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与上海1930年代的文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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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与上海1930年代的文学空间


来源：澎湃新闻　　陈延英


邵洵美（1906-1968）是上海现代著名诗人、作家、出版家、翻译家。1926年他从欧洲留学回国，最初以“颓加荡”的唯美主义诗人身份活跃于上海文坛，实际上就其从事的整体文学活动而言，邵洵美作为“唯美诗人”而为人熟知的时间并不长，主要是积极投身于文学出版、杂志编辑、举办文学沙龙等海派文学生产活动中。


不为盈利的金屋书店


1928年3月，金屋书店开张，由此开启了邵洵美的出版生涯，他围绕“沙龙-出版”体系而形成了一系列文化实践，尤其涉及开办“花厅”沙龙、编辑出版、参加社会活动等多个领域。在那些出版的书籍报刊、举办的“花厅”沙龙背后，可以看到邵洵美作为社会活动家对文学的忠诚探索之心，他对1930年代上海文学市场的运营规则有着充分认知，也理解杂志书店和文学沙龙作为“公共话语空间”在上海文化场域中的定位。


所谓上海文学市场的规则，即上海“文学场”的生成规律，也指当时文化产业中的书店老板、刊物编辑、文学沙龙举办者和作家之间的生产关系。在当时的上海，任何一个作家群体都需要公开发表作品的平台，所谓“平台”即杂志或同人图书等出版物，因而书店老板、出版商、杂志编辑们成为影响文学流派生存、文学空间生产的中心要素，作家群体的凝聚、流派风格的确立等事务都依赖于他们所掌控的杂志、图书提供的文学空间。


一般而言，与出版业代表的经济资本相缠绕的文学本身极易受到市场的控制，因而削弱了文学场的自主性。然而邵洵美作为“狮吼-金屋”作家群的主将和参与者，所代表的权力场一极——经济资本——对文学场的参与程度较为特殊，尽管他以现代化的文学生产方式输出成员的作品，为成员带来荣誉及较微薄的经济收益，并根据杂志图书市场的反馈调整生产方式，但主要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本着宣扬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热情投身于文学场。“他开书店，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可能只是一种玩好，而且有了这个书店老板的名头，他也可以在社会交际上有用场，书店则可以为朋友们出版书册服务了。”（章克标《章克标文集》）


这种不计成本、不计利害的方式实则为邵洵美为主的文学空间赢取了相对于经济权力的独立性，既为唯美主义文学争得象征资本，构建、推动并丰富了相关文艺创作，也为后期引发唯美主义浪潮建立基础。与此同时，邵洵美能够决定是否在杂志上刊文章、是否通过书店出版同仁书籍，他发挥资源优势，在这一文学实践活动中获取到了可观的文化资本，逐步成为“狮吼-金屋”作家群领袖人物，而这一文学生产场中的话语权，足以转化为拉拢文友的号召力和巩固文学群体的凝聚力。邵洵美在上述内部演进中建立起的结构性关联，促使凸显出唯美主义审美追求的“金屋沙龙”，在1930年代上海纷繁的文学空间中，通过自身实践确立位置并丰富其文学品格。


邵氏文学沙龙在拥有相对稳定的经济资本和“公共话语空间”之后，亟需确立一种创作原则、审美气质、目标诉求相近的文学理念，以对外宣扬其文学主张、团结同好。文学场域中的竞争主要通过与众不同来扩大影响，凸显自我身份，邵洵美等文友在文学主张的建构中采用对西方唯美主义话语资源的借鉴，他们的文学选择都含有与其他文学力量、政治权力对抗的意义，试图探索一条追求美感却不受任何外在现实条件约束的现代文学之路。

充满“肉的色彩”的装潢风格


1929年《金屋月刊》第1卷第1号（创刊号）上刊登了邵洵美的《色彩与旗帜》，提出“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的文学宣言，强调“打倒浅薄”“打倒顽固”“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以“色彩”指文学流派，强调超越“写实派、浪漫派、神秘派”；以“旗帜”指“时代的束缚”，承认当前“艺术鉴赏力的退化”和“对艺术的价值蔑视”，强调颠覆“不满意的文坛”。


