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三悦”与“三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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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三悦”与“三烦”


来源：北京日报　　冯敏飞　　


我虽然读中文出身，读书较杂，但迄今怕读无标点符号、繁体、竖排之类的旧书，却又受某种动因驱使不断去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书不在新，有独到就值得一读。处理不再读的旧书，眼看着收废品的论斤称去，颇感慨。而想读的书，如《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四卷定价5.2元，我从旧书网买花了200多元。


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初，拙作《历史上的6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批评了“康乾盛世”。没几天，我从柯平《都是性灵食色：明清文人生活考》（重庆出版社，2006年，P31）读到“随园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出过一桩刑事案件”，惊讶极了。我知道随园是“康乾盛世”末期袁枚的私家园林，但不知那里四面无墙，且几十年不失盗。这是真的吗？我四方追寻。厦门图书馆藏书较丰，不难找到线装本《随园诗话》及其所附史料，查出随园不失盗一事基本属实。由此，我改变了对于历史“盛世”的看法，认为不能简单肯定或者否定。随后发现《辞海》（1979年版）《辞源》（1992年版）没有“盛世”词条，从网上查发现尚没有相关的系统性研究专著，认为这是一项文化空白，便试做系统性梳理（包括治世与中兴），写了《中国盛世》（新华出版社，2014年）。此可谓读旧书的发现之愉悦。


历史是一片沼泽地，我深陷不能自拔。近十几年专注于王朝的创世、盛世、危世、末世“历史四季”，越来越多与各种旧书打交道。拙作《历史四季》丛书（新世界出版社，2024年），编辑要求体现“轻学术”风格，也即对所用资料特别是引文注明出处。这可苦了我，因为我不是专家学者，读书时虽有用红笔做记号的习惯，但没做卡片之类，还有很多资料是从大众读物、甚至网上转引的。现在集中查核，花了好几个月时间。


信息化时代查阅越来越方便，但似是而非的很多。有次偶然发现“三纲五常”的另一种版本，如“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非常震惊，又十分怀疑，觉得很可能是现代人瞎编。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没追溯到原始版本，但基本证实。明嘉靖年间刊印的宋元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103），其中就有“父不正，子奔他乡”云云，这证明在明朝或之前就有此版本“三纲五常”流传。杜维明曾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及此说（《仁的反思：面向2018年的儒家哲学》，文汇讲堂第58期，P265），这表明当代硕儒认账。此谓读旧书的实证之愉悦。


除此，我觉得读旧书还有种纠误之愉悦。比如写到朱元璋注重“教化”，我很自然联想到王朔曾说“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都憋着劲教你学好，然后好由着他们使坏”。这句是网上流传的话，顺藤摸瓜，买到他多年前出版的小说《一点正经没有》，发现原文为：“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儿使坏。”（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P56）估计是好事者加工了，决定不引用那句流行语。


读旧书也有三烦，一烦“偷书”之嫌。买旧书，打开快递常看到书上面盖着天南地北图书馆的公章，或者某人购阅签名，有种不快油然而起：如果有人质问我“偷”，怎么办？甚至买我自己早些年出版的旧书也如此，啼笑皆非。


二烦霉味。如许同莘的《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37年），80多年前出版的书，不仅破烂，且而霉味相当重，稍多看几页就感到鼻孔被刺受不了。我知道晾晒一段时间霉味会减少，可买旧书往往是“临时抱佛脚”。我工资不丰，旧书的价格往往让我望而兴叹。拖到实在有必要，或者新赚一笔稿费了，这才下狠心买下，一收到就急于翻阅，简直刻不容缓，霉味也只好强忍一会儿。


三是螨虫。它不光弄得身体瘙痒，还常常折腾得难眠，连累家人，我只好搬到书房睡。查遍网上，始终找不到一种真正有效的除螨方式。受老妻抱怨之际，真想学韩愈写篇《祭螨虫》，斥“其不可与读书人杂处此室也”。我觉得没有韩愈那般灵气，只能想尽快写完手头的，早日丢开那些旧书，可是一年年写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