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幕后的新文化运动人物：袁同礼

管理员

隐于幕后的新文化运动人物：袁同礼


来源：《读书》　　詹福瑞　




雷强撰成《袁同礼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寄一校稿给我。书稿篇幅甚巨，我用了近半年时间陆续读完，如同穿越时空，走过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年代，艰苦而又惨烈，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困顿不宁；但那又是一个生机时现、活力充沛的天下。无数知识分子，无论竹布长衫还是西装革履，沉淀旧学、激扬新知，做出了那一代知识人的伟业。袁同礼便是其中的代表，但一直隐于角落，未曾被学术界深入研究。《长编》引导我与那一代文化巨擘照面，感其音容，读其文章，致以敬礼。今岁冬月极寒，《长编》使我体悟到温暖。


二〇〇五年一月，我接替任继愈先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有幸主持国图馆务数载，对于国图的历史比较了解，也很专注相关研究。二〇〇九年，国图在百年华诞之际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等馆史书籍，结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无论是对馆内研究员还是对中外学术界来说，这些史料的问世都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相关讨论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时光荏苒，悠悠十数年一晃而过，雷强撰写的《长编》即将问世，作为国图人，我亲见前后接续，深感意义重大。


图书馆在文化、学术事业中有其天然的工具属性，服务读者是本职，“甘为他人作嫁衣”是客观描述，往往处于焦点之外（但倘若换个角度，则实为中枢），与荣光无缘。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中外交通史的学人极少关注图书馆之作用和影响，盖史料不张，不易按图索骥；而图书馆学界人士则多关注所谓的新趋势、新热点、新技术，不仅搜集、整理、钩沉中外史料的功力无几，更乏史学研究中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


一九四九年前，学术界曾有一旧说，即北平城内有三大文化学术机构，分别为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它们都坐落于古都中轴线上且彼此近邻，让人魂牵梦绕。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华董事翁文灏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谈对战后该会在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想法，其中表示“北平图书馆是一个有价值的基础”。这话虽然重要，但也没有道个十分明白。我认为这句“有价值的基础”不仅仅针对人文、社科，也包括自然科学领域。换言之，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后，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学术之城，高等院校、研究所在此聚集，彼此竞争、合作，北平图书馆恰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者。北平图书馆文献资料之丰富、精专、罕见，馆员素质之优良，业务科组之齐全，学术信息之通畅、迅捷，参考咨询工作之专业，让中外学人无不关注，皆有所求。而袁同礼正是主导北平图书馆馆务的灵魂人物。袁同礼一九一八年冬与李大钊等人筹组北京图书馆协会，当选协会会长。一九二〇年由北京大学资助并获清华学校津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学习，一九二四年七月底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务工作，筹组中华图书馆协会。一九二六年二月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创办“北京图书馆”，聘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袁同礼为图书部主任。一九二九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聘袁同礼为北平北海图书馆馆长，他随后南下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同年六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原北平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蔡元培为馆长，袁同礼副之。因蔡元培身兼数职且长期在南京、上海居住，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工作实则由袁同礼主持。他将图书馆工作分为采访、编目、阅览、参考等部门，建立起现代化的图书馆管理制度。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骤起，袁同礼奉教育部令到长沙，与长沙临时大学筹划合办图书馆，同时遥控北平馆馆务。一九四〇年底，远东局势日艰，袁同礼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等人多次筹划，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将存放于上海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藏书运美，并由在国会图书馆的王重民监督，拍摄其中绝大部分并以缩微胶卷的形式保存，为国家保存了极为重要的典籍。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九年，袁同礼可谓殚精竭虑，今日国家图书馆百年基业所赖先生培植者甚多。


在北平馆之外，袁同礼还长期兼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部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引领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积极开展各项业务，举办展览、创立刊物，与国外各行取得密切联系，以彼此学习、增进理解。尤其在抗战爆发后，全力争取各方援助，维持文化、学术事业并谋求复兴。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一九八三）、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中国图书馆学科史》（二〇一四）虽略有记录，但较《长编》而言之则显谫陋。


不仅如此，我读《长编》，深感袁同礼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历程的幕后巨擘。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能够“独立”“自由”（陈寅恪语）地与外国学术界开展平等对话、交流，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以袁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和他们所创立的机构。《长编》辑录了袁同礼与伯希和、钢和泰、斯文·赫定、恒慕义、费正清等各国知名汉学家、学者的通信，这些信札和所附备忘录无疑是见证中外学者相互帮助、彼此砥砺的最好史料。


