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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霖:冯至山水的十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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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5 19:39: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吴霖:冯至山水的十四行


来源:北京晚报  吴霖  


冯至在八十岁时曾著文自问自答:一生中,“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一九三八年底,冯至“携妻抱女”(冯至语)随流亡的同济大学抵达昆明,翌年夏,受邀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八月,为躲避日本军机的轰炸,冯至接受了同济大学同学吴祥光的帮助,搬到了昆明郊外一个林场的两间茅屋中,“那林场周围二十里,已经营二十多年,种植着松树、枞树,还有巍然耸立的有加利树。”冯至一九四八年曾如此说:“一九四一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


这首诗,就是《十四行集》中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写作的第一首(在集中序列第八)。这山,就是昆明郊区的杨家山。冯至曾经很细致地写过从昆明城到林场茅屋的行走路线:“走出大东门,沿着去金殿的公路,约七八里到了小坝,再往前走过路左边的凤梨村,向右拐不远是一个名叫云山村的小村落,此后便顺着倾斜的山坡上弯弯曲曲的小径,走入山谷,两旁是茂密的松林。林场所在的山叫作杨家山。”


“林场茅屋”——先是作为冯至全家躲避日机轰炸的避难所,后来兼而成为周末的度假屋,再后渐渐“以茅屋为家”(冯至语)了。冯至:“我看中了这茅屋,安排下简单的床板桌凳,预备了一些米和木炭、一个红泥小火炉,靠墙摆了几只肥皂木箱……”姚可昆在《我和冯至》中回忆,冯曾对妻子说,我们和茅屋的关系,一九三九年是“初恋”,一九四零年是“结婚”。四十年代中,冯至最重要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山水》、小说《伍子胥》都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的与“林场茅屋”的生活与环境有关。


冯至不只是自己接受大自然的馈赐,他还时常呼朋唤友一起来享受。卞之琳就曾接受过他的邀请,并独自在那生活了一段时间。卞之琳晚年曾写《忆“林场茅屋”答谢冯至》一文,提及:当自己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草稿将告完成之际,一九四三年“暑后承君培(冯至)邀住他已不常住的东山那两间‘林场茅屋’去享受清静,集中一段时间的精力,赶完小说最后若干章。我就独留在那里约半个月,每日至少一次把他家在那里的存米剔除穿心的蛀虫,三次用他们捡拾积贮的松球生火做饭,自得其乐……”


冯至在西南联大,除了教德文外,还陆续开过“德国文学史”、“德国抒情诗”、“歌德”、“浮士德研究”、“浮士德与苏黎支”、“尼采”等课程。联大外文系除英语外,还负责为本系和全校各系开设法、德、俄、日语等第二、第三外语。在李赋宁的记忆中,当年的文科学生多选修法文,而选择德文的,则多为理科学生。


同为联大外文系的杨苡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她在口述实录中曾说:“英语加法语,联大外文系的重头戏就在这儿了,德语也有,很边缘的,俄语、日语都是没有的,穆旦后来从俄语翻译俄国文学,那是他自学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联大课程中,选修俄语、日语虽很小众,但还是有的。俄语教师先后有噶邦福、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人,日语教师为傅恩龄。穆旦的俄语,就是跟俄籍教授噶邦福开始学的(见赵瑞蕻《怀念穆旦》)。杨苡所说德语“很边缘的”,或特指在文科学生中。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哲学系的郑敏就选修了德文,并在冯至的直接影响下开始写诗。


若干年后,当郑敏已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诗人之一,她还清晰地记得早年冯至先生的鼓励:“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某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郑敏一九三九年入校,她的大学三年级,是一九四二年夏至一九四三年夏。一九四二年五月,冯至《十四行集》由桂林明日社出版。





姚可昆回忆:一九四二年,冯至“整理他在去年写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编成一部诗集,于四月十四日寄给桂林友人陈占元。陈占元在桂林创办明日社,已经出版了梁宗岱、卞之琳的诗文和他自己的译作”。如姚可昆记忆来自冯至的当年日记,则可证明明日社出版效率极高,即四月十四日从昆明寄往桂林,至五月即已出版。


