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精神地理和文学图腾。顾志坤就是如此，无论对上虞、对绍兴，乃至对浙江，他都当之无愧。多年来，顾志坤心连乡土，笔嗛深情，在上虞的历史文化长河和当下精神实践之中上下求索，妙手成春，创作出一系列深深植根于上虞浑厚的历史、深邃的文化和激动人心的当下精神实践的精品力作，为人们推开了一扇又一扇洞视上虞精神，体味上虞历史，聆听上虞脉动，触摸上虞体温的文学之窗。
人情同于怀土。对顾志坤来说，上虞不仅是他现实的故乡，更是他精神的家园、文学的港湾。写故乡，写故乡的历史文化、旧貌新颜，为家乡鼓与呼，替乡人呐与喊，是顾志坤作品的永恒主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白马湖畔一枝柳》、《多情的土地》、《沙镇百官》、《冲出死海》、《东山再起》，九十年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再到新世纪的《嵇康传》、《管溪之子徐懋庸》、《春晖》、《谢晋》、《大师谢晋》、《大围涂》、《当家人》、《北撤》、《楼高人为峰》、《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突出重围》以及由他编剧、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期间演出的大型情景剧《梁祝新传》等，顾志坤的文学笔触从未远离过上虞：《嵇康传》基于他对母土文化的迷恋；《梁山伯与祝英台》出自他对社会上那些质疑祝英台的上虞文化户籍杂音的反击；《北撤》与《突出重围》本乎他对家乡土地上的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的敬畏；《楼高人为峰》起于他对家乡“一把泥刀走天下，十万大军闯上海”的创业精神的敬意；《大围涂》、《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当家人》始自他对创造美丽上虞的百万人民群众的仰慕、感动和自豪。毫不夸张地说，顾志坤的每一部作品都牵连着上虞土地的过往今夕，带着上虞历史的温度，染着上虞文化的色泽，体现着上虞人民特殊的精神生命图式。顾志坤曾说，“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与故乡密不可分的，没有故乡，也就没有我的这些作品。”“作为一个自小喝着曹娥江水长大的作家，我对生我养我的故乡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我常常为故乡深沉厚重和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所陶醉、所鼓舞、所激动。”这无疑是他最真诚的文学心灵独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称顾志坤为真正的乡土作家。著名评论家高松年曾在《文艺报》著文，赞誉顾志坤的作品是“因爱而生出的文字”，这种爱，自然是顾志坤对故乡上虞，对上虞的人民、历史和文化的爱。2002年10月，著名导演谢晋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名为《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的文章，特意在其中的文字“老舍与北京，陆文夫与苏州”下划了线并批注“顾志坤与上虞”五个字，并在不久后回乡探亲时将该报纸和一封便信托人交给顾志坤，他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该与故乡结缘了”，可见大导演对顾志坤这位小老乡的深切期盼和嘱托。
刘熙载曾言，“文贵于所以然处著笔”。这就是说，一个真正优秀作家，他不仅应该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去写。顾志坤的创作恒“于所以然处著笔”，他始终明白自己究竟在为什么而写，为谁而写。因此，他的文学触角总是牢牢吸附在上虞精神的深处，他的文学灵感也总是游动在上虞历史文化的腹地，他的脉搏则始终伴随着上虞的呼吸而跳动。无论是历史深处的谢安、嵇康、祝英台，音容犹在的陈春澜、王志良、谢晋，白马湖畔那一个个坚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文人墨客，抑或《楼高人为峰》中那创业上海滩的十万上虞建筑大军，《大围涂》中那数以百万计的时代英雄，如此等等，他们都是上虞历史的剧中人，是上虞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上虞文化的缔造者，更是上虞精神的生动符号。顾志坤为他们而写，也为上虞精神而写，他的创作谱写了一部上虞人民的精神史诗，刷新了上虞精神的新地标。
