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 友 （李春雷/文）

再生者为何

【纪实文学】
朋 友
——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

■ 李春雷


　　农历癸巳年末，河北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贴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忆大山》，记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章经《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后，引起国人强烈关注。腊月二十三，我赶到正定，拜访了几位当事人。旧事重温，感慨良多……

　　1982年3月，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

　　但是，两人的初次见面并不顺利。

　　关于这次见面的地点和人员，坊间流传多种说法：有说是在大山家里，有说是在其办公室，有说他正在与众文友聊天，还有文章明言在座者只是李满天。

　　采访中，笔者曾多方考证，得到的事实是：当天晚饭后，习近平请李满天陪同，一起去寻访大山。先是去家里，不遇，后又赶往其供职的县文化馆。

　　李满天不是他人，正是经典歌剧《白毛女》故事的第一位记录整理者，时任中国作协河北分会主席，在正定县体验生活，是大山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彼时，大山正在办公室里与几个文友讨论作品。他当过老师、编剧、导演和演员，博闻强记，口才极佳。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到处是文学青年，到处是文学论坛。他的屋内，更是常常访客盈门。

　　李满天是常客了，不必客套，而习近平穿着一件褪色的绿军装，虽然态度谦恭，满脸微笑，但毕竟年轻啊，像一名普通的退伍兵，又像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或许正是因此，当两人进来的时候，谈兴正浓的大山就没有停止他的演说。

　　近平悄悄地坐下来，静心地听，耐心地等。

　　等了一会儿，趁大山喝水的间歇，李满天上前介绍。大山这才明白，面前这位高高大大、清清瘦瘦的青年，就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

　　接下来，贾大山的反应让习近平印象深刻。2009年7月号出版的期刊《散文百家》，整理发表了习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时的录音：“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尽管这话是大山对着满天压低声音说的。

　　我们实在无法臆想当时的场景，抑或大山的语气和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贾大山还不到40岁，已获得全国大奖，作品收入中学课本，声名正隆，风头日盛，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陌生的县领导，有一些自负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介意，依然笑容满面。

　　现场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一下。但不一会儿，气氛就重新活跃起来。主人和客人，已经握手言欢了。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那是一个早春的晚上，空气中飘浮着寒意，也一定弥漫着芳香。因为，所有的花蕾，已经含苞待放了……

　　正定古称常山、真定，春秋时期为鲜虞国。秦立三十六郡，常山有其一。自汉至宋元，真定始终居于冀中南龙首之位，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明清至民初，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周围14个州县，皆属正定府辖区。

　　正定城墙周长24华里，设四座城门。每座城门均用青条石铺基、大城砖拱券，并设里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这种格局十分鲜见，足以说明正定作为京南屏障的特殊地位。高大的城圈内，有九楼四塔八大寺，更有着众多的商铺、戏院、酒肆和茶楼。“花花正定府，锦绣洛阳城”，此之谓也。

　　古城正定，敦厚、传统且深邃，像一株繁茂的大槐树，绽放着细密的叶芽和花穗，散发着浓郁的清香和氧气。

　　贾大山1942年7月生于古城西南街，祖上经营一家食品杂货店铺，家境小富。说起来，他的出世颇具传奇。父母连着生产八个姑娘，直到第九胎，才诞下这个男丁。他从小备受宠爱，吃、穿、玩、乐悉听尊便。他喜欢京剧，爱唱老生，还能翻跟头，拿大顶。他更爱好文学，中学期间便开始发表作品。

　　高中毕业后，因为出身历史等原因，大山未能走进大学。他先是去石灰窑充当壮工，后又被下放农村。

　　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际遇，他熟悉了市井文化和农村文化。这两种文化交融发酵，蒸腾升华，促使他成为一名作家。197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取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折桂，成为河北省在“文革”之后摘取中国文学最高奖的第一人。无限风光，一时无两。

　　大山身材中等，体魄壮实。关于他的面貌，他的朋友铁凝曾经有过一段精准的描述：“面若重枣，嘴阔眉黑，留着整齐的寸头。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里面流动，这便是人们经常形容的那种‘犀利’吧。”