陈占元《生平小传》中写:“一九四零年,我在香港用明日社的名字出版了卞之琳的一部诗集《慰劳信集》和一部报告文学《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九四二年起,在桂林,继续用明日社的名字,出版了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梁宗岱翻译罗曼·罗兰着(著)的《歌德与悲多汶》,以及我的几部译品。”


关于这部诗集,冯至说:“我在一九四一年内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我把我崇敬的古代和现代的人物与眼前的树木、花草、虫鸟并列,因为他们和它们同样给我以教育或启示。”


《十四行集》一九四二年五月由明日社出版,桂林绍荣印刷厂承印,印数三千一百册,定价三元。作为一家规模极为袖珍的出版机构,明日社在抗战期间出版了多位作家的代表作。此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不能轻忘。


明日社主持人陈占元,除了自己是有抱负的翻译家之外,他还是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也是爱书人。如,在《十四行集》的版权页上赫然印着:“本书初版用上等重纸印三十册,号码由一至三十,为非卖品;用浏阳纸印二百册,号码由一至二百。”显然,这是留给爱书老饕们的寻宝暗记。如今,不只那三十册的“上等重纸”本,抑或二百册的“浏阳纸”编号本皆已在时间的深渊中敛影逃行,就连数量三千的普通本也在历经战火、政权的革故鼎新和以文化为名的各种“运动”之后,成为可遇不可求的稀罕物什了。


既然已知《十四行集》有三种印本,即“上等重纸”、“浏阳纸”和印数三千一百册的普通本,那普通本又是用什么纸张所印?诗集版权页上,印有卞之琳诗集《十年诗草》的广告,标明的书价是:浏阳纸本十元,邵阳纸本八元。后者,大概率就是普通本所用纸的答案了。


还是这本书中,在最后的附页上,满页刊登了明日社已出和将出的书目,并预告由明日社主编的《明日文艺》将在本年的十月创刊。但该杂志并未如期创刊,直到次年的五月才出版了第一期。杂志主编兼发行人:陈占元。发行部地址:桂林太平路二十二号,编辑部地址:东江镇准堤街三二六号。


从目录中可以看到,该期头条为冯至的《伍子胥》(一),二条是卞之琳的《纪德和他的<新的粮食>》,该期内容还有李广田所写《诗的沉思:论冯至的<十四行集>》,另有方敬、姚可昆的译文等。该期还发表了郑敏的《诗九首》。这或许是郑敏诗歌的首次发表,推荐者无疑就是冯至。这本杂志短命,只出版了四期,就因桂林遭日军轰炸疏散人口而不得不停刊。陈占元说,杂志是和冯至、李广田和卞之琳一起编的。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王勉在昆明时曾与冯至多有交往,他曾以鲲西笔名写到:昆明时期,我“与冯先生交往最频繁,恰好冯先生的《十四行集》由桂林明日社刊印,书到冯先生送我一册。……冯先生在大学教德文,异常认真,而我却觉得每与他相处则至亲切,而且与我们常谈他在德国读书以及他所喜欢的书等,于我不惟受益而且精神上所感受的滋润尤为可贵。”王勉为《十四行集》写过书评,并得到了冯的嘉许,王勉晚年回忆:“在昆明造访冯府的那些日子是令人难忘的,因为每次谈话好像都有所得。”


一九四六年七月,西南联大学生社团除夕社主编了一本《联大八年》的书,以虚拟的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名义出版,封面书名由闻一多题签,扉页则印有“谨以此书志念闻一多师”的文字,用以纪念在七月十五日被暗杀身亡的闻一多教授。此书中有《教授介绍》一篇,以极简约的文笔共勾勒了在该校任教的一百零二位教授,其中对冯至(在姚从吾、孙毓棠之间)的一节介绍如此:


冯至先生,在联大教德文,对歌德有很深的认识,好几次文艺晚会上冯先生都拿歌德做讲题。为人和蔼可亲,对国是十分关心,听说很多人都非常佩服冯先生的为人,甚至替他加上“圣人”的称号。


抗战胜利后,冯至携全家回到久别的北平,任教北京大学。先是落脚沙滩东斋,后是中老胡同,此两处恰恰是其青年时的旧居之地。他将桂林版的《十四行集》送给淹留故都八年的诗人顾随。顾读后曾撰并书赠冯一联:“风尘澒洞三千里,新诗灿烂十四行。”





