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在的眼光看，晋府长史朱右其实是“新上虞人”。
在《钦定四库全书·白云稿·赠弟伯良赴陇西县丞序》中，朱右自称其祖于建炎初从偃师南迁至临海，今已六世，所以包括《上虞县志校续》在内的各种史料在提到朱右时，均写为临海籍。但在《上虞诗选》元人诗中竟收录了这位外籍诗人的作品，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可见古人也是将它看作“新上虞人”的。那么，他与上虞究竟有怎样的渊源？
朱右，字伯贤，自号邹阳子，世居临海，宋玄僖《庸庵集·题释交卷》说他后来“挈家由海道抵上虞而居”。考其行藏可知，因为父亲朱应时早丧，遭兵燹临时置棺临海杨梅山，他与母亲谢氏徙居城府舅父家中。舅父死后，又与母亲入越，后徙居上虞五大夫里（市），从此成为“新上虞人”。他曾在凤山之南构筑“白云巢”（见《上虞县志校续·舆地志九》），名噪一时。所谓“白云”，其实是朱右老家金鼇山上常年蒸腾的海气，元末进士刘仁本在《白云稿原序》中回忆道：“（朱右说）吾于金鼇白云不能一日忘也！”于是便有了白云巢、白云稿的名谓。
对于朱右为何徙居上虞，他自己在《白云稿·卷四》中说：“自是遭时多故，予避地姚虞间”（《全室集序》）、“予以忧制守墓上虞”（《桧亭后集序》）。众所周知，五夫成名较早，普遍认为出自唐焦氏五大夫，为姚、虞两县交界处，宋代《元丰九域志·卷五》已在上虞条目中专列“五夫镇”，此地安定富庶、交通便捷、文化昌盛，是一方理想的栖身之所，朱右之所以择此地而居，首先是为了避乱。
同时，据史料记载，朱右母亲死后，他将父亲遗骸迁来，合葬在余姚兰风乡金鸡墩（姜山五峰之一，《余姚志·卷三》有载）。按今日眼光来看，朱右此举似是异地丁忧，其实不然。余姚、上虞作为两个毗邻交界的城市，在古代曾发生过多次地域建制的变更，据《上虞土地志》记载：“贞元二年（786）余姚兰风西五里划归上虞。”而《余姚志·卷一》又记载：“长庆初，废上虞，并其地入余姚……余姚之境东包明州，西辖上虞。”不久又从余姚划出，复置县。据《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兰芎山、百官桥等均列在余姚，而《嘉泰会稽志》列在上虞，可见当时也曾有过疆域交割，划归应该在宋室南渡以后。如此分分合合，两地百姓一直多有互通，并不受建制影响；加之姜山就在五夫镇都东南，相距咫尺，步行一程即可到达，朱右就近安葬双亲并守忧制也在情理之中。而这，也为他死后墓地选址埋下了伏笔。
纵观朱右一生，他在元末并不得志，虽然曾多次出外做官，但终因天下纷乱又折回上虞隐居；直到明初才因好友、“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举荐而被朝廷器重，于洪武三年（1370）被召至京师预修《元史》，竣工后告病复返；六年（1373）纂修《大明日历》，成一百卷，特旨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七年（1374）修《洪武正韵》；八年（1375）秋授晋府长史，奉命与宋濂定议王国礼乐（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二》）。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五》记载，朱右于洪武九年卒于官。
其实，朱右生卒年虽在正史中语焉不详，但在明朝学者朱存理所编《珊瑚木难》的《故晋相府长史朱公行状》中记载明确。他生于延佑甲寅（1314）九月十七日，卒于洪武九年（1376）正月十四日，这一数据正好与《故晋相府长史朱府君墓志铭》中“其寿仅六十有三”的说法吻合，应当是可信的。
先生卒后三个月，临海老乡、礼部尚书陶凯为写《行状》；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入葬（古人注重风水，大多择吉日入土），其墓在余姚凌云峰之原；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为写《墓志铭》，勒石于岩阿（即山崖边）。
《墓志铭》上记载的凌云峰，也是姜山五峰之一。其实五夫人葬在姜山早有先例，比如著名乡贤李光家族等；加之朱右父母墓地设在姜山，他死后陪伴父母而葬，也是人之常情。姜山一带旧属余姚兰风（《万历志》作二都，已被《校续》否定），所以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卷十八》和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八》在介绍朱右人物时均写“葬兰风乡”。然而，同样是这两本书，茔墓一章中却写成了“晋府长史朱右墓在兰风山”。
兰风乡与兰风山的渊源问题错综复杂，因为没有更早的史料可考，仅凭臆测难以形成结论。但包括《嘉泰会稽志》在内的史料都明确记载了兰风山就是兰芎山（兰穹山），说明宋代以后（至少在朱右时期），兰风山与兰风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既然依宋濂《墓志铭》已能断定葬在兰风乡无误，那么，《万历志》和《校续》在朱右坟墓问题上的记载就都是错误的。
以笔者浅见，出现这种问题主要原因是修史时未经核实造成的讹误。比如《校续》在介绍上虞疆域时就曾写道：“旧志所载疆域，除北界外，多未核实。”所以在朱右坟墓问题上古人也仅是依照旧有的案头资料进行了抄录，并没有进一步核校，不仅导致同一本书中两处介绍自相矛盾，还使后人对墓址真相产生错误的认识。
一字之差，迥然相异，朱右墓址一事，令人不禁深思。其实，由于各种原因，在当下可见的历史资料中难免都存在一些错误，尚待爱好之人细心爬梳、考证，其一字一句，不可不慎！
发表于 2018-7-5 08: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