　　贾大山，的确是一位奇才。

　　他的创作习惯也迥异常人：打腹稿。构思受孕后，便开始苦思冥想，一枝一叶，一蘖一苞，苞满生萼，萼中有蕊，日益丰盈。初步成熟后，他便邀集知己好友，集思广益。众人坐定，只见他微闭双目，启动双唇，从开篇第一句话，到末尾最后一字，包括标点符号，全部背诵出来，恰似京剧的念白。他的记忆，犹如一个清晰的电脑屏幕。朋友提出意见后，他仍在腹内修改。几天后，再次咏诵。

　　三番五次之后，落笔上纸，字字珠玑，一词不易，即可面世。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贾大山走进了习近平办公室。

　　关于他们相约的方式和过程，我专门采访当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博华和王志敏。他们告诉我，那时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是近平打电话到文化馆，与大山约定的。

　　县委大院在古城中心，坐北朝南，历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走过门口的两棵老槐树，在过去正堂的位置，是一座主体建筑——穿堂式组合瓦房。瓦房的北面，是两条甬道，甬道中间和两侧，共有三路五排平房，灰砖蓝瓦，南北开窗。近平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西路最前排的东段。

　　只有一间屋子，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床铺，一张三屉桌，两把砖红色椅子，一个暖瓶，一盏灯泡。没有书架，成群的书们，或躺在桌面上，或站在窗台上。屋内最醒目的物品，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

　　坐下之后，他们认真地互通了年庚。大山属马，近平属蛇。大山年长11岁，自是兄长了。

　　然后，开始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聊天。茶是那种最普通的花茶，烟呢？名曰“荷花”，每包1角5分钱。聊天的内容由远及近，先是古往今来，国外国内，后来便集中于正定的历史和现实。

　　他们的确有着那么多的相似啊。都曾因家庭问题而下乡：“文革”开始后，年少的近平受父亲冤案的牵连，挨过批斗，受过关押，到陕北农村插队时，他还不满16岁；大山也是因为出身商人之家，被打入另册，1964年即被迁出县城。都在农村里风雨磨砺：那些年，近平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累活脏活儿都干过，窑洞里跳蚤多多，他被咬得浑身水泡；大山一年四季干粗活儿，秋后种麦拉石砘，两个肩膀红肿如绛。他们又都在磨砺中收获成果：为了拓广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近平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他还组织村里铁匠成立铁业社，增加集体收入，后来，他被群众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大山在村里担任宣传员，自编自演了多部小戏，不仅搞活了小村的文化生活，还多次获得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

　　最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知青岁月，竟然都是七年。

　　对现实问题，他们也有着惊人的相同看法。比如对正定“高产穷县”的剖析，对如何修复和整理正定文物，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

　　两人分手时，已经凌晨三点了。

　　县委大院已经关闭，门卫的窗户漆黑漆黑。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威武的砖垛，中间是两扇铁门。铁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是空格的栏杆，足有两米高。

　　两人面面相觑。夜半天寒，实在不忍打扰熟睡的门卫。

　　这时，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山上去。大山不知所措，却又别无选择，只得手把栏杆，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近平缓缓地站起来，像是一台坚实的起重机，托起了大山。大山练过功夫，身手矫健，双手一撑，噌地一下，便翻越而过……

　　两人相视一笑，隔门道别。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一次。有时是在近平办公室，多数是在大山家里。

　　晚饭过后，近平安步当车，款款而来。

　　走出县委大院，沿府前街南行，路东是常山影剧院和百货商店，路西则是一些小商铺、酱菜厂和服装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路，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店铺的原址。西行20余米，路南是文化馆、印刷厂和建筑公司，北侧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户。走到育才街，向南300米，左边一个低矮的门楼，便是贾府了。

　　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院内有一棵大槐树。夏天到了，槐花如雪，满院馨香。

　　近平见过大山爱人，颔首，微笑，称一声“嫂子”。

　　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屋。这是大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室，只有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柜、一桌、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

　　宾主落座，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满开水后，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去了。

