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

再生者为何

七八级

陈伯怀：不变之怀 　　绍兴市政协副主席 　　 　　宋六陵时期的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学。 　　校园坐落于离绍兴城区约20公里的攒宫。攒宫是苟安于江南的南宋王朝6位皇帝（实际为7位）安葬地，因而攒宫又称宋六陵，校园是在原劳改农场基础上改建而成，一切到了不能再简的地步： 　　校园的道路是石渣铺就，一幢教学楼，一座礼堂，七八幢低矮平房用作宿舍。 　　那时真是要什么没什么，有的学科连教材都没有，老师自己动手编写、打印。这让人想起陈景润，那时的老师都是铁打的事业型。为了一本《诗经》，班主任邹志方老师步行十几里去富盛中学的老师处借阅。 　　全校仅有一台29英寸黑白电视机，还只有周六晚上播放节目，所以每当学校或攒宫茶场放映露天电影，下午，大家就早早地搬条凳子去占据有利位置，为防被挪动位置，还要拿绳子把自己的凳子和周边几条凳子的脚绑在一起。 　　环境如此艰苦，大家不免有失落和无奈，可很少有怨言。 　　我们78级不少同学是“老三届”，有的年龄相差近一倍。谁都知道搭上这趟大学末班车是多么不容易。 　　入学时，有的同学已成了家有了子女，一个月就靠政府14元钱的生活补贴。不少同学抠门到近乎吝啬，一年到头尽吃老家带来的霉干菜，为的是省下点钱，用来购买书籍和生活用品或者贴补家用。 　　入学前，不少同学是当地民办教师，有的还担任中学校长，其阅历甚至学识水平不在当时有的青年教师之下，但一进课堂，个个屏气凝神，专心听讲，认真笔记。 　　星期天，宋六陵的松树下、茶树丛，到处是同学们苦读的身影。几位“深谋远虑”的同学，不事张扬，潜心钻研专业，或苦攻外语。 　　学校地处山区，夏天既闷又热，蚊子特别多，但是教室里每晚灯火通明，直至夜深。农忙季节学校免不了断电，有心者自备蜡烛，即便停电也照学不误。 　　有大学生说，现在读大学，除了上课，平时很难碰到老师，老师上完课就闪人。这和我们那时的师生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不仅老师，连老师的家属也把学生当做家人或朋友。3年来，住校家属都能喊出班中同学的姓名，有时刚巧碰到吃饭，还会邀你共餐，甚至还热心地当起红娘。 　　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是狄云来副书记，学生背后都谑呼其“狄老头”。狄书记经常穿梭在学生宿舍、食堂，嘘寒问暖，拍拍学生肩膀，偶尔开个玩笑，和学生亲密无间。 　　同学间更是亲如兄弟姐妹，农村同学回校，总要带点土特产回来，“哗啦”一下倒在桌上，你一把我一把一下扫光；为改善伙食从家里带来的小菜，自己还没吃上一口就成了公菜。 　　毕业前夕，几位同学相约带着酒和糕点，坐在上皋山上饮酒话别，听那松涛阵阵，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不一定成功，但我们要努力。”这是毕业时敏尔同学写在我笔记本上的临别赠言。此话摘自王蒙的小说，它是78级同学3年的学习情景的写照。 　　毕业30多年，我们经历的工作和生活，似乎都与师专息息相关，且烙下师专的印子。    　　大学给人的一生奠基。此话不假。 　　吴先宁：难忘“405” 　　民革中央宣传部长 　　 　　1978年10月25日，村里的鸡刚叫第二遍，星星还在黑洞洞的夜空闪烁，我就摸摸索索地起来，吃过饭，收拾好行李，用一根扁担挑上，前头是一卷被子，后头是一只大木箱，里头装着衣服、饭盆、洗脸盆、热水瓶等一干用品，从诸暨县双桥人民公社红星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队出发，走10里路到诸暨廿里牌汽车站，按照入学通知书的说明，坐汽车到了绍兴汽车站，再在车站搭乘学校的敞篷大卡车，来到位于攒宫的浙江师院学院绍兴分校，住进78级中文班405学生宿舍。 　　我一生中至关重要、充满同学情谊而至今念及仍异常温馨的三年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78级中文的宿舍占据了一排平房中的5间，从401室到405室。 　　我们405室共住了9个人，都各具特色。 至于我的特点，据同学们后来说，那个大木箱子非常扎眼。 　　那是我妈为我结婚准备的。如果不是这次考上大学，按农村惯例，再过两三年我就得结婚生子。那个木箱子，就是结婚必备用品之一。 　　这个大约只有20平方米、人口密度极高的宿舍里，我们的生活丰富、充实，其乐融融。 　　有一天，天祥的上铺兄弟建保高高地坐在床沿，把穿着臭袜子的脚垂下来，刚好垂到坐在下铺的天祥面前。天祥感觉有些异样，斜眼一看，一双臭脚就在眼前。 　　天祥徐徐叫道：“建保！”建保应着：“哎！”天祥拍拍那双臭脚，用他那种妩媚而恳切的嵊县话说，“请你高抬贵脚哦！” 　　大家听到“高抬贵脚”一词，都抬眼看他俩，一时被这个情景逗得乐不可支。 　　