生活给顾志坤以馈赠，坚实的生活基础是顾志坤创作的不息源泉，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扎根于生活，牢牢地建立在对生活充分地观察、感受和体验的基石之上。创作《民心铸丰碑——王志良传》，他历时一年有余，踏遍王志良当年工作过的每一寸土地，上山下乡，串村走户，曹娥江边，友谊江旁，他一路行走，一路采访，一路感动，一路落泪。创作《北撤》，为展现新四军撤离浙东革命根据地这段重大战略转移中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历史，他用整整五年的时间投入创作准备，奔走于上海、江苏、杭州、宁波等地，采访了50余位抗战及参加过北撤的新四军老战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和相关人士，并多次赴四明山革命老区的抗战遗址、当年新四军部队的北撤出发地及相关海岛进行考察。创作《大围涂》，他采访相关人员200余名，足迹遍布杭州、萧山、绍兴和上虞海头山间，而对上虞围涂史上的功臣夏友甫、朱菊生的采访更是他们辞世之前的抢救性采访。创作《嵇康传》，为了亲身体验嵇康的人生经历，他甚至驱车数千里，到嵇康生前最后的活动地和归宿地——中原大地上的洛阳、偃师等地，考察那里的风土民情，感受那里的气候冷暖……总之，正是这样严肃的创作态度、深厚的生活积累，所以，顾志坤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强大的生活还原能力，例如，《大围涂》中，真实地反映了在围涂中致盲的英雄顾兰桥让人难以想象的贫困生活：一年四季靠替别人背榨菜换来的腌榨菜下饭，一年买菜的钱竟然不到15元。《突出重围》中程希民告诉家人将随部队北撤的消息后，他父亲镇定地说“既然这样，就把家里一只鸡杀了，明天早上吃了再走。”这样的文字，贴着生活叙述，将顾兰桥的困境以及革命者生死离别中的亲情展现得真实毕肖，感人肺腑，动人魂魄。
历史不远于人性，顾志坤的历史写作灌注着一种历史之思，人性关怀，他在历史幽暗的光影中探微着超越历史的人性，建构着一种能够刺破历史灰霾的主体人格。无论《东山再起》中的谢安，《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还是《嵇康传》中的嵇康，顾志坤均在历史晦昧的通道中开掘出他们身上超越历史、异于世俗的人性闪光点，激扬出他们不甘于服从历史的规定性而溢出历史既定秩序的精神人格。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对梁山伯痴情不改的祝英台，在封建伦理秩序中，她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是对扼杀人性的封建教义的反拨，这种反拨既是人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幽暗历史深处的火烛。祝英台的这种反拔必然不为世理所容，她求爱而不得并赴死殉情的个性，是历史的悲剧，也是顾志坤专力书写的人性支点。再如嵇康，他孤行远引，弃智遗身，尚老庄之学，崇自在生活，这些均难合于世理，亦必为世人所诟，他最终被司马氏诛杀亦是必然中之必然。嵇康不屈的生命意志中，闪耀着一种自由人格的光彩。谢安亦然，他对放荡不羁、自在生活的追求，体现出了人性中最自由的一面。顾志坤写他们，既是在铺张上虞文化人格的灵魂，也是在演绎上虞人民精神意志最深层的图腾。
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个优秀的作家，在艺术上一定有着卓绝的坚守和不懈的追求。顾志坤就是如此，他的创作，不落俗，不媚俗，言之有文，细致经营，在艺术上做足了功夫。他创作《谢晋》，前后历时二十年之久，可谓精雕数载，磨剑两秩。其积累之丰厚，用料之细微，刻画之详尽，性格之饱满，令人叹为观止。正是如此，作品对于谢晋对中国电影事业之热爱与执着、对家人之呵护与深情、对家乡之牵挂与眷恋的人生的真实还原力，无人能出其右。顾志坤是一个文学语言的苛求者，但他绝不是一个文学语言的卖弄者，他作品中的语言平实不媚，朴素无华，但在艺术效果上却是自然天工，言外有旨，余味曲包，生动传神，往往寥寥数语，生气顿显，凡凡几字，气象万千，将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和美学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嵇康传》中写嵇康、阮籍远足，不意至于广武古战场，目之所历，“须臾风过，但见黄昏的旷野之中，蓬断草折，黯黠惨悴，风悲日曛，寒气凛冽。”二人夜宿广武，耳之所闻，“时夜风渐息，冷月当空，四野寂静如冥，隐有‘骨磬’之声传来，然屏息细听，又无其声。”如此文字，志长笔深，慨当以慷，寂寥忧思，颇有悲凉之气，深得汉魏风力之遗韵。《春晖》中写日军铁蹄逼近的春晖中学：“日本兵坚硬的皮鞋踩在铁轨上发出的刺耳的摩擦声从数百米外的驿亭站传进了春晖的校园内。”这样的文字闵时伤怀，感物寄情，笔触滞重，写景言情，俱皆悲咽。再如《春晖》中，叙弘一法师和夏丏尊秋游白马湖谈僧论佛：“小木船在白马湖中悠然地划动着，秋日的阳光直射在湖面上，使温热的水中慢慢升腾起一缕淡淡的雾霭来，将船上的两位谈客款款地笼住了。