　　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塔，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初来乍到的近平，在不长时间内也能对本土文化说古论今、谈笑自若，着实让他刮目相看。大山二十多年来潜心钻研戏曲、文学等，但没有想到的是，近平对这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广泛深入，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大山年届不惑，历经坎坷，对社会人生深有体悟。然而，比自己年幼十多岁的近平，很多看法竟然不谋而合。大山对近平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总喜欢同近平交流，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见和见解。

　　当然，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

　　近平看书多且杂，更侧重于政治、哲学和经济，而大山尤专注于文学、史学和佛学；对于现实，近平是一个积极者，即使身处逆境，前途迷茫，他也始终乐观，胸怀梦想。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波未了，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从基层干起。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淡泊名利，无心仕途。他上学时未入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居然没有出席。

　　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职业特点就是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他得奖的《取经》《花市》等作品，就是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对这座县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心如烈火燃烧，眼似灯盏明亮。

　　所以，在根本上，他们又是相同的。

　　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

　　这样的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两三点钟。

再生者为何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他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读书，或与好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最关键的，还是他们心意相通，志趣相投，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相守难舍。
　　出门后，大山会执意相送。于是，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一路边走边聊，直到县委门口。如果大门关闭，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这时，近平也不再客气，踩上肩膀，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
　　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我也常常疑问。近平身为县委领导，每天工作繁忙，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龄。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是否多在周六晚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第二天的休息日（当时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补充睡眠。
　　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何玉女士，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工作日志没有记载。而大山夫人则说，大山没有日记，具体日期无法查询，但他们俩人的熬夜是功夫，经常彻夜不眠，聊到天明。
　　这期间，正是近平最忙碌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以最快速度熟悉着县情。
　　县委有两辆吉普车，他很少乘坐。他总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滹沱河两岸。从河北到河南，是一片大沙滩，常常需要扛着自行车前行。
　　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他一个人来调研，骑一辆旧自行车，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我问，‘习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你认得路啊？’习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说，‘打听，我打听着就来了。’”
　　这一年，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振奋的大事。
　　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却又是有苦难言的“高产穷县”。多年来，国家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76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由于征购任务过重，很多老百姓口粮不继，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日。习近平了解这些情况后，无比痛心。可要摘掉“高产县”的帽子，无疑是自曝其丑，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县委有关领导却有可能“犯错误”。
　　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呼吁？
　　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不愿让他出面，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可习近平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多次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
　　1982年初夏，国务院终于派出调查组。这一年秋后，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
　　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为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分抓的领域，更是事必躬亲，脚踏实地。
　　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花开花落，几多春秋，大家熟视无睹。有一次在文化局参加座谈会，近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众口无语。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结果竟然是元末明初，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的植物。于是，围上铁栏，写明文字，加以保护。
　　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他指示修缮保护。
　　“岸下惨案”是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近平请人挖掘整理，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亲自审定纪念碑碑文……
　　1982年12月23日下午，近平打来电话，约大山见面。
　　“好啊。但是，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堂了，在我家吃晚饭吧。”大山说。交往就要一年了，近平还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作为地主，大山总是自责呢。邀请过几次，他总是笑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每次都喝茶水，已经够奢侈了，何必要喝酒呢。今天，大山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
　　近平怔了一下，居然答应了。
　　那天晚上，大山准备了几个精致的小菜：雪里蕻炒肉、莲藕片、花生米和凉调菜心。主食呢，就是涮羊肉。没有专用火锅，把铝盆放在蜂窝炉上，权当涮器。虽然器具简陋，但材料却不含糊：麻酱、韭花、蒜末、香菜、酱豆腐一应俱全。
　　近平如约而至。陪同者仍然是李满天。
　　炭火红红，蒸气腾腾，几杯小酒下肚，话题也热烈起来，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县文化局。文化局下属剧团、新华书店、文化馆、文保所等七家单位，三四百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和演员，情况复杂，矛盾重重。最主要的是，正定有九处国家级文物，这在全国各县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却长久失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李满天半开玩笑地问：“大山，如果让你当局长，能收拾这个摊子吗？”
　　大山从小与这个圈子打交道，现在又是文化馆的副馆长，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蒂，于是，借着酒兴，脱口而出：“当然可以，只要给我权力，让我说话算数。”接着，便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这时，近平果断地说：“好，就让你当局长！”
　　大山惊呆了。

