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80年代如今已是一个被用来怀旧的年代。彼时，国门刚刚打开，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整个国家和人民都沉浸在一种变革的氛围中。那是个蕴藏着巨大活力与生命力的年代，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充满了自信的力量和面对未来的勇气。
求知学会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怀揣梦想，书生意气，总想着绽放一朵鲜花，给这个时代，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散去幽微的馨香。
这不，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求知》出刊了。
那时的上虞，文化生活的匮乏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今天因为资讯高度发达，人们已懒得看报阅刊，而那时普通百姓读报就要到公共阅报栏；今天你爱看不看，我们还是有《上虞日报》，更有《曹娥江》《浙东新商都》《上虞法学》《上虞史志》《上虞社科》等等刊物，而那时上虞并无一份像样的报刊，印象中仅有县文化馆编印的《曹娥江》（后改名《娥江文艺》）、县工人文化宫编印的《虞苑》，都是4开4版的小报。所以，有模有样的《求知》一经出刊，便引起很大反响，受到热烈欢迎。
《求知》正式创刊于1985年下半年，“秋菊飘香之际”，创刊号出得很隆重。
时任绍兴市委政法委书记、原上虞县委书记王焕森为《求知》题写了刊名，并接受采访。他说，“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下，你们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家乡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你们适应了这个形势，让知识之花在《求知》这块园地里竞相开放，这很好，很有意义。”在积极评价青年知识分子的热情和作为后，王书记还对办好《求知》提出了希望，“你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园地，探讨一些理论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措施；反映和总结企业改革的经验，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来指导实践，指导上虞的各项建设。”
时任县委书记孙顺林专门为《求知》创刊号撰文。他表示《求知》的出刊，“不仅是求知学会所有青年知识分子的大喜事，也是全县知识分子的高兴事。”他希望“同志们通过会刊，以文会友，交流思想，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服务社会；通过会刊，对学术问题和现实生活，尤其当今的改革工作，大胆地发表一些有新意、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设性的建议，让智慧的骏马在求知的原野上奔驰，让思想的火花在求知的探索中闪光。”
县长顾仁章在跟《求知》编委会谈话时希望，“《求知》要成为教育青年的一条渠道，一条重要的渠道，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
波光粼粼，涟漪阵阵。
刚打破亚洲纪录的上虞籍女子七项全能冠军叶联英从上海来信，说“《求知》是我故乡的心声，她伴我走遍祖国各地，对她，我热爱，我记恋，因为她是故乡的化身。”
《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陈光辉来信建议，“如果能从更开阔的时空背景来看一个地区的发展，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调研、咨询、建议和问题讨论上来，《求知》会更有现实感，更有新意。”
浙江图书馆采编部副主任兼地方文献组组长陈晓华来信，“衷心祝愿《求知》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茁壮成长、繁荣兴旺。”
《求知》创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编辑部收到许多稿件。来稿者有青年职工和农民，有中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有热心扶持《求知》的机关干部和大学老师。其中，仅春晖中学来稿就达20余篇。
（二）