忽然吹来了一丝纤纤的风，将那雾霭拂动了起来，于是船上的人也跟着飘动了起来，后来有一条彩虹出现了，彩虹横贯在湖中，湖便顿时充溢着一种仙的气息了。”这段描绘，外契物色，内合生意，寓情于景，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同时，顾志坤之写作，还长于细微处显功力，往往一些其貌不扬的细节，却能够收获强大的艺术效果。例如《春晖》中对一代巨商陈春澜仗义疏财一掷数万创办春晖中学堂，自己却极其克俭，一小碗米饭，就着一碗炒青菜、一碗红烧豆腐和几块清蒸霉千张下饭细节的记述，就充分显示了陈春澜朴实又高贵的精神魅力。再如，夏丏尊与朱自清查房，发现有学生赌博，但他们不仅没有把这些学生一棍子打死，而且自责自己没有管教好学生，甚至因此而流下了眼泪，主动向校方自罚一个月薪水，并帮那些参与赌博的学生去曲院倒垃圾和痰盂，以示对自己的惩戒和处罚的情节则彰显了春晖学堂师爱的宽厚与崇高。《大围涂》中，描绘台风正面登陆杭州湾后的天相：“天空仍然笼罩着厚厚的乌云，乌云动也不动，压得很低，低得似乎就在头顶上悬着，一伸手就能撕下一块来似的。与昨天奔马似的乱云相比，今天的云层显得凝重得多了，岂止是凝重，它简直就像是一个经过了长途跋涉而又精疲力竭的旅者，在到了这个地方后，一下躺倒下去，再也不愿上路了。”其体物之精细，察物之微妙，状物之生动，显物之毕肖，让人叫绝。
在人物塑造艺术上，顾志坤抵制理念先行，拒绝概念化、类型化、符号化地处理人物，而是在生命的矛盾复杂统一中演绎真实生动的人性。例如《北撤》中的汉奸、保安团团长田彪，他残暴、嗜血成性，心狠手辣，作恶多端，手上沾满了新四军的鲜血，但他又欺软怕硬，胆小怕死，他虽杀人无数，心冷如铁，却冒险敲开子弹用枪药治好了长满疥疮，腥臭的脓血熏得没人敢接近的王福祥。对于投诚新四军的田彪的勤务兵王福祥，作品并不讳他身上的游习和匪气，他战场上勇敢，但在面对跳海逃跑到六号船上的田彪时，他又体现出了性格的懦弱，甚至动了恻隐之心，想放田彪一马，所以，当掌舵的战士问他是否有事时，他竟然坚决的回答没有事，最终给六号船上载着的十七位北撤战士带来了灭顶之灾。至于叛变投敌的霍志良，作品写他多次出卖战友，但却对虞海娟有着特殊的感情，当田彪想打虞海娟的坏主意时，他勃然大怒，甚至开枪警告田彪。凡此种种，均表明，顾志坤成功地把握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逻辑，立体呈现了真实的人性在人物身上的投影。顾志坤在谈及他笔下的人物塑造时曾说，“好人有好人的真实，坏蛋有坏蛋的真实”，这应该是他在驾驭人物艺术上所遵循的最朴实的原则，就是这个朴实的原则，体现着顾志坤在人物塑造美学上的一种艺术大智慧，即绝不单面、扁平地去写人物，每个人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崇高有时伴随着卑下，丑陋的深处间或也带着人性的一抹亮色。其实，这才是人性的哲学，也是生活所造就的人性的真实。
顾志坤的作品抒文载实，极工构裁。无论是叙历史还是述现实，他长于依据对象来经营作品的结构，将结构上的匠心与对象固有的内在韵致异质同构。例如，《春晖》以“春”破题，将“春”贯穿于作品的九个章节之中，遵循“春”的节奏架构春晖中学的历史沧桑，无论是春寒料峭还是春意怒放，都非常巧妙地凸显了作品的主旨，迎合了作者匠心独运的立意。《突出重围》则序章突兀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游击纵队北撤的急电，开篇即扣人心弦，后用五章徐徐铺展，叙述北撤的形势、准备、启程及突围，在结构上延宕绵密，让人流连其中，尾章抒怀，呼应全篇，感人至深。《世纪之水》以曲作喻，依“忧伤曲”、“奋进曲”、“低沉曲”、“昂扬曲”、“畅想曲”等作为结构节点徐徐展开，使人仿佛在聆听一首情感丰富的交响乐：时而情绪低落，时而情绪高涨；时而饱经磨难，时而满怀希望。如此等等，均体现了顾志坤在文学的结构美学的开拓与创新。
中国古人讲，有一等襟袍，斯有一等好文。顾志坤有着一等的襟抱，他的创作，概自他的内心深处款款流出，情感真挚，大气包举。文如其人，反过来一样，人如其文。这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作家，但一定适合顾志坤，他把人生当作一部作品来完成，现实中的顾志坤正如他的作品。在创作中，他接受着一次次的精神洗礼、心灵的净化、灵魂拷问和锤炼，这种洗礼、净化、拷问和锤炼又反哺入他的创作。总之，上虞的当代文学，与顾志坤有缘。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顾志坤用对家乡的深情，书写了一部属于他一个人的上虞当代文学史，舍斯人其谁与归，这完全可以作为顾志坤的上虞情结与文学世界的最佳注解。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名评论家）
发表于 2019-5-10 08:4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