再生者为何

      原来，针对文化局的乱象，作为县委分管领导，近平一直在暗暗地寻找和选择。正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文化系统都需要一位硬邦邦的领军人物。考虑多日，他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想法形成一致：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贾大山。大山成熟稳健，刚直正派，不仅善写小说，而且也很有行政能力，最关键的是他对文化事业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但大山不是党员，无意仕途。不过，经过这么多次的深入交往，他对大山的个性又是了解的。于是，在多方征求意见并与主要领导沟通后，在常委会上，他提议大山担任文化局局长，并获得了通过。那天晚上，他就是前来通报的。
　　近平说：“你不能只是自己写小说，还要为正定的文化事业作贡献啊，而且要把你的好作风，好思想带到干部队伍中。”
　　大山难以置信：“可是，我不是党员啊。”那个年代，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领导干部，而且是部门正职，是不可想象的。
　　近平说：“你不用担心，组织已经有了安排。”
　　原来，县委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文化局由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第二天上午，非党人士贾大山，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连升三级，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
　　正定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全面评价了贾大山此后几年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士为知己者死。大山是一个文化人，却又是一个血性汉子。
　　在这里，且讲述几个细节。
　　常山影剧院，被称为正定的“人民大会堂”，县里重大会议都在此举行。但这座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木结构建筑，已成危房。近平提议重新建造。为了保证质量，为了保证工期，大山毅然决然地把铺盖搬到工地，日夜监工，虽然他的家就在千米之内。
　　正定隆兴寺是闻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院，更是一处国宝级文物。但由于年代久远，破破烂烂。若要全面修复，需要资金3000万。如此巨大的投资，是当时全国文物系统除了布达拉宫项目之外的第二大工程。为此，近平频频出面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前来考察评估，而大山则奔走于京城、省城和县城之间，往返数十趟，直累得心力交瘁，胃肠溃疡。他蜷卧在吉普车后座上，牙关紧咬，冷汗直流。由于长期出差在外，药罐只得带在身边，白天跑工作，晚上熬中药。最后，终于得到上级部门大力支持，落实巨资。
　　这项浩大的工程，还需要征地60亩，拆迁60户。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经过千难万难，隆兴寺修复工程终于圆满完成。
　　至此，隆兴寺真正成为正定最鲜亮的文化名片！
　　春节期间，是别人最欢乐、最放松的时候，却正是他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九处国保单位，全是砖木结构建筑，最易着火。每逢此时，他昼夜巡视，废寝忘食。别人劝他，他说：“祖宗的遗产，国家的宝物，我负责守护。出一点点问题，我就对不起正定，对不起县委，对不起习书记啊！”……
　　正定的文化事业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辉煌的时期。
　　历史已经证明，贾大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按照自己的理想，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尽到了最大力量。虽然极其苦累，但也极其快活，极其酣畅。
　　不啻说，贾大山是那个时期全中国最得意、最幸福的文人！
　　……
　　这期间，近平升任县委书记，工作更忙了。但他仍然忙中偷闲，一如既往地和大山相约见面，夜聊。
　　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黄，冬雪飞白。岁月如歌，他们共同享受着友谊的芬芳……
　　1985年5月的一个午夜，大山已经休息。突然有人敲门，近平请他去一趟。
　　原来，近平要调走了，第二天早晨7时乘吉普车离开。白天交待工作，直忙到半夜，送走所有同事，才腾出时间约见老朋友。好在，这个时间，正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光。
　　关于这一次离别，大山后来从未提起。倒是在近平的笔下，有一段清楚的记载：“……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两人分手时，正好又是凌晨三点。近平最后一次送他到县委门口，四目相对，心底万千话语，口中竟无一言。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县委大门敞开着。
　　采访时，大山妻子告诉我，那天晚上，大山回来时，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他一言不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仍是呆呆地发愣。
　　妻子以为他病了，催他吃药。他摇摇头，慢慢地说一句：“习书记调走了。”
　　49岁那一年，大山辞去局长，功成身退，回归文坛。
　　这个时候，整个文学评论界惊奇地发现，他的小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梦庄纪事”和“古城人物”系列数十篇短篇小说，微妙而又精确地发掘出文化和人性的敏感共通之处，禅意浓浓，芳香四溢……
　　大山已经完全醉心于文学。如果说早年的他曾有过文人孤傲的话，那么后期的他，则十足是佛面佛心了，慈眉善目，与世无争，笑看风云，其乐融融。
　　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惊叹：大山名闻遐迩，却从无一本著作出版。那些年，文学市场清凉。虽然出版界和企业界不少朋友主动提出帮助，但他笑笑说，不要麻烦你们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贾大山，肯定是当时全中国惟一没有出版过任何图书的著名作家！
　　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两句自题诗：小径容我静，大路任人忙。
　　近平在南方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但他没有忘记正定，没有忘记大山。每遇故人，都要捎来问候。每年春节，都要寄来贺卡。
　　但大山却鲜有回应。他知道，他的年轻的朋友，肩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担负。除了满心的祝愿和祝福，他不忍心有任何打扰。
　　1995年底，大山不幸患染绝症，近平十分挂念。1996年5月，他听说大山在北京治疗，便特意委托同事前往探视。春节之前，近平借去北京开会之机，专门去医院看望。近平后来写道：“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近平没有食言。仅仅十多天过后，1997年2月9日，正是大年初三，他专程赶到正定。在那个他们无数次晤谈的小屋里，两人又见面了。
　　还是那张桌子，那个茶几，那一对沙发。只是眼前的大山，枯槁羸弱，目光暗淡，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红光满面和言辞铿锵。
　　近平强作笑颜，佯装轻松，提议合影。大山说，我这么难看，就不要照像了吧。话虽这样说，他还是努力地坐起来，倚靠在被垛上，挺直身子。近平赶紧凑过去。
　　11天后，大山走了。
　　这是大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留影。陪同他的，是他的朋友，他的好朋友。
　　癸巳年末，我去正定采访。
　　大山的家里，一切依旧，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当年的房屋，当年的木床，当年的书桌，当年的茶几。坐在那里，凝视时空，如幻如梦。恍恍惚惚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影子，隐隐约约里，我似乎听到了那时的笑声。惟有那两尊唐三彩骆驼和骏马，依然新鲜如初，精神而挺拔地伫立着，伫立在时光的流影里，相互顾盼，心照不宣，像一对永恒的朋友……
　　哦，朋友，朋友，两心如月，冰清玉洁，肝胆相照，辉映你我。
　　（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成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

