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散文的“越轨的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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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轨的笔致”最初来自鲁迅对萧红《生死场》的评价，今天读来更像是对一种优秀作品的判断标准。每部经典之作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其实都有它的“越轨笔致”，有待我们学习，有待我们发现。
好散文的“越轨的笔致”


来源：中华读书报　　张莉　


作为读者，我喜欢有“越轨的笔致”的散文作品，那种不做庸常之言的作品。“越轨的笔致”最初来自鲁迅对萧红《生死场》的评价，今天读来更像是对一种优秀作品的判断标准。


读萧红的作品，会深切认识到“越轨的笔致”这一评价的精准，——这位青年作家身上流淌的是不安稳的血。似乎一拿起笔，便会凭借本能去破坏那些既有“规则”。即使是书写鲁迅本人，萧红也是如此。“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这是《回忆鲁迅先生》的开头。起笔即是真率，起笔即是日常，起笔即是深情，怀念故人的文章之所以写得如此生动，跳脱，灵性，别具一格，都是因由萧红的笔致：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鲁迅先生坐在那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的书架；鲁迅先生的客厅；鲁迅先生的书桌；鲁迅先生寄书时喜欢码得齐齐的；鲁迅先生新剪了头发；鲁迅先生又咳嗽了；鲁迅先生一夜未眠……鲁迅家的居住陈设，许广平的忙碌，海婴的顽皮……鲁迅生活中的所有琐屑都永远被悉数刻在了萧红的文字里。把回忆写得细微逼真，鲜活生动，恐怕只有彼此坦诚相知、亲切相待的人之间可以做到如此。


面对人人称颂的“民族魂”，萧红书写的是通常意义上陌生的鲁迅。——后世读者发现，鲁迅在萧红文章里的某些地方“竟以脾气坏、固执而又刻薄的形象出现”（葛浩文《萧红评传》）。但是，这恰恰是萧红的魅力，她不是要写光环下的伟大人物，她要写的是生活中可亲可感的那个人。在她天真而富有活力的文字世界中，从不会遗失我们生命中那些“灰色地带”、那些被刺目的光环所忽略的“活生生”；她要书写的有音容笑貌的鲁迅，一个多重身份的人：父亲，丈夫，朋友，导师，男人，老人。情深意浓，但行文欢脱，未曾渲染过一句想念，但想念却如空气般浸在文字的肌理。正是因为这“力透纸背”的书写，在无数的回忆与缅怀里，萧红的回忆才脱颖而出：她写出了“这一个”鲁迅和鲁迅一家；她写出了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鲁迅；八十多年来，她的回忆一枝独秀，为无数人诵读和感怀，她使历史长河中刹那的鲁迅变成了我们面前永远鲜活的那个人。


想到李娟的散文，在这位深受读者喜爱的散文家那里，“越轨的笔致”在她那里是一种别样的行文。我们只要看她的开头，便会了解她声音里的欢脱与活泼。比如“我在乡村舞会上认识了麦西拉，他是一个漂亮温和的年轻人，我一看就很喜欢他……”；比如“在库尾，我每天都会花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睡觉，不睡觉还能干什么呢”；再比如“我听到房子后面的塑料布在‘哗啦啦’响，帐篷震动起来，不好，我顺手操起一个家伙就去赶牛”……十多年前，第一次读李娟作品我便想到了萧红，她的叙述声音和萧红作品里的天真、自然、率性有某种神似，不过，李娟声音更趋近清新，带着对世界的好奇和年轻姑娘的娇憨。