如果说《色彩与旗帜》是一声宣扬文学理想的呼号，那么《狮吼》第四期《我们的话》则完全是邵洵美等“狮吼-金屋”作家群招募文学同仁的启事：“对于新出版物的介绍批评与讨论，里面的文章由我们几个人分期担任，也极欢迎投稿。批评的方针纯以艺术为前提，态度务求忠实与认真，不作带妒忌与中伤色彩的谩骂。”这一新栏目的征稿启事虽未指定文艺批评的篇目，但实则多为欧美、日本唯美主义作品，如王尔德《水仙》（朱维基、芳信合译）、朋史《埃蒙德·高思》、张嘉铸《“胚胎”与罗瑟蒂》、乔治·摩尔《信》（邵洵美译）等。由此看来，宣扬艺术的独立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文艺标准是“狮吼-金屋”作家群聚集的文学立场，他们试图利用文学审美的唯美、颓废享乐主义来给反对文艺实用价值的作家们提供一处庇护所，这也为1930年代充斥着实用主义、理性主义的上海文学空间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气息。


当唯美主义将“为艺术而艺术”运用到现实生活实践中，从王尔德的服饰美学到奢侈的书刊出版和室内设计，平庸的日常生活便具备了美学意识。1930年代上海都市景观尤其为唯美主义思潮提供了繁盛的物质形态，邵洵美的文学沙龙主要设置在金屋书店和自家书斋中，他将唯美生活化运用到书斋与金屋书店装潢的理念上，以此营造一种异域化的浓郁艺术感氛围。


书斋里，他沉迷于用萨茀和史文朋（编者注：现一般译为萨福、阿尔加侬·斯温伯恩）的画像、手卷去营造西方风味的唯美异国情调，“这一只金漆木雕的Iaureate的镜框里面，是一个美妇的半身，穿着件深绿的衣衫；……我以为赤金色而配着她这淡绿色的背景当显得格外的和谐。这是希腊女诗人萨茀的画像。还有一张是罗瑟蒂画的史文朋。”（邵洵美《两个偶像》）书房装饰的雅致与邵洵美唯美主义文学观极为契合，这一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对参加书房沙龙的作家群体颇有吸引力，甚至成为西方唯美物质品味的象征和引导。


邵洵美对唯美的追求还拓展到金屋书店的布置上，据友人回忆，“正楼面上一间不小的房间，髹漆的非常美丽，黑的屏门、白的屋顶、粉红的墙壁，真像走进了一间香闺似的，充满了肉的色彩。”（周菊人《“金屋书店”访问记》）作者提到金屋书店装修强调色彩、形象的铺张，给人感官的强烈刺激，而所谓“肉的色彩”，这或许暗示了邵洵美唯美主义诗歌中歌颂肉体之美的隐秘艺术想象。


从邵洵美文学沙龙参与者的回忆中，足见得他们对于书房、金屋装饰的满意与沉迷，“十日金屋书店开幕，……邵子洵美导余兄弟登楼小坐，室中布置清洁，……今斯楼清雅乃尔，行见又为吾辈之会宾楼一，众悉抚掌称善。”（吉孚《“金屋”与“华社”》）浓郁的唯美情调与异国文化风采尽数展示在金屋书店、私人书房的装饰里，可知邵洵美看准了异域情调的唯美文学沙龙对于像自己一样的西方文化爱好者所具有的吸引力。曾有文友回忆，“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随着邵洵美交友面愈发丰富多样，他以文学沙龙为主阵地而构建的“作家群”对于繁荣文化空间和文艺事业的意义深远。据《新时代月刊》刊载，“邵洵美诗人在府请吃便饭，计到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张若谷……徐志摩，谢寿康，徐悲鸿等人到时，则已席终矣。”（刘知安《一段往事》）不出所料，金屋书店与邵氏书房成为当时上海文坛各派文人聚集的重要场所。


“金屋”沙龙聚集的作家们同出于对文学艺术美的热爱，努力追求文学多样性发展，他们尤以“狮吼-金屋”杂志撰稿人为主，集合在邵洵美的文学旗帜下，构成30年代初上海唯美主义的艺术至上主义者群体，呈现出那个时代一批作家对文艺美的淳朴执着。这一文学空间具备了多种文化要素，不仅明确规定了文化主张和文学倾向，而且有邵洵美这位擅长组织文学沙龙和杂志征稿活动的权威人物，最重要的是具备出版刊物、出版机构和书店的文化资本，保证了创作者获得稳固的公共言论空间，昭示着当时上海文坛上一种独特的唯美主义现代性思潮正在涌起。

作为都市物质生活反馈的邵洵美诗歌


探求有关唯美主义的讨论，还是回到当时的语境之中。西方唯美主义生发之初，是出于对现代直线性历史进程的质疑和对资产阶级日常生活庸俗化的反叛，然而邵洵美并未理解其反叛本质，而是迷醉于上海都市异国情调的高度物质化生活。相较于颓废气息的唯美主义，他偏向享乐主义的唯美派思潮，更为世俗化，且推崇感官享乐。在邵洵美诗歌、小说创作中，时常出现情欲、性爱、赌徒、饮酒等情节，以此展现现代都市文明对人的官能体验刺激之强，呈现出“颓加荡”审美体验。


