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倩：我在词语里发现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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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倩：我在词语里发现了生命


来源：《十月》　　伍倩　


人们惯说，作家创造了这个或那个人物。事实上，我们只需稍加推敲就会发现，任何作家都不曾创造过任何人物，作家创造的只有词语——从存在到本质，从形式到内容——只是词语。或者这样讲，每一位由作家所创作的“人物”，他将不仅使用词语说话，他吃的是词语，睡的是词语，哭出来的是词语，血管里流淌着词语，焚毁他的火焰与收押他的坟墓来自于同一物质：那绵绵连缀出句、段、章、部、卷、辑……无穷尽的词和语。


而麻烦就在于，我在词语里发现了生命。


细细推想，这一切的开端应该追溯到2000年之初。在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系的课堂上，我偶然接触到了“互文性”（intertexualité）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茱莉亚·克里斯特娃——二十世纪60年代，法国知识界理论造反派“如是”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克里斯特娃的这一理论提取于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对话性（le dialogisme），也为其后热奈特、里法泰尔等人的诗学、文体学研究，以及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奠定了基础。简单来说，互文性理论的核心定义是：“任何文本都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1]这一说法直接质疑了文学作品所谓的“原创性”，而把一切文本都置于一种共生关系、派生关系、毗邻关系、演化关系……的庞大网络之中。该思想所流露出的消解主体的倾向，确实解开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结，那就是我在个人阅读史中逐渐拧成的一个心结：似曾相识。


记不清具体从何时起，我慢慢发现，每本新书对于我都不再是纯粹的“新书”，无论我翻开什么，都会碰见似曾相识的部分。这种相似，首先在语言层面上被捕捉：王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纵死犹闻侠骨香”和“纵死侠骨香”……崔颢的“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的“凤去台空江自流”；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从柳宗元的“驿路开花处处新”到陆游的“驿路梨花处处开”，从庾信“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与春旗一色”，再到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红楼梦》中宝钗的判词“到底意难平”化用了宋朝孙应时的“夜久意难平”，至于黛玉的《葬花吟》，则无疑是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与李商隐《落花》的杂糅……而当这种“似曾相识”的体察逐步从文本的血肉深入到对其骨架、内核、神思的探触时，《红楼梦》本身也呈现出它对于《水浒传》《金瓶梅》的明引、暗引、重写、套用……正如克里斯特娃的学生，法兰西学院教授孔帕尼翁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一切写作都是拼贴和诠释，引用和批评。”[2]不得不承认，“互文性”所提供的视角，曾助我度过了作为文学学徒的初期迷惘，使我具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脉络”意识。然而，就像大多数本科生一样，我迅速满足于这一浮光掠影的发现，转头就去别处忙活了。对暂时寄寓于青春的人们来说，生活永远在别处。


多年后，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自己也开始在大学教书，学术研究成为了我的日常工作之一。而论文的写作范式决定了，我不得不在研究中对前人，以及同行的成果进行繁琐的、庞杂的援引，我必须从他人的宏伟建筑中徒手拆除出砖和瓦、黄金与光线，以便搭建自己的陋室——而那些高不可攀的教堂或庙宇本身也都是这么来的。我对这一系列活动的底层逻辑感到越来越厌倦。后来我通过短篇小说《之外》对这一阶段的感受进行过简要描绘：“然而令她惊异的是，她在谢林里发现了弗洛伊德：谢林把自我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以及一个更高的、结合和统一这两者的存在。这不就是后来弗氏的本我、超我和自我吗？她又渐渐在海德格尔的‘他者’那里认出了来自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接着在科耶夫身上认出了黑格尔。‘异化’这个概念可以从马克思追溯到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再一路延伸到卢梭。巴赫金捏合了索绪尔和马克思，马尔库塞拼接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巴赫金的狂欢，本雅明的戏仿，阿甘本的滑稽，巴塔耶的迷狂，都可以追溯到伯格森……然后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每个人的言说都吞吐着其他人，如果你拿掉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立刻消失。”


对于“互文性”的二度认见，不再能满足我“博涉”的肤浅虚荣心，而只令我感到不适。我总是在文本中认出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图景：私有语言财产只是一种幻觉，任何人的语句和思想都像破败贵族的银餐具一样，总是会被权力掠夺、被民众瓜分、被熔炼、被重塑，短暂地归于最新的强者，然后下一轮。


我经历了漫长的焦虑、空虚、自我怀疑，以及怀疑一切。在主体消失的荒原当中，我什么也不想研究。也就是在这时，我开始动手写作第一部“小说”。我选择了一种轻盈且浮夸的想象性主题，但却像写作严肃的“学术论文”一样在其中大量地使用引文、脚注、说明，进行更新、浓缩、移位，“参考书目”的范围从《金瓶梅》《红楼梦》《孽海花》《金云翘传》《海上花列传》……一路扩张到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欧洲启蒙时代的书信体小说（那激情四溢的心理独白！）。总而言之，起初只是出于一种对于文本生产系统的玩世不恭的反击。然而，忽地有一天，我惊觉自己成了弗兰根斯坦，正在与自己的造物面对面，而我无法对它的谋杀和它的眼泪无动于衷——


