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智： 一株“老梅”喻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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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智： 一株“老梅”喻金庸
——为纪念金庸百年诞辰而写


来源：《随笔》　张建智




一


五年半前，当我听到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离别了大家时，即刻在我眼前，浮现了一个中等身材、高额方正,笑容不多的脸面，更令我想起了二十世纪末，那个美妙秋天里，我与他相见时的情景。而那一刻不知怎的，会情不自禁想起“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两句诗来。同时浮现在眼前的是我陪金庸行走于太湖流域的一些往事回忆。


金庸这个名字，因曾被当代文学家王蒙评价：“在以后一百年中，于武侠小说天地中，再无人可超越过他了！”此说一出，金庸在新武侠小说创建的群体里，似乎成为一个超人。加上各大报刊以及电视媒体等加入，金庸这名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为大众无条件地所崇拜，且有高达二十多亿人读过乃或看过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他被塑造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有点“先知先觉”具有特殊“魅力”的“天才”型人物了。


其实，金庸在香港开始写武侠小说，于当时是个很偶然的机缘，而且打响中国新武侠小说的第一人，还应是梁羽生。当梁的新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问世，自此开创新派武侠小说的风潮。从数量上梁写的也比金庸多。当时，如没有《大公报》资深报人罗孚继续把这接力棒交给金庸，让他也试写武侠小说，那也可能就没有金庸这个名字的出现。所以罗孚这个名字，也是不能不记着他的。金庸发表了第一部新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1955年），作为推手的罗孚，还在香港《新晚报》写了一篇杂文，说“金庸小说，构思奇巧，布局多变”。从此，金庸新武侠小说便横空出世，连载不断。金庸的十五部小说一直写了近十八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他自编的一副以自己作品名首字组成的对联（另加一部《越女剑》）。


当年，邓小平除了熟读史书，对武侠小说也非常着迷，他尤其爱读金庸的作品。邓小平喜欢《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作品，还能在聊天时引用其中的情节，可以说，邓小平是内地最早的一批“金庸粉”之一。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金庸在北京参加活动，拜见邓小平的愿望终于实现。确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金庸以挟风带雨的势头，横扫大江南北，以此为契机，金庸的小说也随时代，走向了世界！


二


金庸生辰，是三月十日，百年一瞬眼过去了，然春天一如往常，和他出世的那天一样，山青了水绿了，柳树吐芽，梅花盛开的时节，我把他比作一枝“老梅”！我选了宋元版本中的《梅花神谱》与《梅花百咏》中的二首古诗，以“梅”作为对有缘与金庸夫妇结识的纪念：


老梅


种花年少负幽期，历遍风霜不计晨。


顾我今计丈人行，愿遗清白在人间。


友梅


三益堂前世外人，岁寒才知真友人。


知心千古惟松竹，冷淡相交始见真。


（三益：孔子有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闻。对应梅、松、竹）


我曾陪金庸去南浔、长兴、湖州等地，主要还是在杭嘉湖、太湖流域一带。我与金庸相叙一段时间，他与我谈了他的生命之旅。在他百年诞辰之日，我每阅读他的小说、随笔、时评时，无不怀念在二十五年前的那些个日日夜夜的生活聚谈，且那段时间内无人打扰，只有我与他们夫妇。我读过许多写与金庸交往的文章，乃或许多本写金庸的书，似均无如此的情景。在只有三人谈话的氛围中，谈的那些家事、为国为民的国事，今日重温，让我格外温暖。


三


当年因金庸已成了大名人，在接上级通知与金庸有缘相遇之前，也做好了些文献卡片，有所准备。我们相处时，除了谈他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外，有一次我们自然就谈到了他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他问我对历史上的“庄氏史案”发生原因、地点、地方志所载文章，但我们一边聊一边走时，我见了他真如别人以前所说的怒而不威的神情，时而出现在他的眼神中。他即对我说：“湖州比我们海宁富庶，有太湖，有莫干山，生长在这一带的富商，又是达官世家，人杰地灵，形成了悠久的人文传统。但也有凄惨的可怕的事发生，那就在清代康熙二年（1663）发生了庄廷史案，是由已被罢免了的归安知县吴之荣，为了索取钱财，发动了历史上的‘开清代之首案’，仅此一案，便使数百条人命横死刀下，我们查氏也被卷入。这位湖州士子，同时也为那个时代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几百年来的噩梦。”


当聊到这段历史，我也问他道：“查先生这次为《鹿鼎记》寻根，是否以前是据文史资料而虚构了这部小说？”他的回答很干脆：“是如此，我写此小说写了三年（1969—1972），从未到过湖州以及江南这名镇南浔，当我被任命为浙大文学院院长时，才有机会和时间来。而韦小宝这个小说中的主角，当然是我小说中的一个艺术形象了！”金庸还加了一句：“小说中的什么众多女友，包括建宁公主，全是为此小说之需要取其名而已！”讲到此，查太太林乐怡也笑起来了。当我陪他夫妇用餐时，林乐怡还拿了她随身带的一个东西为我们算起命来，说看看谁能坐上韦小宝高位，令大家都乐起来，也让金庸笑个不停。当时我想，这查太太对《鹿鼎记》熟悉，书中有韦小宝掷骰子来占卦情节，也有为打吴三桂，有一节写到测算命运的事。


当谈起大众喜读的《笑傲江湖》时，我问金庸：“作为作者你究竟喜欢哪个由你塑造的武侠人物？”金庸很爽快地回答我说：“那当然是令狐冲！”他还补充说：“我性格有些像他，但有些做不到！”“当然，陈家洛、郭靖等我都喜欢，但因我身上有令狐冲身上的东西，他在我笔下经历了多少磨难，几多伤痛，可谓九死一生，但他不屈不挠、乐观豁达，我也有此种人生经历。我描写他，有时就想到自己，一个小说家写出的作品，不可能置身度外，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也如此吗？其实读者不知，我写作动作慢，是活到老学到老。”金庸说话时，人家说他有点结巴，但他与我的对话中，近乎没有。