国内学界做北平馆馆史研究，极少将触角延伸一地之外，常限于眼界，无洞见。在此，我仅试着举一个例子。北平图书馆利用摄书机（photostat）和缩微胶卷机（microfilm camera）开展文献共享服务是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推动馆务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今日国图的缩微部门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而以往的追述（如《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成果展图录》）不但未能指出两套设备前后的关联、安装细节，更无人探究北平图书馆获赠后者的国际学术合作背景——美国各图书馆、学术团体理事会借此希望获得的中文文献是哪些？北平图书馆意欲得到的交换品又是哪一方面的？透过《长编》，我终于能够清楚其前后经过和波折，更可知悉相关档案的所在，为研究开辟了无数门径。我读《长编》，深觉在丰沛的材料之外，它宽广的视野更值得肯定。


袁同礼不仅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健将有着密集的交往。《长编》所述袁同礼行状和人事，所收友人与其的大量通信，都从个人的角度展现出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细节，可做史料的补充。


一九一六年，袁同礼就读北京大学预科文科甲班时，同窗傅斯年、周炳琳等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九一八年，傅斯年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申论文学改革，倡导白话文学。一九一九年《新潮》创刊，傅斯年为主任编辑。五四运动时，周炳琳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傅斯年则在五月四日这一天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游行总指挥。《新潮》筹备创刊时，傅斯年就在致袁同礼的信中告知此事。其后多次致函袁同礼，请其代售或推荐《新潮》。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傅斯年致函袁同礼，用了很大篇幅反思五四运动：“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不过看看过去的各般动机，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所以我所盼望的，还是思想界厚蓄实力，不轻发露。”此信表露出他的真实思想：希望更多地积蓄思想的力量，这样才会使新的动机结出成熟的果子。所谓“不轻发露”，在此处应指五四运动，这就是此信的价值所在。


从《长编》还可知，袁同礼一九一八年三月在清华学校接待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来访并引导参观考察，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印象：“袁先生由午前十一时至午后五时，耗六时间宝贵之光阴，导吾辈遍观各处，一一为亲切之说明，尤令人铭感无已。”此后的三月下旬和四月中旬，二人都有书信来往。五月上旬，李大钊又与同人到访清华。十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自沉积水潭，十一月李大钊致函袁同礼商量吊唁梁济事情。袁同礼与李大钊的关系，基于图书馆业务，还与北京图书馆协会及少年中国学会两个组织有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北京中学以上各图书馆筹备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袁同礼和李大钊同被推举为筹备委员。在成立大会上，袁同礼被选为会长，李大钊为中文书记。一九一九年夏，李大钊致函袁同礼，告知图书馆协会立案已被教育部驳回。一九一八年王光祈、曾琦等人筹建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一九年正式成立。李大钊也是发起人之一。在《长编》中可多次看到王光祈致信袁同礼，请其在清华代售《国体与青年》，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清华学校仁友会与少年中国学会召开第一次恳亲会，王光祈和袁同礼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参会。雷强考证，袁同礼此时不仅是会员，还是编译部译员和月刊编辑。李大钊与袁同礼的交往和往来信函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二人的交往已经远远超出了图书馆业务的范围。一九一九年六、七月间，李大钊写信给袁同礼谈到陈独秀被捕事：“独秀被捕，每日设法营救，稍忙，然终未有结果。”从信中的口气看，三人不是一般的关系，袁同礼一定也在关心陈独秀被捕一事。


袁同礼还与此一时期重要的学者如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吴宓、张申府等有着密切的交往。一九二一年一月，袁同礼拜访了泰戈尔，并致函蒋梦麟、胡适和梁漱溟，希望北京大学聘请泰戈尔来华讲学：“鄙意北大现有杜威、罗素担任讲演，西方文明自可窥见一斑。惟东方文明阐扬亦不容缓，而堪胜此任者，求之今日，实非台峨尔莫属。”一九二四年，泰戈尔受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访华，是否与袁同礼的推荐有关，还可再考，但从这件事可以了解到袁先生欲使东西方文明皆为国人所知的愿望。


袁同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离开北平赴美国，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因癌症逝世于华盛顿。一九四八年以后，袁同礼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隐退，他的影响也渐渐消逝。今天的文化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文化界，曾经活跃着这样一个亮眼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