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诗可以群，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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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碧薇：诗可以群，美美与共


来源：文艺报　　杨碧薇　


一

立秋那天，北京的气温骤降了好几度，闷热的空气也似乎卸下重负，开始轻盈起来。我的思绪，却还沉浸在半个多月前的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里，那些情谊仍在我毛孔中撑着诗意的阳伞。于我而言，这次诗会虽然只有一周，却像一次宇宙大爆炸，喷薄出不同于以往的声光色影，让我在一次次的惊奇、快意与感动中，触碰到地球的鲜活脉搏，聆听到人类理想的崇高呼召。


我的参会感受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共性，二是差异性。前者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就是“诗可以群”；后者也可用中国话来总结，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先说共性，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诗教之国。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谈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群”及儒家的天下观，已经包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然而只有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世界意义上的“诗可以群”才能成为现实。


且看参会诗人们的写作实践。印度诗人高塔姆·维格达“来自历史上长期受到压迫和征服的社群”，他的写作致力于反对种姓制度以及对达利特人和女性的暴行；阿迪蒂亚·舒克拉的作品关注“印度中下层阶级家庭和个人的斗争，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文学阶层及其他精英阶层的政治问题等”。南非诗人沃纳尼·比拉的创作“延续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南非抵抗诗歌的传统”，他在诗里直陈“地球村因金钱疯狂而流血”。这些诗人的写作虽然并非立足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却能在情感和理性的双重层面引发我们的共鸣，因为他们最终表达的都是人类的共同愿望：自由与公正、爱与和平。是啊，谁不向往幸福呢？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一份对人类的美好祝愿。以月寄怀，本是非常中国式的表达，却能打动不同肤色的人们。有一晚，在埃及、南非、巴西、埃塞俄比亚的诗人们自发举行的诗歌分享会上，我朗诵了许渊冲翻译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直到第二天，还有好几位外国诗人对我说，这首诗太棒了——尽管他们对苏轼的生平并不了解。


说到共性，我的目光还不由自主地被女诗人所吸引。来自巴西的路易莎·罗芒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说，她抑扬顿挫的语调，灵活的肢体语言，生动的微表情，都极富感染力，从那时起，我才进入了状态：哦，我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也不可能再复制的诗歌现场中。另一位引人瞩目的巴西女诗人当推西达·佩德罗萨。哪怕是在上百人的队伍中，你也能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她：她总是身穿长裙，鬓边倚着一朵鲜艳的花。有她在的地方，就不缺巴西的热情与活力。西达是共产党员、女权主义者，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法律专业，同时参加了独立作家运动。在交流中，我们谈到巴西的女性现状。西达说，在巴西，许多女性尚未获得经济独立，暴力与大男子主义也并不鲜见。她指出，拉美的女权斗争颇为“热闹”，但我们离两性平权还有很长的距离；女性主义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路径，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此外，巴西的安娜·鲁什、阿联酋的阿迈勒·萨赫拉维、埃及的阿拉·哈桑·福达等，也吸引着我的视线。这些熠熠闪耀的女士，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世界意义上的女性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身为女性，每每思考自身命运，我都感叹于那一份必然与偶然交织的幸运。我出生于80年代末，是在云南边疆长大的城市独生子女，在成长中切实地领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在遥远国度的女诗人身上，我也找到了共鸣。女性主义已是世界性的事实，它所展现的恰好是全球化的成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科技发展的加持下，信息加速流通，促进了观念的传播。我与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女诗人，分享的不只是女性主义的果实，更是全球化的厚礼。


二


差异性是我看到的另一面，我想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来概括。这句话出自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说到底，“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一样，都是为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我注意到，传统不同是导致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游览郁达夫故居就让我深有体会。郁达夫是我最早阅读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我在八九岁时读到了他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那时候我的理解力尚浅，可它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沉沦》的结尾，主人公对祖国高呼“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这声呼吁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可谓石破天惊。读本科时，上中国现代文学课，我又继续阅读了郁达夫的《迟桂花》《迷羊》等小说。再往后，我在写《下南洋》的过程中查阅过不少资料，进一步了解到郁达夫的南洋经历，更是倍感亲切。郁达夫也是我父亲喜爱的现代作家之一，我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他的《北平的四季》《故都的秋》等散文。所以，来到郁达夫故居，我是带有别样情结的，还特地拍了照片，发给父亲看。


这份情结，在外国诗人那里并不存在。毕竟他们不像我一样，身处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中。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建筑——这是一栋典型的中式建筑，小小的庭院绿意盎然，闹中取静，屋内陈设亦俱为中式器具。如此风貌，迅速猎取了外国诗人的菲林，有人还特意跑到二楼去拍照。伊朗诗人穆罕默德·侯赛因·巴赫拉米扬也与我在一楼客厅里拍了一张合照。