再生者为何

                    《忆大山》


                                                                                                     习近平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再生者为何

友人以诚 为政以德

——从《忆大山》看习近平同志的为人与行政之道

杨红莉

    习近平同志的《忆大山》发表于1998年，是为怀念之前一年去世的正定著名作家贾大山而写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语言简洁、生动，行文朴素、自然，感情真挚、丰盈，有“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之致，亦有“不顾辞采而风流自然”之美，更有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之用。 散文的优美之处在于动人，《忆大山》深深地打动了我。究其原因，当然首先因为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深厚情感。在近平同志素朴的表述中，他与贾大山先生之间超越年龄、职务、身份差异的高山流水之谊，以及那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来愈真淳的兄弟之情，如同清泉出幽谷般汩汩滔滔地流淌在读者的心头，温润着读者的心灵。这样的文章，当然不能不谓之为美文。而除此以外，我以为，这篇散文还足以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因为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习近平同志真诚的品格、博大的胸怀以及以德为本的行政之道。

    从习近平同志与贾大山先生的交往中，我们不能不感受到近平同志以“诚”为本的真性情。1982年早春，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而据贾大山的儿子讲：当时近平同志是先到他家里，结果没找到，才又去贾大山工作的县文化馆找。当时贾大山在文化馆正与人聊天，习近平进去后也不打断，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着。