邵洵美作品所呈现的都市空间里个体觉醒的“启蒙”意味，将合法性赋予在肉欲书写身上。其诗歌《蛇》借用了西方颓废唯美派比尔兹利在《莎乐美》中创作的著名意象“蛇”，以女性的肉体和病态的性爱为描写对象：“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通过这些诱惑性、具有情色意味的文学辞藻，官能享乐的梦幻情节油然而生，诗人借此传递出颓废的审美倾向，在感官刺激性中自我迷醉。“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要刺痛我那一边的嘴唇？/他们都准备着了，准备着/这同一个时辰里双倍的欢欣！”这并非耽于享乐、空洞虚无的色情诗作，而是因生活的荒芜而转向“颓加荡”，以求得精神源头的解脱和个体存在的实证。就连摹写五月，邵洵美也为之增添了肉的气息：“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烧，/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甜蜜的泪汁总引诱着我/将颤抖的唇亲她的乳壕。”在《昨日的园子》中，诗人将园林的颓靡气息与爱欲的情人并置，更能体现出个人肉体感官刺激对物质文明的超越，显示出他对爱欲的强烈崇拜，“这里有个昨日的园子，/青的叶儿是黄了的；/鲜的花儿是谢了的；/活泼的鸟儿是死了的。/还有一对有情的人儿，/相相地拥抱了亲吻；/没有气吓也没有声，/啊他们是上帝的爱儿。”这是一种带有波德莱尔似的“恶之美”的唯美主义。


邵洵美的唯美主义诗歌中颓废精神来源于上海都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都市繁华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尽显现代文明的病态与畸形，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娱乐、情色内容亦是邵洵美“唯美—颓废”的来源，充斥着物欲和情欲暗示的广告诱使人们陷入官能享乐的迷梦，甚至连民族主义气节都可能被发达的物质环境所消解。在这一层面，沈从文对邵洵美诗歌的评议颇为精准：“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与徐志摩风格各异，与郭沫若也完全两样。……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另一面看到破灭。”（沈从文《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他的唯美主义始终带有鲜明的“享乐主义”倾向来处理自我与都市的关系，邵洵美对唯美主义的追求也因此是以个体官能刺激为原则，上海为他追求个人感官享乐提供了某种合理性的倾向，并且整体的都市文化语境激发了邵洵美作为唯美主义者自觉认同享乐主义的追求。


邵洵美作品中的时间观具有崇尚刹那和瞬间快感的特质，这正是西方唯美派刻意追求的断裂式时间观，而这与上海都市的空间性质紧密相连。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华洋共处、杂糅的空间特性催熟了不同个体的生存方式，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观更迭使得人们更为注重当下生活，并且珍惜瞬时的生命感受，永远以“此时此刻”为生活箴言。因此，邵洵美对刹那主义的推崇，实则是以上海文化语境中追求瞬间快感的生命观为空间诱因，他只注重当下，且意味着抛弃过往和将来的一切对象。


在《花一般的罪恶》中，他把春光麻醉在“一刹那”的永远里，“啊，这里有诗，这里又有画，/这里复有一刹那的永久，/这里有不死的死的快乐，/这里没有冬夏也没有秋。/朋友，你一生有几次春光，/可像我天天在春中荡漾？/怕我只有一百天的麻醉，/我已是一百年春的帝王。”所谓“不死的死的快乐”这个比喻精准地概括出都市生活的碎片化瞬间，只要赢得这“一刹那的永久”，把握“及时行乐”的唯美主义瞬间生活方式，便能够使瞬时的感官体验构造出无限的空间性，“一百年春的帝王”已将现代时间观由直线性向断裂性转换，诗人自豪地沉溺于刹那与美感体验之中。


在《贼窟与圣庙之间的信徒》中，邵洵美写道：“人生不过是极短时间的寄旅，……那么眼前有的快乐，自当尽量去享受。与其做一枝蜡烛焚毁了自己的身体给人家利用；不如做一朵白云变幻出十百千万不同的神秘的象征，虽也会散化消灭，但至少比蜡烛的生命要有意义得多。”他坦然用瞬间快感作为唯一活动意义来建构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上海都市生活中，“一刹那”已成为人们自我塑造、表达自我的主要方式，这种瞬时性的生活模式已被邵洵美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尤其在他唯美—颓废的创作文本中更显得感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