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没有了文学的初心，创新的能力也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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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没有了文学的初心，创新的能力也会失去


来源：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刘醒龙，生于古城黄州，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以及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华表奖等。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听漏》、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如果来日方长》、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多部作品译成英、法、韩、日、越南、印地、阿拉伯、波兰等语言。另有《刘醒龙研究》（共五卷）出版。


这是只有刘醒龙才能完成的“青铜重器”。


“在历史面前，最能体现王者之气的青铜重器非鼎簋莫属。在辉煌的朝代，青铜鼎簋会让这种辉煌更加灿烂。在衰竭的王朝，青铜鼎簋会将这种衰竭衬托得更加残败。”从《蟠虺》到《听漏》，关于青铜重器的长篇小说，刘醒龙已经写了两部，差不多70万字，直到写出上面这几句话，他才对青铜重器有了较深的体察。


我们看到的青铜重器只是一个物，在考古人眼中却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蟠虺》出版后，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曾邀请刘醒龙到枣阳一处考古发掘现场，正赶上一只用于日常烹饪的青铜鼎出土。这是刘醒龙第一次亲眼看见残留在楚鼎上的三千年前的人间烟火，头一回感觉到威严的青铜重器也可以无比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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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青铜重器承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题材厚重神秘，但是您的写作并不沉重，相反，有很多知识性趣味性。《听漏》出版后您做过一场直播，读者发现您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作家。


刘醒龙：不但做过直播，也拍过几个短视频，都是头一回，觉得挺新鲜，也很有趣。说什么事只需直截了当，大白话来，大白话去，就像碰上一个谈得来的人，你来我往，不挑词，不用字眼，与居家过日子差不多。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轻松自然，容易让人接受。难处则是，万一碰上的一些看稀奇的，俗话说是打野的人，只是看看作家长什么样，说了也是白说，流量越大越像洪水过境，看上去有股子摧枯拉朽的潮流，落到实处的只是一种走马观花的风景。


变着法去影响别人、吸引人来读书，动机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效果。甚至不是让人来买书，而是书到手后的认真阅读。不是像那些“剁手党”，看着别人下单，自己也忍不住下单。东西收到后，却摆在那里连包装盒都懒得去拆。文学偶尔可以掀起某种潮头，更多时候还是潜移默化，细水长流，润物无声。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这类新媒体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和意义？


刘醒龙：在北京时，一位做短视频的朋友来拜访，说起当下这一行的市场规模在四五百亿，未来有可能达到五千亿。受影响最大的是影视界。去年底与将我的中篇小说《秋风醉了》改编成电影《背靠背 脸对脸》的黄建新导演对话时，他也曾提到这一点。至于文学，不会有根本性影响，无非有人也想弄点快钱，才会入行。


一两分钟的短视频，宛如老一辈欣赏的茶余饭后的说唱艺术。茶余饭后总会有供人消遣的某种流行，文学是向人们提供精神生活的正餐。正餐就要有正餐的品相和质量，小吃点心的口味再好，也只能作为佐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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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14年，您以曾侯乙尊盘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蟠虺》出版。今年，作为青铜重器系列长篇第二部的《听漏》出版，相距正好十年。为什么对青铜重器下这么大功夫？


刘醒龙：概括起来，一是小说人物有生长性；二是有兴趣、有储备；三是各方面的要求。写完《蟠虺》，我以为把自己的库存消化得差不多了，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还有很多可写。


湖北省博物馆离我家只有一站路，我不知进去看过多少次，从没有被谁认出来，偏偏2004年那一次，一位与某作家同在某大学夜读班读书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认出来了我，自告奋勇地领我去看摆放在角落里的曾侯乙尊盘。第一眼就被迷住了，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个念头，觉得可以将它写成一部小说，从此开始全方位留意这件国宝中的国宝。而对青铜重器的关注，是在写作《蟠虺》之后。相比从殷商开始的青铜文明，两周时期的青铜重器所承载的东西更多、更重、更复杂、更有文学性。


中华读书报：小说题为《听漏》，写听漏工曾听长，实际上也是听历史和考古之漏，甚至生活之漏。这个意味深长的题目是一开始就确定了吗？


刘醒龙：用“听漏”二字作为书名，首先是其音韵的魅力，当然，还有它蕴涵的神秘与神奇。听漏之意，可以理解为我用感官发现了历史的破绽和现实生活的破绽。书中有一段话说，“漏水的地方总漏水，不漏水的地方总不漏水。就像贪官到哪里也要贪污，清官到哪里也是青天，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是一样的”。听漏的意义，也是要听人和听事。