我向外国诗人们介绍，这是一位著名作家的故居，他生活的年代距今不远，活跃期差不多正好是百年前。短短几句，根本表达不了什么。中国现代文学的救亡图存，彼时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自强诉求，郁达夫文字中的沉痛与伤感，对外国朋友来说是陌生的。即使了解到这些背景，他们也很难在几分钟内就对我们的国家记忆、民族心理感同身受。有意思的是，第二天，穆罕默德倒是告诉我，他把我们在郁达夫故居的合照发给了女儿看。穆罕默德是一位大学老师，专业是波斯语言文学。他只会简单的英语，但在长城朗诵会上，他用波斯语贡献了十分精彩的诗歌朗诵。舞台上的他自信、从容，富有气度，那些连绵顿挫的音节，传递出波斯语的无穷魅力。每每看到他和其他几位伊朗诗人，我对辉煌的波斯文明就更加神往。这个曾孕育出鲁达基、奥马·海亚姆、萨迪、哈菲兹等著名诗人的文明母体，历经风云变幻，如今，依然能向世界贡献出阿巴斯、贾法·帕纳西、马基德·马基迪、阿斯哈·法哈蒂等杰出的文化名人，其底蕴和生命力可见一斑。


另一件让我看到差异性的事，也与传统不同有关。在富春江游船时，浙江诗人泉子朗诵了他的诗《黄公望》。正式朗诵前，泉子花了不下十分钟的时间来介绍黄公望生活的时代、中国的道家传统、江南的文化地理等背景知识。他谈到新安画派，说：“黄公望是道士，弘仁是僧人，而黄宾虹是一位伟大的儒者。他们之间的传承以及对后来者的启发与滋养是显而易见的……而诗歌与艺术最大的意义，在于不断化解我们生命中的困境，并将苦难转化为祝福。我想，这是黄公望、弘仁、黄宾虹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这条伟大的河流带给我们的教诲。”如果没有以上介绍，外国诗人是很难理解《黄公望》的。实际上，就算通过简介迅速了解到背景知识，又有几人能在短时间内就对儒释道的传统、对富春江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呢？


有不同的传统，有差异，才会有丰富的文学创造，有更善意宽大的人类理解。这正如伊朗诗人哈菲兹·阿齐米·卡尔胡兰的小诗所言：“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不一样！/你是白马，我是黑马，/但我的额头上有一个你颜色的斑点。”那天上午参观富春山馆时，我和他一起看了一本元代画册。他先是被赵孟頫的《胭脂骢》所吸引，接着又对画中人物产生了兴趣，无论是休闲的文人，劳作的饮马工，还是玩耍的孩童，他都要品评一番。后来，吃午饭时，哈菲兹突然递过手机，向我展示了这首刚写在便笺上的小诗，令我惊讶又感动。他并不了解元代的文人心境，但赵孟頫画的马，却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给了他新的诗歌启发。可见，传统的力量不只在于沿袭，更在于能激活新事物。我想，我若去伊朗旅行，也会萌生许多诗情。虽然我们的传统有很大差异，但这差异中亦包含着相互理解的可能，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呀！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人，既是现代文明的结果，也是传统的产物。我们之所以与这些外国诗人不同，是因为在我们身上，现代与传统两股力量都在施加影响。（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也各自不同。）今天，我们常常谈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那么，如何转化，如何发展？首先需要充分地认识传统，在时代脉络中把握“中国性”。


说到中国性，我想到诗人穆旦。当年，威廉·燕卜逊到中国任教，影响了包括穆旦在内的一批青年诗人，这已是中西文学交流史尤其是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美谈。在诗学趣味上，穆旦还受到叶芝、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人的影响。早在1942年，他便写出了“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这样新奇的诗句。正因如此，其好友王佐良在评论文章《一个中国诗人》里才说，“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然而，穆旦的诗歌真的是“非中国性”的吗？当我拨开百年光阴的帘幕，擦去“影响的焦虑”的迷雾，才惊觉穆旦恰恰喊出了那个时代最真切的中国青年声音；其诗学创造，恰恰表征着那个时代最前沿的中国性。这一“中国性”，是中外交流的结果，也是认识传统、反思传统的结果。在汉语新诗的文体推进上，单有西方文学的启发是不够的，还要有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对传统的思考，对汉语的翻新与创造。可见，中国性并不是一个封闭停滞的概念，尤其是在后现代背景下，中国性亦在不断的流动与生成之中，需要诗人们用心去感受、谛听，用笔去捕捉、发明。


如何把握中国性，怎样进行中国叙事？我的创作也在处理这一命题。2017年初，我开始写《下南洋》。如果说，“下南洋”是一个对外延展的过程，那么，我写《下南洋》，却是借“向外”（世界）的眼光来“向内”（中国）看，是为了思考“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该如何定位自身，该用何种眼光看待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我们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怎样的未来”。我想，理解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内外视角的结合。所谓外视角，就是通过别的参照系、别的坐标来透视中国性，在差异中寻求新的发现。而内视角，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现实，立足于我们自身，寻找中华文明与世界沟通的公约数。首届国际青春诗会，既为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外视角，又促使我思考、调整自己的内视角。作为一名中国诗人，我非常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多一些；而作为一名成长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更希望诗歌——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和强劲生命力的文体，能够在今天保持活力，继续开创，在国家层面的战略交流中发挥意义深远的作用，并为当代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心灵提供有益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