《求知》会刊是求知学会的具体标志和体现者。《求知》是学会的喉舌，是会员习作的园地，是社会了解学会的窗户，也是学会面向社会的服务台。《求知》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全县青年知识分子，努力实践学会宗旨，竭诚尽力，为家乡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刊物，《求知》立足会员和上虞实际，每期视来稿情况设置栏目。
第1期：“每期专访”“思想论坛”“经济之窗”“教学园地”“科海泛舟”“民主与法制”“青年诗苑”“欣赏与品评”“建议与呼声”“短笛”等。
第2期：“每期专访”“经济之窗”“警钟长鸣”“在上虞的土地上”“欣赏与品评”“文学园地”“纵横谈”“医苑”“争鸣台”“建议与呼声”等。
第3期：“经济之窗”“警钟”“在上虞的土地上”“医苑”“文学园地”“上虞名人名胜”“纵横谈”等。
第4期：“经济之窗”“新观念漫谈”“警钟”“调查·求索”“医苑”“科海”“纵横谈”“文学园地”等。
第5期：“每期专访”“经济之窗”“调查研究”“在上虞的土地上”“文学园地”“警钟”“纵横谈”“医苑”等。
第6期：“纵横谈”“调查研究”“求知论苑”“文学园地”“医苑”等。
（三）
在求知学会出版《求知》会刊的文件中，有对稿件的要求：作品内容、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对于学术问题、现实生活，尤其当今之改革潮流，只要有新意、有价值，纵所谓千虑一得、一孔之见，会刊也会积极采用。
《求知》掂掂还是有些分量的，它关注经济、情系民生，它抒青春情怀、评时政热点，它敲警钟以长鸣、企社会以安宁，仿佛要承载起领导前辈们的希望与寄托和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梦想与追求。
如《小型企业应扬长避短》（田毅，第1期）、《企业要搞活 联营是方向——试谈国营三级批发商业企业的改革》（何金祥，第2期）、《开发竹笋生产前景广阔》（任德唐，第3期）、《关于发展我县旅游事业的若干建议》（夏小飞等，第4期）、《科研与生产联合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顾仁章，第5期）、《关于建筑企业管理工作之我见》（李华杰，第5期）、《有限的土地 巨大的潜力——盖北乡开发农业给我们的启示》（赵南兴等，第6期）等等。
如《百官街头急需洒水车》（孔见，第1期）、《偌大百官城，可建游泳池》（桑云，第2期），《“坐班制”与“责任制”》（方芳，第1期）、《杜绝赌博活动，丰富文化生活》（叶新华，第2期），《从两个新学说论祖国医药的发展》（周成灿，第2期）、《防病治病话茶叶》（黄景，第4期）、《我县乡镇企业青工素质问题及其对策》（吕云祥，第5期）等等。
如《一个文明村的哲学思考》（黄智光等，第2期）、《观念更新与时代进步》（阮顺泉，第4期）、《从“开会谜”说开去》（洪茂根，第4期）、《从青年思想状况看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严永良，第5期）、《青年领导干部必须处理好五个关系》（方才源，第6期）、《浅谈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曹松境，第6期）等等。
如《后悔的眼泪流得太迟》（黎维等，第1期）、《君子慎于始，愚人悔于终》（王志良，第2期）、《摆阔气的背后》（连伟德，第4期）、《警惕啊，姑娘!》(马椿寿，第5期)等等。
如《绍兴古代的几位诗人》（洪定国，第1期）、《引我上路的人——我的外公经亨颐与我的姨夫廖承志》（周祖望，第2期）、《地因人胜说东山》（黄智光等，第3期）、《教瘁其身——记夏丏尊办学、教学》（汪国泰，第3期）、《王充对人才埋没原因之分析》（柴中元等，第4期）、《一个农村姑娘的追求——记共产党员、上虞西湖麻织厂厂长赵彩芝》（钱茂铨，第5期）等等。
如《我是农民的儿子》（顾利民，第1期）、《妈妈的“盐炒豆”》（陈际梁，第2期）、《那里有一片翠翠的田野》（王浩根，第3期）、《“大浸畈”散记》（袁海峰，第4期）、《关于<鳗苗>及其它》（顾志坤，第5期）、《电影之梦》（王军，第6期）等等。
《求知》纯粹是一份民办的、业余的刊物。印刷、邮寄等所需经费都是企业赞助所得，作者稿酬“视学会经济能力”“考虑给予适当纪念品”。《求知》创刊后，县委书记孙顺林批示：“《求知》要办成真正的群众性的刊物，唱民办的赞歌，走民办的道路，以民办为自豪，树雄心，立壮志，靠自己，靠群众，一定能走出《求知》的新路，为后人所称赞。”《求知》创刊后一共出了6期，终究因为经费没有保障，稿源组织乏力而难以为继。因为缺乏刊物编辑经验，每期《求知》竟然找不到明确的、具体的出刊时间。从第6期刊登的一篇调查报告落款时间为1990年5月可知，《求知》出刊6期，跨时5年，艰辛与执着都在这两个个位数中了。
百年无废纸。翻阅着收藏了三十多年的《求知》会刊，那曾经的青春岁月便一幕幕地在眼前浮现。历史滋养人生，青春将在历史中永驻！
（上虞县求知学会是由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成立于1984年7月。）
发表于 2019-10-17 09:4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