中华读书报：我知道您一般不列提纲，那么这样的长篇创作，是否也要事先大概考虑结构和故事走向？


刘醒龙：以青铜重器为写作对象，是20年前起的念头，当年的考古和文物，几乎进不了社会上的话语体系。文学创作讲究的是沉淀积累。1862年雨果写成《悲惨世界》，主要人物冉·阿让因为偷一块面包给小外甥，最后被判19年苦役的现实情形，在1846年就亲眼看见了。2004年，我关注到曾侯乙尊盘，2014年才写成《蟠虺》；2014年开始构思《听漏》，2024年才写成出版。在文学界，极少有将热度一点也不减的事物及时写成作品而成为经典的。即便有灵感，也需要像种子一样埋藏在沃土里，等待时机生根发芽，经过季节的考验，才能开花结果。很多时候需要将一颗冰冷的种子放在心里，一点点焐暖焐热，经过漫长的滋养，才能得到想要的收获。


写作就是这样，种子一旦开始发芽，就会自己生长，除非斩草除根、斩尽杀绝，都会长成内心想要长成的模样。《听漏》的不少人物都超出原来的设计，硬是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之路。我很惊讶，但我也明白，这说明《听漏》中铺垫了足够的沃土，供给他们独立自由地生长。


中华读书报：小说融入了很多考古和文物知识，正契合当下的考古热。各类知识巧妙地嵌入小说，读来却不觉得是小说家在掉书袋，您是如何做到的？


刘醒龙：知识不等于文学，文学必须有知识涵养。这个问题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面对的，写考古的小说，也属于文学范畴，那么也就无法例外。


中华读书报：通过马跃之、曾听长、梅玉帛、陆少林等有故事的人物，小说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人物身上的谜团和历史联系起来，在破解悬念中层层递进，让人欲罢不能。您打通了历史和现实，在处理二者关系上也游刃有余，在整体创作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哪一部分是比较难把握的？


刘醒龙：这是个好问题。今人与古人，现实生活的活色生香与青铜器物的无情无感，怎么看过去都是没办法凑到一块的，更别说将其组织到一部具有鲜活趣味的大作品中。如果说作家身上具备某种常人所没有的超能力，也就体现在将毫无关系的两种事物“打通”，再令人信服地黏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方便流传的文本，揭开不曾在社会生活中抛头露面的文化面纱后面的人性隐秘。


在这个过程中，难点在于有没有看到考古专家没有看到的，特别是像曾侯乙尊盘、九鼎七簋等国宝级的青铜重器，经过多年研究，考古专家绝对不会留下非专业人员也能看出的破绽。无论如何，相对人类强大的想象能力，个人的才华都有局限性。在考古专家人员眼里，器物认定的最高标准是时间。在作家这里，认定的是器物存在的空间，是青铜器物所承载的王朝更迭，汗血长河。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考古专业里分离出文学元素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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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有人觉得获大奖对作家是个考验，确实也有些作家获奖后创作出现了停滞，但这个问题在您身上不存在。创作几十年，您的写作一直在不断自我突破，即便获了鲁奖、茅奖等各种大奖，近几年的《蟠虺》《黄冈秘卷》《听漏》，从题材、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乃至语言等各方面，您都有突破。怎样保持这种创新能力？


刘醒龙：自我突破与创新能力是生命力的显著体现。见到有新闻说高考“钉子户”，十几年来年年参加高考，按说高中课程是有标准的，在不变的标准下，经过连年努力，成绩会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小说写作差不多也是这样。好小说肯定有无形的标准，从现代小说出现以来，这个标准就一直存在于小说天地中。茅奖和鲁奖可以算作是一种标准。作家获奖后，创作出现停滞，不是获奖造成的，而是创作的总体能力有些问题。科举时代，那些寒窗苦读数十载，到老也考不上童生的人，不是用功不够，而是心力不达。在文学中，或许还有获奖后想得太多，不再全身心投入文学了。创新能力不是刻意保持就能做到，然而没有了文学的初心，创新能力肯定会丧失。


中华读书报：您本人和您创作的小说，都让我觉得有一些神秘色彩，《听漏》更是如此，比如曾听长、马跃之、小玉老师等等都是很神秘的，神秘感让小说有了韵味和灵性。这种神秘的特点，是否和地域有关？


刘醒龙：灵性包含的东西很多，有抒情浪漫，有灵动雅致，有新颖放浪，最少不了的是玄妙与神秘。说楚人好巫，一般人理解为是装神弄鬼的巫术。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巫是古人对世界最高水准的认知，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在青铜冶炼与制作上，好巫的楚人足以傲视群雄。楚人喜好的巫还包括最高水准的艺术，曾侯乙编钟是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尊盘也可以说是雕塑艺术的奇迹。楚人好细腰，春秋五霸中的另外四霸、战国七雄中的另外六雄都不理解，纤纤细腰有什么好处，耕种渔猎、沙场点兵，看上去就比膀大腰圆的人弱小许多。细腰的艺术之魅，却是千百年来最美的诗性。这也是屈原只能生长在楚野上的主要原因。


考古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意味。文学创作也是这样。人生当中，那些人人心中都有、个个笔下全无的状态，在一般人眼里百无一用，却被作家写成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典。考古工作与文学创作的缘起，在“无中生有”这一点上，实在太像了。


