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商和北京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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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商和北京书业


来源：北京晚报　　嵇立平　




从明清两代一直到民国初年，在我国近代的地方经商集团中，最著名的当属山西商帮、徽州商帮、浙江商帮，也就是名满天下的晋商、徽商、浙商。其实，在这常被人津津乐道的三大商帮之外，还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冀商”，即河北商帮。


冀商也有“三大帮”：一是冀东以乐亭县为主的开发东北的“老呔帮”；二是“走东口”到蒙古经营的“张库帮”；三是以保定商家和专类物品行销天下的“冀中帮”。这三大帮构成了“冀商”的主体，其中书业属于冀中商帮的一个重要分支，有“文商”之美誉，清代至民国时期，他们在北京书业中非常活跃，曾为造就北京琉璃厂的繁荣起到重要作用，撑起了北京古籍书业的半壁江山。

续赓琉璃厂书业文脉


琉璃厂位于北京和平门外，元明两代在此设窑厂，为宫廷烧制琉璃瓦件，故得名，烧瓦窑前空隙之地称“厂甸”。清康熙年间，北京春节集市移至此处，搭棚列肆，形成厂甸庙会。和一般集市庙会不同的是，厂甸以经营书籍、字画、古玩文物、纸墨笔砚等为主，被称为“文市”。由于清代汉族官员的宅邸，以及各省会馆，多在宣武门外，大量京官、举子汇聚在琉璃厂附近，他们对书籍和文化用品的需求，促使这里的书业和文玩字画等行业也兴盛起来。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参与修书的翰林院官员多寓居宣南，经常就近到琉璃厂巡检查阅典籍。例如家住虎坊桥阅微草堂的《四库全书》主修官纪晓岚，就曾多次到琉璃厂访书买书，书肆遂应时大增，成为琉璃厂迎来繁荣的一个重要契机。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乾嘉以来，琉璃厂书肆原多系江西人经营，特别是以江西的金溪人居多，他们以同乡关系形成集团，被称为“金溪书商”。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占据江南，交通阻隔，江西京商的故乡子弟来京就业者日少，于是只好就近招收学徒。当时冀中地区的冀县（现冀州）、衡水等地区地瘠人稠，毗邻京师，且素有重文传统，许多当地人进京后应招进入琉璃厂书肆做学徒。


冀县、衡水等地许多人进入琉璃厂书肆做学徒后，慢慢掌握了贩书和版本鉴识等经营本领，开始在琉璃厂摆设书摊，独立经营，有了积累后又购置店铺，自营书肆，并彼此引荐子侄及同乡来此谋生创业。经过多年辛苦打拼,书业经营不断壮大，开设或承继的大小书肆层出迭现，代江西书业商帮而继起，开创了一个属于“冀商”的时代。


在琉璃厂火神庙旁原来有一座“文昌会馆”，为江西书商所设，每逢二月初三文昌君诞辰日前往拈香献戏。光绪初年，有冀商到文昌馆拈香者，被阻止进内。冀商遂另于琉璃厂小沙土园别建文昌会馆，并冠以“北直”二字，以示区别。“北直文昌会馆”的设立，反映了河北书商与江西书商乡党行会间的竞争，以及两者在经济实力和业界地位的消长变化，是冀商在琉璃厂书业站稳脚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据著名古籍书肆经营者孙殿起先生在他的《琉璃厂小志》中称：“上溯道光咸丰年间，下至民国三十五年这一时期，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店铺的共305处，而由冀县、衡水、深县、枣强、阜城、景县等衡水籍人士开办的共164处。”民国时的学者纪庸在1942年所写的《白门买书记》中也说：“衡水荒僻小县，而多以书籍笔墨为业，今旧京琉璃厂诸肆，强半衡水（人）也。”至1956年北京进行“公私合营”时，琉璃厂地区最大的3家书店——松筠阁、富晋书社、邃雅斋，还是由河北籍人士经营的。

冀商书肆的经营特色


冀商在京开办的古旧书业，一向以服务周到、方式灵活、经营多样、讲求信誉、广交专家学者，而在京城书友中久负盛名。


当时各家冀商书肆，都有一些精熟目录、版本之学的店员，对于架上藏书，只要一经过目，就能记住它的摆放位置，价格、作者姓名，以至于书籍内容、卷数，版本源流、传世多寡等。顾客到店，由店伙计跟着伺候，顾客想看什么书，伙计一会就给你拿来，还可以把这本书的内容、不同的版本予以介绍。如恰巧店里没有本书，顾客可以留下书名，日后由店伙计出外查找买进，很快再给顾客送到府上。店家对顾客的服务更是殷勤周到，店里的柜上备有烟、茶叶，任由顾客免费取用。近代史学家瞿兑之在《养和室随笔》中记载，琉璃厂书肆“棐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烟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买书固所欢迎，不买亦可。”与顾客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


民国年间，许多冀商开的书店，会经常有店伙到一些图书馆、大学、或著名学者的府邸，送样书上门，供顾客翻阅选购。这些送书的伙计每每用蓝色或白色包袱皮儿包着古籍，捆在自行车后架上，游走于街巷，被老北京人称为“夹包袱的”。冀县郭家庄人、古籍图书发行家郭纪森曾回忆，他在北京隆福寺嵇古堂书铺和琉璃厂开通书社贩书时，就曾“夹包袱”为大宅门送书，结识了北京大学的顾颉刚教授、清华大学的冯友兰教授、辅仁大学的陈垣教授、著名文学家郑振铎等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煨莲编纂经、史、子、集的“引得”，提供了《四部丛刊》、《静嘉堂密籍志》等多种珍贵古籍，助力洪教授完成了64种、81册的编纂工作，被洪煨莲当做最可信赖的“书友”。


