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何还要读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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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何还要读孔子？
——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感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李彬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先生的成名作，亦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被誉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蒋百里）。初版于1921年，后曾多次重版，并被译为英、法、日等十多种文字，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关于东西文化论争的经典文本。作者在激烈反传统的时代潮流中，一反众议，独树一帜，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此书出版已逾百年，重读此书并思考发生于百年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对梁漱溟先生和新文化运动最好的纪念方式。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当年所提倡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今天俨然已经成为国人信奉的普适价值，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随着“国学热”和大陆新儒家的复兴似乎已经过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民间还是官方，坊间还是学界，儒学复兴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当时的北京，当时的北大，没有人敢逆潮流而动，为孔子，为儒家，为传统文化张目，如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说：“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4。以下凡引皆为此版本，不再出注］


因此，梁漱溟到北大任教，发下宏愿，要“替孔子说个明白”。这倒不是说，当时人皆赞成全盘西化，实有一批反对新派的旧派，但这些旧派一方面并不主张旧化，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自己头脑空疏，实不曾认识到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因此面对陈独秀等人对传统文化的攻击只有“怒骂”和“争论”而已，并且“怒骂的止于怒骂，争论的止于争论”，无怪乎梁漱溟要自承其任：“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


百年来，关于孔子和《论语》的文章、书籍、论文早已汗牛充栋，但“孔子之真”实在仍然无人知道，究其原因还是梁漱溟说得透彻：“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梁漱溟当时如何出头证得“孔子之真”？ 除了去读儒家的典籍，去讲授孔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自己来做孔家的生活”。


但孔子和儒家所代表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今天已经格格不入，“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就是针对儒家所代表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在那时“孔家店”就意味着专制、愚昧、腐朽、落后。因此，当梁漱溟强调“孔子的真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将孔子和儒学与当时已经落后、腐朽的传统经济、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自觉地区别开来，他并不是文化复古和保守主义者。恰恰相反，他认为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而引进民主和科学这两种精神是当务之急。看起来，梁漱溟一方面主张全盘西化，另一方面又主张我们要过孔子的生活，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主张如何调和？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秉持人生态度的进路剖析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以调和持中的态度对待世界，直觉地将本体视为流动、变化的，对本体采取“不认定”的态度，从而免去了西方人在“本来的”文化之路上凭借理智无止境地追求宇宙本体，最终将其肢解割裂而产生的局限。但是，由于中国人的态度未免拿出得太早，显得文化早熟，现在遭遇物质文明发展强劲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其纰漏自显。中国文化要走出当时的困境，仍需一种坚强的人生，这就是“孔颜人生”或“刚”的精神。因此，梁漱溟基于他所考察的三种文化路向：印度文化、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对中国以后所应持的态度做了一个总的判断：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也就是说，在梁漱溟看来，我们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民主与科学确实要“全盘承受”，但“态度”要“根本改过”，要重新拿出中国的“态度”，也就是儒家、孔子的“阳刚乾动”的态度。梁漱溟提出这个“刚”的精神是与“欲”的精神有所区别和对照的：“大约刚和欲都像是很勇的往前活动；却是一则内里充实有力，而一则全是假的——不充实，假有力；一则其动为自内里发出，一则其动为向外逐去。”近代西方的逐利精神可以说是“欲”的精神，而梁漱溟将其态度改为“刚”的精神，既保持了其向前进发的精神，又避免了那种“向外逐物的颓流”。对“刚”与“欲”的这一区分，实际上也是继承孔子而来，《论语》中孔子即说过：“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将“欲”与“刚”做了区分。将西方近代文化精神概括为“欲”的精神，实在是眼光老辣，不像当代学者一提到西方就好像是自由的乐土。《天演论》的译者严复对西方文明、西方社会的了解在当时不可谓不深，但他在晚年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即成为了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批评者：“不佞垂老，亲见……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实际上也是洞见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欲”的精神，用西方启蒙哲人的话叫“趋利避害”“自我保存”。


因此，一方面，梁漱溟提出对于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是出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的考虑：外忧内患，生民穷促，水旱频仍，物质短缺。必须采取西方文化进取的态度，奋勇向前；但另一方面，出于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弊端的警惕，要将其态度根本改过，希望提出一种“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短缺，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的人生态度，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孔子之“刚”的态度。


因此，在梁漱溟看来，只有一种新的人生态度才能真正催生中国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因为新的人生态度必将使那些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文化、文明的复兴和繁荣只有依靠人的重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今天经常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人的精神和文化的复兴才是真正的民族复兴，早在一百年前梁漱溟就已经掷地有声地提出：“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其人生态度的复兴。”清代学术的复兴与人生态度无涉，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则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都算不得真正中国的文艺复兴。一百年后的今天，从一百年前的前辈那里留下来的教训或许还值得我们倾听：“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民主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


（作者为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