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程：《鲸骸》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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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鲸骸》创作谈


来源：《芙蓉》　章程　


结构——是《鲸骸》这篇小说的主角。


最近读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书，看到她引用的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一句话：“任何艺术都有其结构——结构将材料转化为艺术性的经验。”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建筑师以及小说写作者，我很认同这一点。结构是隐于文本之下的那层骨架。做建筑要让想法走向实物就避不开对结构体系的研究，此种习惯也影响到我的小说写作。我总是会先构思一篇小说的“骨”（叙事，以及让故事之为故事的所有要素），唯有“骨”能够立起来，才动笔去写，血、肉是后面才生长出来的。对我而言，重要的也许不是急于从无形中抓出字句，而是要久久凝视无形，直至那个隐身于虚空的结构浮现。在一些描述仿真人的科幻作品中，会出现这样一幕（大概属于此类作品的“觉醒”母题）：一个仿真人会去往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交界处，在这道边界上，另一重世界凛然出现在眼前，而后，他们方才醒悟自身所处的世界不过是另外那个世界发明出来的，是其附属品。在这类情境中，对结构的窥探所带来的震颤经验让此前某些坚固的信念坍塌，好比在一些宗教的叙述中，见到神之面容者眼睛会瞎掉。但由此足以见出，一个人必须付出某种代价，才得以一窥事物背后的结构，而人的内心是有这种窥探欲望的，否则就不会有人渴望一睹神迹。


罗兰·巴特在论及埃菲尔铁塔时，曾说从铁塔上俯瞰巴黎全景标志着向一种知识的过渡：“人们必须通过一种‘入族礼’来临祭铁塔，而只有巴黎人才能找到免除致祭的托词。”台大的夏铸九教授在南京给我们上课时，说到林洙当年来北京，其父让她沿轴线走到景山，并于景山上回望北京城，夏铸九也称之为某种“入族礼”。在一个陌生的事物面前，这种全景式的观望或审视是有必要的。飞出迷宫的伊卡洛斯的神话，大概代表着人的某种欲念——从迷宫中抽身，并看清迷宫。小说写作当然是在制造迷宫，在《鲸骸》这篇小说中，“我”在死生的边口，望见在虚无中显现的一头巨大的抹香鲸，它是这个迷乱而混沌的世界背后的结构的象征。这个时刻近乎神迹。我猜想小说家们不会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如果不相信书写能接近某种神明，怎么会不停地书写呢？自我就是迷宫，而一个人不断书写的过程，其实也是逐渐看清自我的过程，看清迷宫背后的“结构”。


我迷恋这样一种结构——复杂而精巧的，饱满，富有力量，明朗地传达出自身且无需借用言语去阐述，它是感情或思想的具体化，本身就是一种美学。鲸骸，恰巧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结构。美的事物总是和危险相随，在小说的结尾，“我”走入了“结构”之中，一切终结于火。唯有火的狂热和恣肆能包含已然于结构中隐现出的真理。


《鲸骸》这篇小说的另一主角是时间。


小说前一半的篇幅，在叙述“我”和永吉沿着湄公河溯流而下的经历，并在此趟行程中抵达了供奉鲸鱼神之庙。而在小说的后一半叙事中，“我”从法国回到越南，开始考察湄公河流域的风土，试图找出这片贫穷的热带大地的“结构”。在“我”重回法国后，时间的速度更快了，每隔两个月或三个月收到永吉从越南寄来的信，几十年的光阴倏然而过。


任何小说文本中的时间，都会引起我的兴趣，有一些让我很着迷。在小说中操纵时间，大概是小说家们最接近上帝的时刻，随意地（当然会依据一定的法则和美学）延展和压缩时间，使它变得有弹性，在故事中任意穿越，可以变形、挤压、拆解、重组，而不用拿着锯子将时间一段一段地锯下。《鲸骸》中后面时间的流速加快，除了想将小说的前半部分的时间（一日）与后面的时间（永恒）叠印在一起以外，另有一个原因是小说中的“我”其实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七时就已经死了，此后的几十年的时间不过存在于一念（一念即永恒）——这是鲸鱼神许诺给乔治·菲贡这个法国人的。不能认为一个人头脑中经历的时间以及现实是不真实的，它们同样真实。我们从来就身处在现实中，头脑和生活中历经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另外，小说以“我”这个第一人称在讲述。“我”这个叙述者的声音背后，自然有真实和虚构的缠绕，叙述本身亦可以理解为一座“鲸骸”，小说的意义存在于结构形式的延展中，形式即内容，即意义。珍重小说里每一个以“我”起头的声音，理解自我与书写的关系，乃至去重构与改写自我，这是我所理解的小说写作者的幸福且危险的事业。


得感谢我的编辑张文爽老师选择这篇小说，她说它有一种“建筑学为底色的结构美学”，“从想象中来，到万物中去”。能收到如此评价实在是小说写作者的幸福，毕竟这些正是我在写这篇小说时试图去构想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