过去书肆的图书发行与现在不同，古旧书无固定货源，也无“订货”概念，书店的书主要向社会收购。“收购”直接关系书店的业务好坏，收书的店伙计要有丰富的古籍版本知识，能够识别冒充古本的“伪书”，以免购进不良商人伪作的赝品而上当赔钱。此外，还要摸清各地藏书的情况和特点，如山东黄县、诸城一带多有明代所出地方志，山西一带常可收购到戏曲、小说一类的刊本，江浙一带一些官宦名流散居之地常有秘籍珍本。特别要熟悉京中一些“大宅门”的情势，某宅藏有某书，某宅中落急于出让，都要了然于胸。如肆设于琉璃厂的著名大书铺老二酉堂，店主为河北束鹿县人陈荫堂，他家书的来源，多半都是由京中破落户的旧家整批买进，其中有一些一般的鼓词、劝善文，也有珍稀的海内孤本。这些到手的书有的会很快售出，有的积压多年也无人过问，存书甚至比一个图书馆还多还齐全。


明清时期,书籍的出版有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坊刻。其中“坊刻”可称之为“私营”出版社。有许多冀商在北京的书店就兼做雕版印刷的“刻书”业务。如河北束鹿县人刘魁武在隆福寺开设的聚珍堂，采用雕版与活字两种技术刻、印图书，刻有《书经》《四书章句》《幼学琼林》等书，用木活字排印的书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济公传》、《聊斋志异》等 ，校勘审慎，镌刻清晰，属坊刻本中上乘之作。另如上述的冀商书店二酋堂，集刻书、售书于一体，以刻售普通百姓喜好的戏本、小零本为特色，生意红火。近代北京史地民俗专家张次溪在《北京琉璃厂书肆逸乘》一文称：“打磨厂有老二酉堂、宝文堂等书店，专印小唱本、历书及供塾用之旧式启蒙书本，自印自销，分销于华北各省市及乡村。”


贩书成才多“名家”


经营书业的冀商在漫长的贩书生涯中，浸淫古籍，勤勉学习，广交书友，承师父传授，受专家学者熏陶，涌现出一批业务娴熟、多方面发展的冀商书业名家。


首先是“杂志大王”刘殿文。松筠阁是琉璃厂著名书肆，曾由河北衡水人刘殿文从其父手中继承。旧时琉璃厂书肆均卖线装书，以善本、珍本、抄本为贵。民国新文化运动后，新期刊风起云涌，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每天不辞辛苦地到西小市或鬼市上“抓货”，收售别人不屑一顾的新旧杂志，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被时人称为“杂志大王”。他曾收存数千本各种期刊的创刊号，并以此为素材，撰写出《杂志知见录》稿本。1956年书店公私合营后，刘殿文被聘任为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当代作家姜德明在《琉璃厂寻梦记》中描述了他与刘殿文见面的印象：“他满头白发，沉默寡言，但是一谈起旧杂志来却如数家珍。他能一口气回答你提出的某一期刊创刊于何年，终刊于何月，编者何人……他的记忆力之精确，令人惊异。”


还有“中国发行家”孙殿起。孙殿起为河北省冀县（今冀州市）人，是河北书商中的旗帜性人物。他15岁时入京受业于琉璃厂宏京堂，后主持通学斋古书铺，贩书生涯几达50年。孙殿起对目录学有较深造诣，尤精于古书版本的鉴别考证，练就“眼别真赝，心知古今”的本领，对书籍源流的厘定，往往触手即知。他开启了书商著书立说之先风，编撰颇丰，著有《清代禁书知见录》、《丛书目录拾遗》等，其中《贩书偶记》20卷收古籍善本1万余种，是清末民初图书的著述总目，备受学术界重视。《琉璃厂小志》记录了琉璃厂从晚清到民国60多年间，200多家冀州书商的师承、名号和盛衰演变，是一本研究琉璃厂文化街沿革演变的珍贵资料。


“一代坊贾”陈济川也扬名京城。陈济川是河北南宫县人，曾在北京隆福寺文奎堂当学徒。1925年，他叔父将经营不善的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交其经营。陈济川业务水平高，点子多，他提出“以书会友”的经营之道，专门开辟出后院供文人学者们小坐饮茶，谈书论道。由此，鲁迅、胡适、老舍等许多学者均成为来薰阁的常客，为来薰阁积淀了深厚的无形资本。来薰阁生意日渐红火，成为琉璃厂著名的大书店，陈济川也当选为北平书业同业公会会长。1956年，来薰阁与京城一些古旧书刊店铺合并为中国书店，陈济川被任命为负责经营业务的副经理。他一是培养新人，选派业务骨干出京开拓，将中国书店成功开到了广州、兰州等地；二是对历代典籍进行了卓有成效地发掘和抢救。因业绩卓越，他曾受邀进中南海，并与毛主席合影。


此外，在书业界的冀商名家还有古籍图书发行家郭纪森先生，续撰《琉璃厂书肆四记》的雷梦水先生，为“饮冰室”提供大量秘籍珍本而成为梁启超“书友”的王雨先生等，都为北京书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