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鉴楼与傅增湘的古籍守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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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鉴楼与傅增湘的古籍守护之道


来源：学习时报　　高硕　




傅增湘（1872——1949年），字润沅，又字沅叔，别号藏园居士、藏园老人、双鉴楼主人等，四川江安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傅增湘6岁起开始就读私塾，后随父定居天津。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应顺天府乡试，中举。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九年（1903年），被授翰林院编修。三十年（1904年），傅增湘总理天津女学事务。三十一年（1905年），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天津女子公学。三十二年（1906年），在天津创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三十四年（1908年），傅增湘被任命为直隶提学使，兼领京津地区的教育。辛亥革命以后，1917年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躬身于教育实业。1918年，傅增湘于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购得一处宅院，命名为“藏园”，除自居以外，亦用于收藏图书。1927年，傅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整编故宫各处所见图书。1929年和1930年，先后两次赴日本访求中国古籍。1930年，傅增湘以“清华导师讲授版本目录校勘”。1941年，傅增湘69岁时，辞谢一切名义任职，决意退休，专意于“文字撰述之事”。1949年，傅增湘病逝于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安葬于西郊福田公墓，享年77岁。


傅增湘出生于藏书世家，从其祖父傅诚开始，就注重搜集古籍善本，到傅增湘晚年时，家中藏书已达20余万卷，版本所及宋元明清，珍本古籍众多，还藏有一些孤本。傅家藏书，最早始于其祖父傅诚所收元代兴文署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这就是后来傅增湘“双鉴楼”藏书之“双鉴”之一。据《藏园居士六十自述》，傅增湘1911年在上海购得四库馆当时所进呈之宋刊本《古文集成》，成为其“放意搜求”古籍刊本之始。后来遍交缪荃孙、张元济、沈曾植、杨守敬、莫棠、徐乃昌等著名藏书家，广泛搜集“旧本精椠”。1916年，傅增湘收得端方旧藏宋百衲本《资治通鉴》，与其先祖所收《资治通鉴音注》“后先辉映”，遂题藏书之所曰“双鉴楼”，自述“上以表先人之清德，下以策小子之孟晋焉”。自此，“双鉴楼”藏书名扬全国。关于“双鉴楼”的来历，学界还有另外两种说法。其一，傅增湘曾于1928年购得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于1932年购得南宋淳熙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学界后来遂有传言，以此为新的“双鉴”，取代原来所藏之“双鉴”。其二，传言以后来所得《洪范政鉴》取代《资治通鉴音注》的地位，形成新的“双鉴”。不过，从傅增湘所作相关题记来看，未曾提及以上新鉴取代原有“双鉴”之事。


傅增湘收藏古籍珍本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一是继承先祖遗留下来的藏书，“不盈万卷”，其中以兴文署本《资治通鉴音注》最为珍贵。二是走访购买，这是傅增湘收藏古籍最主要的途径。例如，北宋国子监本《周易正义》、南宋内府本《洪范政鉴》、淳熙本《通鉴纪事本末》等，皆是重金购买所得。通过这种方式，傅增湘先后购得盛昱、端方、徐坊、杨氏海源阁、卢氏抱经楼、江阴缪氏、独山莫氏、张之洞等众多藏书家之书。三是友人馈赠，例如1931年张元济赠明弘治本《陈伯玉集》，朱文俊赠宋刊《册府元龟》残本一卷。傅增湘不少古籍，来之于藏书家之间的往来馈赠。四是藏书相易，例如1911年傅增湘以清平山堂本《夷坚志》与缪荃孙所藏《嘉祐集》相互交换，以满足彼此的藏书需求。交换藏书，这也是近代以来很多藏书家交相往来的一种方式。除此以外，傅增湘还通过誊抄、搭印等方式，获得不少古籍善本的副本。