    作为读者，我们可以设想，习近平同志上任第一天，完全可以先休息一两天后再去拜访人，当然也一定有在别人看来比贾大山“重要”得多的人物需要拜访，甚至也尽可以让人将贾大山叫到办公室里予以“接见”……但是，近平同志不仅上任当晚就去登门拜访一个普通作家，而且还耐心得等他，以至于从此结下深情厚谊。当然，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同志是尊重人才、慧眼识才，事实也证明，贾大山确实是一个难得之才。但是，我觉得仅仅这样说还不够，我觉得习近平同志和贾大山的交往比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人才多了些内涵，这个内涵就是：习近平同志是带了一颗真诚的心灵，以博大的胸襟在与人交往。

    正是因为真诚，二人常常促膝谈心至深夜至黎明，甚至半夜叠着罗汉从大铁门上翻上翻下（正定方言将这种翻墙方式叫“替毛毛肩”）；正是因为真诚，才能让淡泊名利的贾大山甘愿出任文化局局长从而为兴建和修复正定文化“辛劳奔走”；正是因为真诚，近平同志才得以“把他（贾大山）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正是因为真诚，他们最终收获了一生的友谊。方苞说“感人以诚不以伪”，马克思说“友谊需要真诚去播种”。唯有真诚，才能收获真诚；唯此真诚，才能真正结交人才，留住人心，成就事业。这应该是我们从近平同志与贾大山的交往中得到的一个有益启示。

    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多年，还始终不忘贾大山，不仅常常写信、寄贺卡，有机会回正定一定去见见，就是在大山病后，还两次到医院去看望他。那么，近平同志与贾大山的交情为什么如此深厚？我觉得是两颗高尚的灵魂在相互吸引，是共同的远大志向让二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习近平同志赞赏贾大山，不仅因为他具有“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因为他有“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因为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可以说，不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睿智的才子，更是作为一个为人坦荡不作伪、为官务实不图名、为文纯粹不逐风的真君子，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有责任感的真知识分子，贾大山赢得了习近平同志发自内心的赞赏，并以之为“好朋友，好兄长”，推其为“行政与为人的参谋与榜样”。这种君子之交，早已超越了一己情怀，与其说二人惺惺相惜，莫不如说那种共同的对国家和人民表现出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那种共同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远情怀，将两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命运的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贾大山用他文人的素手颂扬和描绘着真善美，习近平则以他政治家的韬略实践和推进着真善美。他们因志同而道合，他们虽殊途而同归。这就是高山流水的君子之交，这就是天涯比邻的道德文章。所以，从习近平同志与一介书生贾大山的交往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习近平同志高远的情怀和高尚的德操。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相信君子之德一定能为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今我辈借用太史公之言，同样因为向往之至。

再生者为何

1 人物简介

　　

    贾大山，1943年出生于河北正定古城一个普通市民家庭。1964年中学毕业后，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到西慈亭村插队务农。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后调任正定县文化馆馆员，曾任职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正定县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为著名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全国文学界，一度与贾平凹齐名：说起写短篇小说的二贾，一是贾平凹，再就是贾大山。其作品《取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与另一篇散文《花市》一起，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

　　贾大山为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说话谈锋机敏，诙谐幽默；为文则勤奋刻苦，精益求精；其作品寓意深刻，清新隽秀，脍炙人口。于人于文，多有惊世骇俗之语传世。可谓人品、文品俱佳，历为人所称道。

　　贾大山于1978年，以小说《取经》荣获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一举成名。此后，又创作了《花市》、《梦庄纪事》等一批短篇佳作，作品多次获奖，并被翻译到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的著名作家。

2 生平经历
2.1 自幼聪慧

　　贾大山自幼聪慧，上中学时就有文学小品在校刊、《建设日报》、《河北日报》上发表。1964年知识青年下乡期间，他有机会深入生活，了解民情，亲身体验了农村生活。在农村他说快板、编节目、出板报、写文章，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村干部的赞扬。这一段经历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71年到文化馆任创作员，开始了戏曲小说的创作。他的作品经常在省级以上文艺刊物上发表。小说《取经》和散文《花市》先后被收人中学语文课本。他的主要作品收入《贾大山小说集》。

