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创作谈——我们都要过好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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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创作谈——我们都要过好这一生


来源：山花（微信公众号）　　汤成难　




去年初冬我去常州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主办方将地点安排在一个叫舜山小镇的地方。到达时已经夜幕降临，汽车穿行在黑暗中，我并没注意看窗外的景象。次日天亮，拉开窗帘，才发现这是一个“崭新”的小镇。说是小镇，实则是一处新开发的旅游地，一切都是新的，新的马路，新的花圃，新的楼宇，包括我所入住的房间——还有着挥之不去的属于新房子的气味。


房间所在楼层挺高，视野开阔，从小阳台可以看见不远处绿油油的麦苗——像一块被遗弃的绿绸，边缘已被钢筋水泥蚕食得参差不齐。它们向四周退去，将土地拱手让了出来。


几天中，除了必要地去会场一两次，其他时间我都待在房间里，坐在小阳台上看不远处的麦田。眼睛在现代化建筑与麦田之间来回切换，感觉很奇妙。风徐徐而来，穿过钢筋水泥，带来泥土和青苗的气息。


最后一天早晨，天麻麻亮，我在卫生间洗漱，突然发现地面有一个黄豆大的黑点，原以为是地砖的花纹，目光正要离开时，黑点移动了。准确地说，是跳动。原来是一只蟋蟀。


它是怎么到达这儿的？它在这房间生活多久了？又是靠着什么为食存活下来的？我蹲下来，希望找到一点答案。地面平整光滑，地砖紧密相连，我不知道它怎么就突然蹦出来了。它的触须颤巍巍地扫过釉面，像在摩挲一道无形的锁。它撞向淋浴房的玻璃，咚，咚，钝响中掺着某种古老的焦灼。我有些难过，这不就是在困境中的我们么？


回到《蟋蟀》这篇小说吧。小说里虚构了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女孩，“逃离”是贯穿始终的母题。母亲逃离失败的婚姻，女儿逃离窒息的亲情，蟋蟀逃离四楼的囚笼。但逃离本身是否通向自由？父亲吴大勇的长安货车将母女一次次运回原点，叛逆纠正学校的铁栅栏将“我”驯化成一只干瘪的气球，连蟋蟀跃入草丛的瞬间，也未必是永恒的解脱。或许，真正的自由并非逃离，而是在裂缝中学会与荒芜共存。李淑芬最终接受了一个“心疼她”的男人，而“我”选择了封闭式学校，成全母亲的幸福，这种妥协何尝不是另一种觉醒？


母亲李淑芬将自我价值捆绑于女儿的成长中，用“都是为了你好”编织成牢笼；而“我”的叛逆不过是想证明：生命不应是他人的附庸。小说末尾，“我”对李淑芬说“我们都要过好自己的这一生”，这句话轻如叹息，却重若千钧。它宣告了母女关系的转折——从共生到割裂，从捆绑到松绑。蟋蟀的跃出，恰似一次无声的告别：每个生命都需独自穿过黑夜，才能抵达自己的黎明。


小说中用一些片段拼凑出一个女孩的成长史，在“纠正”与“驯化”的叙事中，个体的声音被湮没，只剩下蟋蟀般的低鸣。


小说结尾，眼泪落在草尖上，倒映出“我”十八岁的身影。这一刻，蟋蟀与少女合二为一：生命何其渺小，却因挣扎而有了重量。或许，过好一生的答案，就藏在那些无人回应的追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