此后好长一段时间，“高抬贵脚”被经常引用。因为在这样一个叠床架屋的空间，需要高抬贵脚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对恢复高考的头几届大学生有种种评论，说他们是最最勤奋的。我觉得我们当时读书最大的特点是正派、大气。 　　我们特注重分数，但考试作弊这种事是从没有听说过的，就连想一下的念头都不会有。学习上的事，没人会藏着掖着，听课笔记、准备考题，都是公开、流通的。 　　同学们会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老拳相向，但没过两小时，就烟消雾散、云开日出。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些被誉为“重放的鲜花”的中外文学名著陆续被重印，引发全国性买书读书的热潮，师专中文系尤其如此。 　　我记得杨尔同学就去新华书店通宵排队，买回来《唐·吉诃德》。为避免借阅之争执，他把所有借阅者排队编号，规定时间，依次阅读，不得拖延。我的借阅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傍晚6点。 　　夜阑灯熄，405室的我们就像所有学生那样，在黑暗中卧谈老师。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师专、７８级、宋六陵，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印记，更是一种珍贵的岁月记忆。 　　它的价值，不只属于曾经经历的那一群体，更不是因为他们中后来的成功。 　　那一种刻苦的学风，那一种纯真的青春，那一种绵绵的师生谊。历经岁月洗磨，它们依然闪耀着感动而温暖的光芒，且弥足珍贵。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学校也。因此，我们还可补充一句，所谓大学者，大家好学之学校也。 　　陈祖楠老师上课时外穿银灰色大衣，戴双白手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陈云海老师教文艺理论，有一次他以自己的诗歌作为例子，最后那句“啊，书记摇竹在五更”可谓点睛之句；顾琅川老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字词解释严谨；邹志方老师讲授古典作品时激情四溢；教务长钱茂竹老师在入学教育时说的“老钩不脱、新钩不挂”的趣语，都成为我们久久研究、品味、议论的话题。 　　在如此这般的联床夜语中，老师们的学识、风度、境界，无形中植入我们的意识深处，一生都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攒宫老校址已成废墟，墙倾屋圮，路断草荒。405室亦不在了。 　　405室、1978年到1981年，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生活时空。 　　寿勤泽：手不释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我的少年时代，在诸暨老家门前场院里的几棵古松老槐下，捧读《千字文》《千家诗》和临摹《芥子园画谱》中度过。 　　我到宋六陵校区来读大学，对被清风松涛声所包裹的攒宫，总有一份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时，校门口有长途汽车可坐到城里，3年时光，我一次都没有坐过汽车。总是手捧书本，坐在老松树下，聆听着和故乡松树发出一样的松涛声，安安静静地读书。 　　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同学们包括我自己，随身携带书本、笔记，一站定或者坐下就人手一册专注读书，这是一种常态。更夸张的是，在食堂排队或者上厕所都如此。“手不释卷”成为许多同学的习惯。 　　大概谁也不会否认，这种精神的养成，比具体知识的传授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我的最大的娱乐是与室友行走在从攒宫到富盛的田间小道上，谈书本、谈社会、谈国家命运，谈着谈着，常常激动至争辩起来——为书中某个人物的命运，为某个场景的描写，为某篇文章中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 　　清华大学教授王淦昌曾著文称：“我觉得自己很有运气，有机会考进大学，遇到了这么多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在这样好的环境中读书，几十年来我始终珍惜这一切。” 　　