中华读书报：《听漏》里有一条血脉线索：曾听长、陆少林和梅玉帛的身世谜团最终揭开，都各自找到了父亲。小说这么处理有何用意吗？


刘醒龙：两周时期最了不起的人文精神是春秋大义。后人说情义时，在背后支撑的文化伦理也是这些。《听漏》有一段闲笔，“武汉三镇的骗子都是文骗，不像其他地方的骗子，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武汉三镇的骗子还有点荣誉感，一旦被当众识破，就会觉得自己水平不够高明，发一声哄笑，赶紧走人”。情义之事不只是高山仰止的高大上，而是溶解在人间烟火中，哪怕是街头巷尾的小骗子，在行为举止上也有所表现。


书中人物王庶说，“你们那一代人的爱情能扛起青铜重器，我们这代人的爱情只能背个爱马仕包”。对时尚的年轻女孩来说，这种理解也是在表达一种情义。在马跃之和曾本之那里，荣誉的天花板明明就在眼前，闭一闭眼睛，低一低头，就能触摸到，在关键时刻，毅然选择抬起头，睁大眼睛，告诫自己这些是不可以越雷池一步的红线。“世上最大的骗子是自己骗自己”，对自己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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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小说中两个词频繁出现，一是僭越，二是嫡庶。为什么会如此关注僭越的问题？同时白露节气也反复出现，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刘醒龙：在二十四节气中，我特别喜欢白露，为此还写过一幅书法，“九九红叶秋事，清清白露文章”，挂在客厅里。在为《听漏》选一个时间节点时，我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白露，其中还有间接地瞄着春秋的意思。


2014年《蟠虺》出版后，在与何言宏的对话中，我曾经说：“在思想文化的激辩背后，还有最不能忽视的人格操守。很多时候，是需要说出诸如‘我错了’一类的话语，就像小说中的曾本之那样，一旦承认自己有错，便使自身升华起来。相反，因为说不出这话，或者不想说出这话，不得不借助思想文化之外的东西，这种人格的失败是很可怕的。”


春秋战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用现在的话说，那个世界里简直是稀烂。正是在这种稀烂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品格才显现出来。齐国重臣崔杼杀害齐庄公后，要求太史将庄公写为患疟疾而死。太史坚持记录了“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的真相，恼羞成怒的崔杼杀掉太史。太史死后，其弟继承职位，仍旧简书“崔杼弑其君光”，又被崔杼杀害。接下来，同为史官的小弟弟仍旧不肯篡改史册，崔杼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放过他。


《蟠虺》全书完结处是我写的一首赋词，最后有几句话：“今世凝华，古典青铜。那朝秦暮楚之徒，不过是买椟还珠，纵然上下其手，难抵董狐一笔，终归画龙不成反变虫。为寒则凝冰裂地，为热当烂石焦沙。爽拔不阿者，最是奇葩龙种！苍黄翻覆，霜天过耳，且与时光歃血会盟！”《听漏》也写了一道赋词，有说：“尘满面，霜满鬓。风又阵阵，雁又阵阵。一朝落尽江城雪，三镇全是负心人。两江尚可同帆去，四岸空对水流云。”这几句话是对时下的感叹，对比太史三兄弟和同为太史的董狐，今天的我们要更加努力才行。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细节之于小说的重要性？


刘醒龙：前几年我去陕西看路遥生活过的地方，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人生的细节在哪里》。路遥的《人生》问世时，我认识的年轻人全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后来却怎么也记不起到底是哪些文字令人如此悲怆。重新翻阅《人生》，这些感动又有浮现。在路遥生活过的那条山沟，我突然明白过来，《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偌大的细节，如同将一个人吃的热干面，做成让上千人同时开吃的热干面，味道还是热干面的味道，影响力和感染力却放大一千倍。或者相反，将一个普通乡下男人最珍贵的青春，一点一点地撕成碎片，用力抛向天空，再无声无息地飘落在深不见底的黄土之中。


在小说界，将人生写成唯一细节的《人生》是一个巨大的例外。人们不可能再读到第二部这样的作品。这也极大地提醒写作者，小说艺术就是细节的艺术，没有细节如同人没有五官。好的小说，哪怕将其撕成碎片，只要细节在，作品就会长久地活下去。


中华读书报：接下来有什么写作与生活计划？


刘醒龙：2023年年初，我感染新冠比较重，在医院住了20多天，体重掉了九公斤。从医院回来，首先调整日常秩序，将增强体质摆在第一位。第二位是尽可能多地与家人相处，只要她们开心，我愿意陪着追“玫瑰”剧。写作自然还是重中之重，因为是重中之重，再动笔时就更加谨慎。


接下来肯定是写一部算一部，努力写出对得起孙辈的文字。在写出新文字之前，我会再到一些考古遗址现场看看，希望尽早写出大家开始念叨的青铜重器系列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