2.2 品格高尚

　　贾大山一生为人刚直，一身正气，襟怀坦荡，淡泊名利。在文学创作上，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语言诙谐幽默，叙事生动形象，篇幅短小精练，内容寓意深刻。被文坛誉为短篇小说的“高手”。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精短取向，一直追求着在短篇领域里作出精致。在创作中，他不赶潮流，一直坚持着源于生活的本真追求。他的作品植根于河北平原小城、乡村的底层，生动地描摹出世情百态、社会万象。他的小说很有蕴涵，越是细读，越能读出小城、乡村的多姿多彩、浓郁魅人的地方风情。他的作品不涩不滞，是一种洒脱、空灵的风格。幽默也是他的作品的一大特色。

2.3 孝顺传统

　　百善孝为先，大山也是这样。在弟兄排行中，他是老九。先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都是姐姐。孩提时代，他的聪慧总是让父母脸上堆满了笑容。长大了，他懂事，更叫父母宠爱有加。高中毕业后，大山没有走进大学之门，他的人生被做了另一种安排。他想着，成人了，不能再“嚼吃”父母，于是一介书生便以苦力的身份进了乡间的灰窑。为了生计，诸如草台班子的演出、小剧团的编剧之类，他不嫌不拒，乐在其中。尽管生活艰难而清苦，可一点儿也没影响到他对老人的孝道。在灰窑，他挣了平生第一笔收入———24元工钱，立刻抽出了一元钱给母亲买了一斤蛋糕，找回的几角零钱则给弟妹们买了一把水果糖，剩下的23元全部交柜了。等他后来转了干部，对于母亲则更是周到侍奉，礼敬如佛了。不说一日三问安，也是每天必到母亲房间问候的。在他弥留之际，最难以割舍的，就是母亲。让白发人送黑发人，以他的孝顺是怎么也无法宽恕自己的。在医院的病床上，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三天，他的精气神消耗殆尽了，可心里还是惦念娘的生日。他让妻子回家去，和母亲玩会儿麻将：“娘生日哩，你回去吧，让娘开开心。”

　　在家里，大山是儿子，是丈夫。他很传统，但没有一点儿的夫权的影子。他们家是妻子当家，掌握财政大权，他所拥有的只是买盒纸烟、喝上二两的小钱。他乐于这样，懒于俗务，不愿操那么多的心。他的兴致更愿意写文章、做工作。他给予妻子的除了放权，就是幽默了。听了他的段子、故事，妻子憋不住不乐，从脸上乐到心里。他究竟是个大作家，具有幽默的天赋。

2.4 严管儿子

　　对两个儿子，他管束甚严，不过两个孩子从小长到大，他没捅过他们一指头。最厉害的体罚是让他们站窗台，一边高高地站着，一边反思自己的错误。对于他们的成长，他很关注思想教育，一定要让孩子走正道，千万不可出了辙。他给他们记点，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错事记一个黑点。为了多几个红点，两个孩子自我约束意识极强，长大后都出落得规规矩矩。

　　在作家圈子里，大山是一个小核心。这不只因为他的善良，也还因为他的智慧。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他成了作家圈子的核心之一，因为有他在，朋友们总是觉得很开心。在河北这块地方，他成了文学阵营的纽带之一，因为有他在，朋友们总是觉得很和谐。

　　在正定的文学圈子，他则成了旗手和领袖，正定成就出一片文学风景，以至后来被人们称作正定现象。市井之中，他也有不少朋友。他从他们那里讨生活，他们从他那里讨智慧。他许多小说的灵感、素材、原型等等，都是从他们那里获取的。因此他的小说里，尽是鲜活生动的市井百态。

2.5 清廉从官

　　大山不想做官，却实实在在地做了官，做了县里的文化局长、省政协常委和省作协副主席。他做官，也给人们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清廉。他欣赏清官文化，也身体力行地这样去实践。他在文化局任局长九年，局里竟没有一笔吃喝账。他跑来和经手的上千万元的文物修缮工程费，竟没有一分钱不合理的搭车开支。他多次出差，却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差旅补助。还有就是做事。他干工作条分缕析，纲举目张。钟楼、凌霄塔、华塔、大悲阁等大型修缮工程，都是他亲自去北京跑来的。常山影剧院、正定电影院的新建和重建，也是他争取来的。文化大楼的立项和建设，也得益于他在任时的成功铺垫。还有诸如常山战鼓队打进北京亚运会等等，他都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