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还有谁愿意当记者？（转）

再生者为何

                赵灵敏：还有谁愿意当记者？


      离开全职的新闻工作已有两年。两年间，时时有原来的同事和同行离职的消息传来，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和笔者一样是因为某篇稿件的“政治错误”，有的是对新闻环境失望而主动求去，有的则是被商业机构挖角，还有一些是自主创业。
     近10年前笔者进入杂志工作时，差不多是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一些知名媒体集团，其入职的条件非常严格，只有某些大城市的某几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才有资格报名，之后又经过多轮筛选和淘汰，最后几万人才留下几十个，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这样的胜景如今已不复存在。一来在新媒体的挤压下，一些纸媒已停止了扩张甚至在压缩版面，不需要招聘新人；二来优秀的毕业生都在考公务员或设法进入银行、石油等垄断行业，媒体早已不吃香了。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就说：“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都想让孩子进电视台，这几年很少遇到这样的事儿。现在，一流人才不干新闻，二三流人才才干新闻，后遗症可能五至十年后才能出现，到时候怎么办？”
      而入行多年的资深编辑记者，正在大规模地逃离；还没走的，则挖空心思想着转行。不久前和一位仍坚守在媒体的朋友聊天，这位朋友是一个著名杂志的管理者，他抱怨说旗下某些编辑记者的水平实在差强人意，但还是不得不用他们，因为“招不到更好的，一流的人才已经不在这一行了”。
       毋庸置疑，媒体是一个智力密集的行业，有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头脑，才有一流的创意和一流的新闻。任何报纸杂志的成功，归根到底是因为聚合了好的人才，一旦人才大量流失，新闻水准的下滑就是必然的事情。而因为新闻业在监察社会方面的特殊作用，新闻业的问题，其影响已经超越了行业本身。
       中国纸媒的市场化改革从1980年代至今才30年左右，整个周期非常短暂。与此同时，是互联网与手机在2000年前后的迅速普及，80后的新生代已经习惯于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纸媒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这样一来，纸媒还没来得及确立自身的行业规范和内容影响力，就不得不面对互联网大潮的冲击。在英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等传统大报因为其所提供的内容的专业性，不管数字洪流多么迅猛，依然无法撼动其地位。彭博社的消息称，2012年《纽约时报》线上线下总订阅收入达到7.683亿美元，比广告收入多出5290万美元，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而这样的优势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纸媒的内容没有好到别人非看不看的地步，这是付费墙在中国无法推广和成功的根本原因。
      这样一来，媒体作为一个行业，在过去的十年间，其发展速度已远远落后。而网络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冲击也越来越明显，近一两年来更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就意味着，纸媒已经没有办法为从业者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了。2000年前后编辑记者1万块左右的月薪算高的了，十多年过去，其他行业的薪资水平不断上涨，社会上的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也涨了好几倍，纸媒却基本是原地踏步。这意味着优秀的毕业生在择业时已不把纸媒作为首选，而已有的媒体人也很容易被其他行业高薪挖角。
       当然，全世界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记者编辑，收入都不算高，愿意投身新闻业的人，往往不是为钱而来，而是更看重这一行的精神价值：揭露社会弊端、推动社会进步，以言论和文字引领和影响人心和社会走向，以及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相对完整的自我。但近些年，上述精神价值已渐行渐远，中国媒体人的职业尊严感急速滑落，精神家园已不复存在。首当其冲的影响因素是舆论空间的收紧。过去十年间，纸媒的舆论空间整体上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多的话题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发给媒体不能报道某事的“禁令”也越来越多。而过去的十年间，恰恰是中国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三聚氰胺奶粉、动车事故等触动民众情绪的事情层出不穷，但严格的新闻管制使得纸媒要么根本无法报道，要么语焉不详、欲言又止，无法满足人们获取信息和观点的需求。这促使更多的人舍弃纸媒，转向网络，从这个相对自由和开放的平台获取资讯，纸媒的影响力在快速下降；而对媒体人来说，无法表达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伴随着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公不义呐喊的空间越来越小，有些人想方设法试图扩展这一空间，最终壮烈“牺牲”，被迫去职；有些则深感苦闷，选择了辞职。

再生者为何

商业力量的挤压

      其次是商业力量的挤压。彭博社的创立者彭博在其自传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990年他准备将公司的业务从终端机租赁扩展到财经资讯领域，打算延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马克·温克勒来主持，后者给他提的问题是：能否报道最大客户的贪污丑闻？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接受了邀请，彭博也一直坚持了最初的约定。几年前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时，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干预采编。几年前笔者见到美国《商业周刊》杂志的一位编辑，她说她们那里采编和经营严格分离，如果在电梯里见到广告经营部门的同事，是连话都不能讲的，全杂志同时了解采编和经营的只有总编辑一人，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编辑记者的报道自由。显然，新闻自由不仅意味着摆脱政府的干预，同样也意味着摆脱了商业力量的干预。
        但在中国，这方面的规范完全没有建立起来，编辑部拉广告，广告部写软文的情况并不罕见，有些媒体还给编辑记者下达拉广告的任务。对很多媒体而言，只要能拉到广告，什么都可以牺牲；反过来，只要愿意出钱投广告或进行公关，就可以消灭大部分的负面报道。而伴随着纸媒影响力的不断下降，对广告的争夺更加激烈，所做的妥协也越来越大。事到如今，商业力量对纸媒的挤压，在某种程度上比新闻审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中国媒体的内部管理日益官僚化，因为氛围轻松自由产生的吸引力也快没有了。伴随着言论空间的收紧，越来越多宣传部的官员空降到媒体做领导，把官场的那一套等级和服从的文化带入了媒体；中国大部分纸媒实行的是底薪加稿费的薪酬模式，不论你是刚进的实习生还是工作十年的老记者，无论是资讯还是深度调查，统统按字计酬，不承认你的资历和经验的价值。也因此，在一线采访的记者很少有上35岁的，那个年纪的要么当了领导，要么就已经转行。
     如此一来，中国纸媒正在成为一拨又一拨年轻人的职业训练场，没有人愿意久留。这样一种生态，或许能反应迅速，炮制出看似新鲜热辣的新闻资讯，却因为执笔者缺少社会历练和深度而流于表面，无法提供真正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思考。这种情况无论对媒体，对社会进步，还是对中国的软实力，无疑都不是好事情。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