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 经历了抗战的艰苦岁月,人们饱受法币疯狂贬值致使物价腾飞之苦，盼望当局能改变国内经济秩序，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哪知事与愿违,蒋介石发动内战,军费开支剧增,中央财政赤字便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导致物价进一步飞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白米每石5500元，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每石白米超出了15万元，黄金每钱5.76万元，到了九月每石白米猛涨到了40万元，黄金每钱是3950万元。内战三年，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前线战况不利，后方官员就拼命敛财，中央政府已失去民心。1947年初民众开始不再信任摇摇欲坠的政权，一些金融大财团为求图利纷纷囤积财物，引发了通货膨胀，社会立即动荡，而商人对货币尤为敏感。1948年8月金圆券代替法币时，法币最高面额达500万元，兑换的标准是法币300万元只能换金圆券1元，贬值是战前的47万倍，所以路上都撒满了法币，社会秩序面临崩溃。
货币贬值对国民党政权来说是一次信任的危机，中央为掩盖通货膨胀的事实,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毫无准备金的情况下,实行币制改革，废止了法币，推行金圆券，开始通用时与美元挂钩，也实行金本位制，每元含金0.2217克。金圆券与银元等值，企图安定民心，稳定市场，因为金圆券实行金本位，所以也叫关金券，面额最高是10元，发行额为20亿元，同时实行暴力“限价政策”，限期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和外币。以金圆券200元换黄金1两，3元换白银1两，2元可换1枚面值1圆的银币，4元换1元美钞。金圆券的发行,完全是用武力强制推行的,动用了警察、宪兵、特务等专政工具。
蒋介石想用金圆券作为救命稻草，派公子蒋经国坐镇上海，政府下令：但凡套购金银、囤积物资，以破坏国家金融市场稳定治罪，轻的坐牢，重则枪毙，又掀起了收缴黄金和白银的风潮。蒋经国限期收兑黄金，赤金10两兑金圆券二千元，为了支撑快要倾覆的蒋家王朝，动了真格，的确枪毙了不少投机商，又把矛头对准了皇亲，上海滩上的大老虎、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也中箭落马。但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在前线已经开始土崩瓦解，货币是政权的衍生物，中华民国即将覆灭，民众怎能相信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政府，蒋经国最终也回天无术。到了1949年4月，原来的金圆券又成了昨日黄花，币值一泻千里，由原来的最高面额10元，上升到100万元，原来的金圆券与银大洋的币值是1：1，仅仅过了八个月要用24万元金圆券才可兑换银圆一个。1948年5月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已无法控制，竟要用4亿多的金圆券才能买到一石大米，与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对比贬值是24万倍。使普通民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纸币和银锭、银圆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一旦国家发生动乱，纸币既然不能保值就成了废纸一张。从民国二十四年中央政府强制推行纸币开始，到三十八年，这十三年内老百姓被连宰四刀，扒去了四层皮，其中一刀是日伪宰的，国民党政府宰了三刀。
物价暴涨，货币每天贬值，已经不能过夜，邮局、银行当权的，扣压汇兑，往往一夜之间就发大财。当年我几乎每天上城到绍兴后街利济桥边洋广百货批发商场进货，带去的钞票太多，就装进麻袋里，进城时也只好租坐黄包车，麻袋放在踏板上，人往后倾斜，躺在背垫上倒很是惬意，可心却倒悬。黄包车与现代的三轮车一样，上有布篷，可以遮阳挡雨，踏脚板上装着铃铛，拉动时“丁丁当当”地响，长长的车把装有一个铜喇叭按住就响。黄包车与乌篷船一样，装饰的档次有高低，车夫中有彪悍的壮汉，也有年迈的老头，后者看着寒酸，速度慢，价钱便宜。当时物价一天十二变，我要与时间赛跑，不能贪小失大，往往租用年富力强的壮汉，火速地赶往批发商那边将钞票脱手变成现货才能安下心来。大商号把货囤积在仓库里，不是老客户已不肯轻易出售，我只能见啥买啥，父母临走时嘱咐我，千万不能把钞票再运回家，货币贬值令批发商已不愿再把麻袋的钱倒出来一张一张地数，用提秤一称，大约估报一个数，双方都不再计较多少。此时百姓又开始怀恋银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冬，也就是解放前夕，市场上再度出现银圆。到后来城乡买卖都用实物交易，大宗量的用黄金、白银，更多数的用大米折实，当局虽是三令五申明文禁止，但法不责众，上面也无可奈何。商店、作坊、工厂乃至公务员的束脩，城市中的折银圆，集镇里的折大米。商店职工通常的月工资根据不同的行业最低八斗，最高一石，学徒每月一斗二升。靠卖体力的泥、木、石、竹、漆等每日工钱折大米三至五升不等。学校教师的待遇也很微薄，具师范毕业学历任校长的月薪是一石一斗八升，普通教师是一石一斗三升，民生十分艰难。
1948年街上的买卖都用糙米交易，一斗糙米可兑鲜肉三斤，但上城配货批发商只收受白米，东关的碾米厂应运而生。街民的膳食用粮，籴进的糙米也不再使用击碓 、捣臼，都送到米厂碾白。开设在大木桥北侧的开泰米厂日夜加工，柴油机“轰隆、轰隆”地响，生意十分兴隆，因为货物交换都用大米折实，因此每家商店都置备了箔篮（深篼的大竹匾）、麻袋和升、斗等量具，航船每天满载大米进城。临解放，物价恶性暴涨，货币日夜贬值，大中城市里的金融资本家和大厂商囤积黄金、白银、锡 、生丝、棉纱、油脂，在风暴中仍能坐收渔利。对升斗小民影响更是微不足道，钱在他们手中当天买米吃光，有的无隔宿之粮。农民手中也只有零碎钱，平日上街可以物换物，过的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日子，通货膨胀对封闭的农村经济也影响甚微。而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基本上靠流通领域挣钱的中产阶级没什么东西可以囤积居奇，有了一点货物藏着不卖就没有饭吃，卖出之后又血本无归，真的十分犯愁，货币贬值主要祸害的是一批小本经营的业主。
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继法币之后发行的新货币,始于1948年8月20日,止于1949年7月3日,历时仅10个多月,是中国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票面额从最初发行时的1元、2元、5元、10元，最高面额100元,到最后出现50万元、100万元,甚至2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面值令人咋舌。金圆券的滥发,造成自身的迅速贬值,短短10个月中,贬值超过2万余倍,最后形同废纸。推行金圆券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挽救由于法币破产所引起的国民经济崩溃的局面，它的发行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因为法币的极度膨胀给其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被国民政府视为“救命稻草”的金圆券不仅未能救得其燃眉之急,反而雪上加霜成为蒋家军政府最终衰落的催化剂。
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对当代也是一种警示，适量的通胀能扼制贫富悬殊，中央也能增加财赋收入，假如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发行货币必然导致通货恶性膨胀，受害的不仅是老百姓，也会动摇政权的根基，国民党政府的败亡可谓是前车之鉴！
图为中华民国于1948年8月19日，废止了法币，推行金圆券。
发表于 2018-10-26 07:5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