《献诗2007》。我当《美术报》总编时也曾一年一度撰写 “新年献词”，每年辞旧迎新的日记也总要“总结”和“展望”一番，深感其中的况味。一位每年写“新年献诗”的诗人，是热爱生活的。后来良贵不写 “献诗”，也很少写其他诗歌了，实在因为太忙。他能够破格被中国美术学院录用，缘于“伯乐”相识，“贵人”相助。士为知己者死，他的勤奋和忙碌，应该是可以想象的。中国美术学院是藏龙卧虎之地，听说从领导到各路豪杰，对良贵还是很认同和赞赏的，这固然是因为他一如既往的人品和文才在起作用。这次良贵突然患病，美院的领导和同事也是关怀备至，令人感动，这也是良贵多年来辛劳付出的回报。


我和良贵联系并不多，记得2007年我出版《平闲堂书稿》《平闲堂画论》时，曾经把电子版发给他，请他再做一回“校书郎”。四五十万字，他很认真地做了审读，“纠”出了不少差错。后来得知，那段时间他不但工作忙，还正在职攻读学位，但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就把事情做了。


我甚至没有他的微信，通过王犁添加微信后，他的一声“斯总”，让我的泪流了出来，连连劝他安心休养，不要回复微信。春节前夕他突然晕倒，在重症室昏迷了一星期，幸亏开颅手术成功，才恢复了知觉，现在正在治疗和静养之中。他还是回复了一段：“谢谢斯总。好的，我还在术后治疗中，每天药物很多，需要度过这段。多年未见斯总，前几天还与彭老师讲起那年您救我于风雪的往事，时间过得好快，近二十年了。”


良贵就是这样，别人给予他一点点温暖，他会铭记一辈子。


我也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我非常清楚，山里的孩子，不管走向哪里，其实是一辈子再也放不下大山给予的沉重的。我此刻身在南半球，常常梦见的，分明是东白山和东白山的父老乡亲。就在今天凌晨，又一次非常清晰地梦见了早已去世的老母亲。这种对故乡的梦的体验，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从山里出来的人所共有的。


良贵从淳安琴川出来，也从来没有忘记琴川。他的身体一直偏弱，和他祖父一样经常患气管炎，常常咳嗽不止。不同的是，他的祖父一辈子咳嗽却吃不上一片药，他常感叹自己居然能够吃上几元钱一颗的价格不菲的药片。通过以琴川为参照，以少年的情景为参照，在“居大不易”的杭州，他生活得非常满足，工作得非常勤勉。更何况，良贵有一个深爱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儿子，常常让他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


王良贵是琴川用世世代代的贫困与厚重养育出来的诗人。他背负着琴川之 “琴”，这把 “琴” 的分量，只有良贵自己知道。


我不敢和良贵多聊，怕影响他休息，在内心，则暗暗叮嘱——


良贵，挺住！琴川之琴，只弹高山流水，不弹辞别之曲……


2020年6月24日


作者斯舜威 为《美术报》原总编辑、浙江美术馆原馆长

一封来自中国美院的倡议书 http://bbs.dlyzd.com/forum.php?m ... o=lastpost#lastpost

王良贵：1972年生于浙江淳安。20世纪80年代末在南京求学时接触诗歌。1991年从南京机电学校（现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回到淳安，先后在两家企业工作，期间开始写作。1997年赴厦门，在李记电子有限公司做专业技术工作。2001年到杭州，任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驻会秘书。2002年年底到《美术报》社，任副刊编辑。2006年调至中国美术学院，先后任院长办公室秘书，秘书科副科长、科长。2018年任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出版有纪实体小说《地点上的人物》、诗集《火的骨头》等。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