当然，从我与金庸接触时，他天生有霸气的一面。我陪着他到过许多风景美妙之处，有一次与我一起照相留作纪念处，恰选中在宣统亲笔“承先睦族”的镶金九龙大匾下，此时他脑中是否重现了查氏家族隆盛时代？祖先查升在湖州道场山行走的那首名诗，是否在他心中荡漾？


当然，金庸因经历了婚变、丧子之痛，在林乐怡那里显得格外有耐心而柔顺，如那天一个下午为查太太吃臭豆干，在一很小的石桥旁，我陪金庸等她近一小时，且在天气大热的露天之下。金庸性子特好，当然对我来说是大好事，可与他两人找个遮阳处，多听他谈些家庭细节，那是公务层面曾接触过他的人难得听到的。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读了许多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其中《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读得最为仔细，《天龙八部》，谈佛学；《笑傲江湖》侠义江湖世途险恶；《鹿鼎记》一反传统，中国文坛罕见反讽杰作，具有博大精深的含义。故他特地要我陪他去南浔寻根，当然其中有些深层原因。


四


今年的春夏之际，中国出版集团的华文出版社，以《儒侠金庸传》作为主题，在网络进行单人直播，出乎意料，听众达到两万六千人次，平时单人直播，观众人数大都在一万人次以内的。这无不令作者欣慰。华文出版社紧接着又以团队之力，将《儒侠金庸传》重新修订，以全新的书装设计、加入有文献意义的插图，重印发行第六版。此书自出版以来，受读者喜爱，因此与众多读者结缘同乐而乐。


这也使我总在思考，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此受大众喜欢，究竟为何？我想，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书评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的评价，她在《我们这一代的爱和爱——三人对谈文学和电影》里曾说了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一代来说，阅读金庸不光是阅读，而且是用身体阅读，不舍昼夜地读，读到把家里所有的人，甚至老师都变成金庸迷。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通过看金庸（的书）变成了近视眼。没有一个作家在几代人身上留下这么深的身体印记！金庸总是通过文学书写，给人关于梦想的东西，他缔造了江湖，把几代人从青春期与父母的冲突中释放了出来！”她还认为，“金庸是中国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我想，她以上几段话，是当年那些读金庸作品的青年学子们最真实的心里话。


也有人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拥趸。其实，不是华人也喜读金庸的文字，如《书剑恩仇录》就是早有英译版的武侠小说之一。这部小说内容丰富，武功招式多样，还涉及中医文化、宗教术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译者宴格文（Graham Earnshaw）是一位外籍人士，他很早期便来了中国，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当金庸小说一刊出，他即开展《书剑恩仇录》英译本的研究。


这无不说明了新武侠小说在海外也为无数人所喜欢，其深层原因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蕴含了中国特有的传统人文思想，从表面看是大众喜爱的江湖群交、宫廷庙堂、刀光剑影、仇情爱恨，以及儒释道思想，又以推理、情爱、虚幻等文学类型注入其中，体现了近现代文化的精神，支撑了金庸小说的文学性和思想性。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深刻理解。我们只有怀有此精神状态，才能为世界人类、中国文化精神走向世界，架起一座桥梁。


今年的三月三十日，由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牵头，北京、嘉兴、湖州三地的来宾相聚在金庸的家乡，进行了一场专为纪念金庸百年生辰的讲座与文化交流活动。


此刻，又令我想起几年前，香港凤凰电视台为了做一电视专播，专为金庸小说访问了我，问金庸的武侠小说究竟好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从金庸自己读过的书、所走过的人生曲折道路，特别是抗战十四年的经历，他把一部《中国通史》融入了他想象的维度中去。可以说金庸的小说，便是武侠版的中国通史。”


如曹雪芹以自身经历写了一部《石头记》，金庸笔下的历史与情爱世界更丰富，场面更广，延伸更长。金庸的小说世界，是将绝望与希望交织在一起。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侠客郭靖、杨过、萧峰，还是复杂多变的黄药师、成吉思汗，他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生动的形象，使读者们恍然置身于他们的世界，如痴如醉。我深感自己读了金庸几部小说后，不说放不下书卷，更感觉在心灵里滋生出一种难于言说的旺盛的生命力。


二十五年前，我陪金庸夫妇《鹿鼎记》寻根后，心中一直恋恋不舍。当时恰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来我家鼓励我，邀我写一部金庸的传记，可以有机会把与金庸面对面之细节写出来，包括与金庸夫人在一起聊天的生活情景。


于是，便开始整理当时留下的札记，并大量收集与金庸一生有关的报纸、杂志、文献资料。又重温“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中的部分小说。这一次重温和细读，更让我深刻领略到金庸把武侠融进历史的魅力。因同时写他的生平，我还发现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都有他亲历的影子。金庸开创了一个“侠之大者”的新武侠小说的时代，他的小说成了无数人的精神家园，亦成了家喻户晓的“荧幕江湖”，撑起了那个年代里影视剧和娱乐圈的半壁江山。欲写出一个真正的金庸，自会受到书迷与影迷的关注，下笔实不太轻松，《儒侠金庸传》出版以来，我做了多次的修订，以让其更完善。


如今金庸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所坚持并身体力行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想、家国情怀和深沉的大爱，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发扬光大。他是一枝永远绽放出梅香的老梅，又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