你怎么可能对生命感到无动于衷？


虽然我完全不明白生命到底起源于哪一刻，但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狂如暴风、细若微弦的生命力，它从古老的神秘莫测中来，流经我，涌向那些词句。暗中的阴影一个个在席面上落座，他们彼此打量，并用各自的目光赋予了对方独一无二的形貌与内心，他们在拥挤的宴席中沉醉、仇杀、挣扎、蠕动、咆哮……而我被拖进了他们的长棚。


时至今日，我身体的深处依然能回忆起最初的震撼；人类第一次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微生物的精致活动，由天文望远镜中亲眼目睹即将在漩涡间燃烧殆尽的恒星。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出版过两本书，但它们只是书而已。直到这部最终被我命名为《匣心记》的小说来到我身边，我跨入了崭新的时代——碳基生命，向“语基生命”say Hi。


这是我的“处女作”。


我的第二次实验叫做《万艳书》。我在其中延续了《匣》的主题故事，但不再刻意粗放和夸张。我像酿酒一样酿制它，加入了一点点来自于同一条藤蔓上的刘云若、高阳的风格，也掺入了一点点我偏爱的薄伽丘和拉克洛。经过了令人不安的等待，其结果如安吉拉·卡特所预言的那样——“新酒可以让旧瓶爆炸”。我看到窄小的瓶口里冲出遮天蔽日的巨大海妖，一只又一只；这些由我，且只能由我来释放的生命，他们迫不及待从我的指尖跳开，玩他们自己爱或死的棋局去了……


超现实主义教皇布勒东曾在《文学》杂志上向作家们提问：“你们为什么写作？”1919年7月，在杂志的“灵感游戏”栏目中，达达主义运动创始人特里斯唐·查拉回答（以X代替辅音的形式）：“我写作，因为这像我小便一样自然……”写作被还原为一种排泄行为。坦白讲，我也曾这样看。但现在，我更同意古典主义那一优雅，同时也不乏残酷的比喻，写作是“生产”。


在这一层面上，每一位作家、学者都是女性。


“她们”在前文本、源文本、互文本的烟海中为腹内那个蠢蠢欲动的种子挑选父亲——无数的父亲，经过漫长的杂交而受孕，然后艰苦地、孤独地、暗怀狂喜与忐忑，孕育出不可思议的生命。我指的不单单是“人物”，每一部作品、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成为一个生命体的可能性，而堕胎、流产、死胎、畸形……统统是奇迹的代价。


当我又一次投身于学术性的文本研究，比如，在《危险关系》中读到《克拉丽莎》《新爱洛依丝》《幸运的孤儿》……之时，无意义感便不再像之前那样严重地困扰我，我几乎是津津有味地旁观理查逊、卢梭、小克雷比庸……如何使拉克洛“身怀六甲”，看《危险关系》如何在“母亲”的军人气质与其众多父亲们互不相容的个性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如何在依稀熟悉的眉目间，缓慢生长出独属于自身的面容，尝试发出第一声举世无双的腔调。而再过半个世纪，《危险关系》自身也将成为司汤达《帕尔马修道院》的诸位父亲之一。


我曾深切质疑过言说增殖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正是在对抗虚无的戏拟之中，我得到了自身的命运。诗人特德·休斯在《女孩日记》中写道：“一切承袭着一切”。是的，一切承袭着一切。有时重读一些经典作品后，我都会再翻翻《巴黎评论》，听一听作家自己对创作来源的追溯，以便进行对照阅读——这个过程变得充满了乐趣。各种学科的推进都需要站在前人的研究上，文本的生产也是如此。互文性无法湮灭互主体性，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源流的承袭中，新文本得以从旧文本间怀抱着崭新的生命脱胎，文学得以一次次自己帮自己重新出生。是写作把我踹入了虚无主义的深坑，也是写作把我拽回来。面对绵延千年的生命网络，我无法不审慎，以至于神圣。我在《母亲的悬崖》之中，借用三代女性的根系，试图探讨“生命”与“言说”的关系。而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将被我一一带来这世上的会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份迥异、境遇各殊，但他们总是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和文学，和语言纠缠不清，这是对他们“语基生命”本质的暗示，以及唤醒。


不知不觉间，这篇创作谈已走得太远，它希望自己停下，停在契科夫写给舍格罗夫的一封信边：“一想到我在为一家大杂志写稿，一想到人们将一改往日读我那些废话的态度，严肃地来审视我的作品，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个被魔鬼推着走的修道士。我在写一篇关于草原的小说。我在写，但我觉得它还没有散发出干草的味道。”（1887年1月1日，莫斯科。）


而我，我将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迈一小步。我对我自己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我对词语充满信心，它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一切。


不信你看——


干草的味道已遍布大地，而那味道来自于我，我的草原。






注：


[1]Julia Kristeva, ‘‘Bakthine ,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 Sèméiô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irs, Seuil, 1969, p. 146.（克里斯特娃，《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


[2]Antoine Compagnon, La seconde main, ou le travail de la citation. Paris, Seuil, 1979, p32.（孔帕尼翁，《二手，或引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