傅增湘收藏古籍，特别注重对古籍的版本鉴定，是近代以来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傅增湘出生于“三世善守”的藏书之家，从小耳濡目染，“多闻博见”，熟知各种古籍版本鉴定方法，可以根据书的纸张、版式、刻工、字体、藏印乃至装帧等特征进行鉴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傅增湘所藏宋版《乐府诗集》，就是根据书籍的装帧、版式等特征作出的准确判断。傅增湘熟悉五代以来各个时代刻本的风格，并对各地刻本的特征及其版本源流非常了解，鉴定版本优劣和真伪，其水平之高，他人难以企及，甚至可以做到“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最能体现傅增湘古籍版本鉴定水平的，是他对陆心源版本鉴定上的纠正。陆心源是清末著名藏书家，以收藏宋版古籍而著称，但他过于执泥宋版，对不少古籍作出了错误判断。原皕宋楼所藏很多古籍被陆心源定为宋版，但经傅增湘考订，或断为元刊本，或定为明刊本。例如，陆心源将所藏《论语集注》十卷定为宋版，傅增湘考订为元版；陆心源将所藏《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定为宋版，傅增湘考订为明版。尤为突出的是，傅增湘能发现并纠正陆心源混淆北宋和南宋刻本的错误。例如，陆心源将所藏《昌黎先生集》10卷定为北宋刊本，傅增湘则考订为南宋孝宗时刊本。傅增湘对古籍版本的鉴定，根植于渊博的学术见识和超越他人的辨识能力，是一流的古籍版本鉴定专家。


傅增湘不仅关注古籍的版本鉴定，更注重对古籍的校勘整理。据《藏园居士六十自述》所说：“余自辛亥解官，始事校雠。”1911年起，傅增湘与各大藏书家广泛交流，开始搜求珍本古籍，校勘工作随之进行。直至1944年，傅增湘中风偏瘫失去自主能力，校勘工作才被迫终止。傅增湘认为，古籍珍本具有极高的传世价值，“校其文字异同，以俟来者有朝一日传而广之”。傅增湘校勘古籍，注重“先求善本”，以善本为对校来订正古籍的脱衍讹倒、夺漏误伪。但善本不易一时能得，为了保证校勘质量，傅增湘甚至潜心花费漫长的时间搜集校本。傅增湘在校勘《刘子新论》时，为了能够亲眼看到敦煌写本，或托人借阅何鬯威所藏敦煌残卷，或委托王重民从英法拍摄流亡海外的敦煌写本，校勘工作前后历经30年。校勘古籍过程中，傅增湘一丝不苟、严谨认真，逐字逐句进行校勘，精益求精，直至满意为止。对于疑难之处，傅增湘“不欲轻改一字，不敢臆断一词”，始终保持“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谨慎态度。傅增湘长孙傅熹年说，傅增湘“生平藏书二十万卷，其中经过用善本手自校勘的约一万六千卷”。其校勘之勤、成果之多、影响之大，是自清代以来众多校勘学家难以比拟的。


版本鉴定和校勘工作完成以后，傅增湘接着撰写题跋或校记，评定版本优劣和文献价值，并集中编订藏书目录，先后编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1929年）、《双鉴楼藏书记》《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1930年）、《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六卷（1938年）、《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八卷（1943年）、《藏园群书题记三集》（1944年）等书目。经后人傅晋生补编《双鉴楼宋金无秘本书目》四卷，傅熹年补编《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傅熹年编订出版的有《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1983年）、《藏园群书题记》二十卷（1989年）、《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二十三卷（1993年）等重要书录。这些书录虽然属于私家藏书目录，但具有非常高的文献学价值，在近代以来目录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傅增湘晚年，先后两次将包括“双鉴”在内的300多种珍善古籍无偿赠予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辞世后，家属遵照他的遗愿，将双鉴楼的大量藏书捐献给国家及其家乡四川。这些珍贵文献如今分别保存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地，历经岁月更迭，依然完好如初，继续惠泽学界和大众，成为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