这番话也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们的中文科有许多修德求真、敬业奉献的老师，陈祖楠老师、邹志方老师、顾琅川老师、王德林老师和吴国群老师…… 　　我想用一杯清茶来比拟他们——淡泊名利，似茶的清淡；呕心沥血，有茶的甘酽；诲人不倦，有茶的芬芳。 　　宋六陵读书时，我们面对一个“书荒”的年代。新华书店每周会开车送书到校区，一辆大卡车满载各类书籍进校，学校行政楼成了临时书店，我们蜂拥而上，扯着嗓门嘶喊着书名。这哪里是在买书，分明是在抢书。 　　3年大学生活，让我知道文学的天空如此美好。从此我嗜书如命。 　　1988年，有一个进出版社当编辑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职业。缘于难忘当年买书读书的岁月。 　　如今，我还从事宋代书画篆刻史研究。仔细想来，自己的学术起点与艺术创作始点，又缘于在宋六陵读大学——遥忆宋六陵的生活，我在山野的松涛与流泉声中，寻寻觅觅掩埋于此的宋代诸帝遗踪，发思古之幽情，对宋学宋画的兴趣与日俱增，遂至一发而不可止。 　　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后记中郑重地记下这段心路历程。 　　许学刚：最是心动“宋六陵” 　　绍兴文理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对“宋六陵”这一名字特别敏感的，要数在这里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绍兴师专的师生们。 　　“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高考，这里集聚过一批莘莘学子。作为绍兴第一所高校的第一批大学生，77级、78级、79级、80级的学子，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逢5年、10年毕业纪念日，校友从四面八方会合到母校，组织者们总要安排一次“怀旧之旅”。面对人去楼空、草荒路废的景象，同学们虽然会无比伤感和惋惜，但仍有一种青春追梦和圆梦的心理满足。 　　兴衰盛败是一种历史必然，没有昔日宋六陵校园之衰落，也就没有今日绍兴文理学院校园之兴盛。 　　我把师生们对宋六陵校园这份特殊的情感，称之为“宋六陵情结”。 　　它使人难以释怀，又有颇多费解的魅力。 　　根据我掌握的一些不完全信息：截至2010年，浙江省55位省委委员，有5位是宋六陵师范、师专的毕业生，其中省委、省政府副省级领导4人；师专80届、81届、82届共799名毕业生，其中有15位校友现任厅、市级及以上领导，有四十余人担任县处级领导；有20余人成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的教授和学者；在绍兴市初高中现任校长书记中，宋六陵时期的毕业生占了近50%…… 　　宋六陵孕育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绍兴的一代青年学子，一所“烂田头大学”，为社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 　　一些知名学者和身居高位的领导们，并不因为出身于绍兴师范专科学校而在场面上脸红，相反，他们不无充满深情地表示：我是绍兴师专宋六陵校园毕业的！ 　　对宋六陵校园的认同，是一种恋校情结，更是一种文化认同。 　　何谓文化？有学者认为，“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 　　宋六陵校园人不苟且、不安于现状，所以有品位；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教学相长，同学互助，所以有道德；人们尊重自然，热爱校园又自己动手建设校园，他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文化在于价值和秩序”，对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是谓有文化。校园人咬定青山，矢志不渝：以自己的奋斗去改变社会、改变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说宋六陵校园确实有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贫瘠，不单调，它是厚重的。 　　这种校园文化放到彼时的环境，结合绍兴人文精神等，我认为“宋六陵”的校园精神就是“发愤图强”。 　　而精神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同学们在几十年以后仍念念不忘它，其中缘由可能正在于此。　 　　 　　本版由沈卫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