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整理光绪《上虞诗选》的过程中，曾就上虞著名乡贤叶砥其人其诗进行了粗浅的考释，主要涉及籍贯、世系的几种不同说法。叶砥祖先自南阳辗转迁至上虞，使他生长在此；后因任职江西，其子孙才又迁出，但墓地仍在上虞。几十年前，有人曾挖到叶砥墓志铭原石，但因历史的原因，今已下落不明。
一般而言，古人墓志铭是较为可信的史料。笔者曾在《国朝献徵录》中拜读过王直撰写的《江西饶州府知府叶公砥墓志铭》（上海图书馆藏《叶氏宗谱》里也有记载），铭文对叶砥一生进行了详细记录，其中关于登科时间，原文记载为：“洪武庚戌公以明经取进士第。”
另有《翰林记》：“叶砥……洪武庚戌进士。”中华书局影印版《古今图书集成》：“按明外史本传，砥……洪武三年举进士。”洪武庚戌即洪武三年（1370年）。据明史记载，此年五月朝廷下诏设科取士，八月乡试，次年会试，按常理叶砥最早也应是在次年，即洪武四年辛亥（1371年）登科，为何会在洪武三年庚戌就已成为进士呢？
其实，除了叶砥，各地均有类似记载，如《海桑文集·赠杨员外序》：“杨君子吾洪武三年进士也。”《淳安县志》：“周潼，明洪武三年进士。”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于这一情况，《七修类稿（明刻本）》这样说道：“……殊不知当时求才之急，一年二三开科也……且或每年或间一年……是国初不可以今日论也。”即国家肇始之初，朝廷求贤心切，取士制度并不像后来那样规范，且资料失载史册。也正因史料匮乏，洪武时期的科举情况一直是研究的难点。
翻看野史，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在谈到洪武开科时，有如下记载：“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先一年庚戌，以明经荐至京师者，上俱亲策问之，赐徐大全等出身有差。”此文后半部分与《墓志铭》《翰林记》等“洪武庚戌取进士第”的说法基本吻合。大量资料显示，叶砥似乎就是洪武三年庚戌进士！
然而，据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咸丰《虞志备稿》、光绪《上虞县志校续》等本地志书的记载，叶砥为“洪武三年庚戌举人，四年辛亥进士”，县志载入的同年进士共有六人，这个时间与上述史料完全不符。难道县志在叶砥登科问题上的记载又失误了吗？当这些应该算是较为可信的史料在记载中产生如此分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第三方可靠依据的有力支撑，无论三年还是四年恐怕都难以令人信服。
从目前存世且已知的史料来看，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明洪武四年的《进士登科录》。所谓《登科录》，其实就是科举制度中有关文件资料的汇编集，书中记载有登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年龄、家庭情况和考试名次等，与之类似的还有《会试录》《乡试录》等，多为朝廷在选拔人才之后由官方编辑。据尚书何乔新称，书成以后，须进呈皇帝御览，而后颁布天下。
查吴省兰《艺海珠尘·革集·第五十四册》就收录有《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但由于该书成于嘉庆年间，已经较晚，恐有讹误，如作为依据，并不最为理想。获悉天一阁藏有原版《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和《洪武四年会试录》，笔者通过天一阁科举录数字平台检索到了这两份史料的影印件。
翻阅此书，可知明初科举制度果然较为混乱。时任奉议大夫、国子监司业宋濂在《会试录题辞》中写道：“……三年一宾兴，其荐于州郡者五百人，五拔其一授之以官，犹以为未足，复敕有司……三岁连贡五百人……及当会试之期，分经而考，复互相参定，使无所憾……盛典不可无记录，以示方来，乃辑为编简……”这番叙述与《七修类稿》不谋而合，宋濂作为国子监官员，其言应是可信的，此书亦是可信的。
在《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中，明确记载有：“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试，二月二十日午门外唱名张挂皇榜。”当年第一甲第一名状元为吴伯宗，而叶砥位列第三甲第五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在《洪武四年会试录》中记载有“（会试）第八十七名叶砥，浙江上虞县人”等字样。由此可见，叶砥确系正规科举进士（有别于明经进士），登科时间为洪武四年辛亥，时年30岁。
其实，据有关专家考证，洪武初期人们大多将举人称为进士，可能是沿袭宋元“乡贡进士”之说。叶砥是洪武三年庚戌举人，所以在当时被称“进士”并不奇怪，结合这一时代背景，《墓志铭》等史料的记载也不算有错。但应当注意的是，这与他后来成为正规进士不同，我们作为后来人，对两个时间点应当仔细甄别。
发表于 2018-8-23 10: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