在那篇《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里，李娟讲述了给母亲和外婆买宠物兔子的故事。“我从乌鲁木齐回来，给家里人买回来两只小兔子。卖兔子的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普通兔子，是‘袖珍兔’，永远也长不大的，又乖巧，吃得又少。所以，一只非要卖给我二十块钱不可。结果，买回家不到两个月，每只兔子就长到了好几公斤，比一般的家兔还大，贼肥贼肥的，肥得跳都跳不动了，只好爬着走。真是没听说过爬着走的兔子……而且还特能吃，一天到晚三瓣嘴喀嚓喀嚓磨个不停，把我们家越吃越穷。给它什么就吃什么，毫不含糊。到了后来居然连肉也吃，兔子还吃肉？ 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吃肉的……后来，果然证实了兔子是不能吃肉的，它们才吃了一次肉，就给吃死了。”行文坦率自在，生动活泼，有趣的故事内核里别有深情：“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要是死了可怜得很……你回来了就好了，我很想你。’”讲到这里，叙述人引领我们看到了远方，外婆已经离开：“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甸。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欢乐，因为这‘暂时’，而显得那样地悲伤。”欢快幽默但又曲折辗转，看似真率的文本深处，是某种难以言喻的深情与忧伤。


刘亮程散文的魅力在于，他生成了一种独特“透视法”。这位散文家以一种空着双手进入事物的方式来书写。所谓空着双手进入，是排除“定见”“偏见”以及“庸见”等等先入为主的理解方式，是使自己变成“无知”。他喜欢站在角落看世间；喜欢站在野兔、站在树木、站在风，站在狼、乃至不知名的小虫子身上以“无知”的方式去认识世界，某种意义上，这种“无知”便成了另一种迷人的“有知”。


《剩下的事情》是他的代表作。哪些是剩下的事情呢？“我们在坟墓旁边往下活。活着活着，就会觉得不对劲：这条路是谁留下的。那件事谁做过了。这句话谁说过。那个女人谁爱过。”剩下的事情在一些人看来不重要，但其实很重要：“如果我还有什么剩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一棵草的事情，一粒虫的事情，一片云的事情。”要舍弃人比草木高贵的念头。人与草木是平等的。“一株草，一棵树，一片云，一只小虫，其实它们在替匆忙的我们在土中扎根，在空中驻足，在风中浅唱……”“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呜叫也是人的呜叫。”人和草木之间有内在的呼应关系。“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


空着双手去理解眼前的事物，是属于刘亮程的“越轨”，于是眼前事物便发生了颠倒和错位：铁锹是有生命的，野狼也有思维。草木是人，人是草木；野兔是人，人也可能就是一只野兔。都是生命本身，互有不可知的部分。于是，《寒风吹彻》中，人与寒冷的关系变得微妙：“我掖紧羊皮大衣，一动不动爬在牛车里，不敢大声吆喝牛，免得让更多的寒冷发现我。”由此，在寒冷的世界里，才能看到那些以往看不到的人，猜想他们度不过这个冬天，“他们被留住了。冬天总是一年一年地弄冷一个人，先是一条腿、一块骨头、一副表情、一种心境……尔后整个人生。”——谁能看到一个人一生中的雪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


当然，一想到“越轨的笔致”，必定要提汪曾祺那篇《跑警报》，作品写的是战乱时代的西南联大生活，警报几乎天天都有，“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即使是战时，年轻人们也要寻找生活的滋味。“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名为“跑警报”，写东躲西藏、慌张逃跑似乎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如果读过这篇作品我们自然要会心一笑，汪曾祺所写的是固然是警报飞过时的日常，但最终落在“日常”，落在作品的结尾：“不在乎”精神，那才是“永远征不服的”。紧张、沉重、欢笑、庄重，读《跑警报》的过程有如有趣的过山车之旅，这是属于汪曾祺的以轻写重，这是属于他的越轨笔致。每一次读跑警报，都会感叹，每部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其实都有它的“越轨笔致”，有待我们学习，有待我们发现。


读这些散文对我意味有趣有味的探险之旅，总会在不经意间感受到惊喜：原来这部作品里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原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如此多的闪光瞬间。真心希望各位读者朋友也能和我一样喜欢这些作品，收获阅读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