一九四九年一月,复员回到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十四行集》再版,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被悉数保留,但桂林版原附录中的杂诗六首,仅保留了一首。新增三首,分别是《歧路》、《我们的时代》和《招魂:谨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诗人的目光,从沉思山水转向了滚烫现实。


除了附录诗目不同,文生版还多了一篇作者的《序》。文生版的封面,素雅朴实清爽,除了书法体的诗集名与作者名,并无多余的图案。就连“水星丛书”的字样,也仅在封底以不起眼的小字标出。


值得赘笔一记的,是封面书法体的书者是谁?书中未明示,自然也就成了小小的谜团。是作者冯至自书?或是编者巴金为之?谜底,还是巴金在面对有心人的请教时才揭晓——书者是靳以。巴金说:“他的字比我好。”


明日版《十四行集》既已成云中神龙难得一见,舍下尚保存一册文生版的诗集可堪自乐,另有稍早也是文生再版的《山水》。以版本论,两书或嫌稍晚,但可喜书品俱佳。劫灰余物亦属不易,也就值得多说一嘴了。


舍下还有一种冯至诗集,是出版于一九五八年的《西郊集》,如今,似乎也渐渐有了文学史意义上的版本价值。作者在《后记》中写到:“其中有人给诗人们写了‘公开信’,说当前的诗歌界是处在‘冻结’状态,还有人指着我的脸骂我,说我解放后写的诗没有人爱看……”


显然,诗人在当时是完全不同意此说的。


稍早的一九五五年,冯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冯至诗文选集》,时间跨度岂止时间为一九二三至一九四八年。但没有选《十四行集》中的诗作,作者的理由是:“尤其是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很深,内容与形式都矫揉造作,所以就一首也没有选。”作者当时的自我否定是否恰当,自有公论。当然,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作者或嫌苛刻,那,就让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也适当分担一些吧。


萧乾曾写道:“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为了赶上时代,都竭力否定自己的过去,有时连过去在学术上的成就也羞于提起,惟恐被打上白色的旧知识分子的印记。”接着,他举例:“一次,我赴捷克大使的家宴。……那天同席的还有我们一位名诗人兼德国文学研究家。大使那天夸说,他在使馆顶层有一写作间。每天他必躲到那里去看书或写作,不见客,不接电话。接着又谈起他正在读着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集。这时,我就接下去说,同席的那位兼德国文学研究家的诗人是最早把里尔克介绍到中国来的,译稿还是在我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我的话既是事实,自然也包含着表彰。不料那位诗人听了却满脸通红,不置一词,象是被人当面揭了什么短似的。这时我觉察自己失了言,但话已说出,收不回来了。”


萧乾此处虽然未点名,但显然指的就是冯至。此处情节,虽然只是萧乾的一家之言,但也可大略觑见经过大规模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的心态。


进入新时期后,冯至偶尔写诗——或新诗或旧体。从诗本体而言,已然进入“归于平淡”的阶段。一九九一年他写了一首《自传》,乍一看,觉得仍是老人的“平淡”之作,再读之,才能体会其中五味杂陈意味: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象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他的旧体诗也有相仿的句子,他晚年曾在赠老友徐梵澄的书页感叹过“心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唯经过了山高路远、沧海桑田的人,才能体会老诗人此时的心境。


作为同样有着留德背景的季羡林,他记录了与冯至的共同感受:“解放后,(我与冯至)在一起开过无数次的会,在五花八门的场合下,我们聚首畅谈,应该说是彼此互相了解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套用李后主的词口吟的两句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我听了以后,捧腹大笑,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实获我心!”


冯至的一生,有年轻时求学海德堡的春风得意,也有甫入中年拖家带口在昆明的艰苦困厄。进入新中国后,既有“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十四行集》之一)的轻肥快意,也有在大时代面前“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我们在灯光下这样的孤单”(《十四行集》之二一)的恓惶怀疑。


但到了人生的黄昏,或许他的心仍是初心,“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握一些把握不住的事体”(《十四行集》之二七)。故,徐梵澄评价:“我终觉得他平生无恨事,是一完整人格的圆成。”


冯至关于昆明的自问自答,出自其《昆明往事》一文,最后,他几乎总结式的写到:“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


文中还殷殷深情地念叨:“杨家山的林场现在怎样了,我时在念中。”


2024.5.11七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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