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喻：古代诗歌中的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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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喻：古代诗歌中的飞蓬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何安平　　


“飞蓬”是中国最常见的植物之一，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极为普通，既无牡丹的国色天香，也无梅花的冷艳清绝，但却深受古代诗人的喜爱，很早就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一个重要的诗歌意象，其发展过程和背后缘由值得考察。


《诗经》有两处提及蓬，“彼茁者蓬”（《驺虞》）、“首如飞蓬”（《伯兮》），说明其时已有人注意到，只是还属于简单的物象，缺乏诗意。由于地域的原因，屈原作品中就不见蓬的踪影。秦汉诗歌留存极少，今仅可见《古八变歌》一首，言：“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首次将飞蓬与人生境况相联系，已有情感寄托和初步的诗意，但逯钦立先生已经指出此诗可疑，所以是否汉诗还不确定，即使是汉诗，应也已是东汉末期。可以明确作者的第一首与蓬草有关的诗是曹操《去东西门行》，这首乐府诗写征夫思乡之情：“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转蓬的形象集中在不由自主和与根断绝，实则就是征夫的化身，也是曹操戎马人生的表现。和《古八变歌》比，曹诗对飞蓬本身的特征注意更多，形象更为突出。进一步确立飞蓬诗意形象的是曹植，他的《吁嗟篇》是诗歌史上首次专咏飞蓬，所以《选诗拾遗》径题为《飞蓬篇》。该诗以“我”为蓬，从第一人称叙述，比曹操诗中第三人称视角更贴近作为人生之喻的飞蓬，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融为一体，“飞蓬”诗意内涵更为饱满。至曹氏父子，诗中飞蓬的特征渐渐明晰，即飞转与断根，展示着人生的漂泊无奈和漂泊中的思乡之情。曹植其他有关蓬的诗歌，如《盘石篇》《朔风诗》《杂诗》（其二）等，也都不离此意。曹植之后，魏明帝曹叡《燕歌行》值得注意，“秋草卷叶摧枝茎，翩翩飞蓬常独征”，尽管主题上依然写游子，但诗中强调了以前未被关注的两个特征：秋季、独征，特别是后者的加入，让飞蓬在漂泊寓意之外明确了孤独的涵义，更契合旅人的人生实态。


南北朝时期，诗中之蓬在延续曹植传统的同时，出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是被送别诗吸收，二是与特定地域——塞北相关联。目前所知，送别诗中以蓬喻人最早的一首是刘宋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诗末云：“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因孔靖之归引发己之思乡而不得归的情思，恰如离根飘荡之飞蓬。其后，吴均《别王谦诗》、王褒《送别裴仪同诗》、江总《别袁昌州诗二首》其二、尹式《别宋常侍诗》等都继承了此一写法，并影响到唐代的送别诗写作。将蓬与塞北特意相联，则首见于袁淑《效古诗》，该诗称辽东游士“十载事西戎”，正值壮年而勤役不止，“乃知古时人，所以悲转蓬”。此转蓬自然就是游士本人的写照。从诗题看，袁诗是拟古一类，或有拟效对象，转蓬之喻可能得于原诗，但由于原诗未知，故其将蓬与边塞相联是否自创还不能确知，只能说至迟在南朝宋时，诗人对飞蓬的书写中，边塞的属性已然显现，因为袁淑外，同时稍晚的王僧达《和琅琊王依古诗》、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王昭君》等作品中都已有类似的表达。此一写作传统形成后，在后来的诗歌中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唐朝边塞诗中有显著表现。这里有意思的是，写塞北飞蓬的大多是没有北方生活经验的南朝文士，北朝中的几例也都是由南入北的王褒、庾信所作，此现象固然与北朝诗人、诗作较少有关，但也可见出南朝文人不为地域所限而对魏晋诗歌传统有充分的继承和发扬。


唐人吸收六朝诗的创作经验，进一步发展，终于成就诗国高潮，飞蓬意象即是其中的一例。初唐人对蓬的书写更多延续南朝，突出行役的主题，常和边塞相联，骆宾王《边城落日》《边夜有怀》是典型的例子。然新的变化也开始出现，从陈子昂《落地西还别魏四懍》可以看到，飞蓬的地域特性淡化甚至消失了，季节等时间属性也不再标示，蓬草完全成了诗人人生的表征。初盛唐过渡期的张说《南中别陈七李十》也和陈子昂诗是同样的情形，李白、杜甫接续其后，把蓬意象发展至圆满。李白对被赐金放还，自称“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东武吟》），说别人“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而最著名的则是《送友人》中“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的诗句，脆弱渺小的孤蓬与广阔无垠的万里形成极致对比，将友人分别之后漂泊无依的境遇作了最有力的表达。杜甫相对要更为深沉，也始终以飞蓬自居，天宝四载（745）与李白分别，《赠李白》言“秋来相顾尚飘蓬”，兼指两人，李白《鲁郡东门送杜二甫》也以“飞蓬各自远”回应，可见二人之共识；入蜀途经天水，自称“飘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热”（《铁堂峡》）；直至晚年，仍感“多少残生事，飘零任转蓬”（《客厅》），而回顾一生所历，也说“老去苦飘蓬”（《往在》），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羁旅舟中，依旧有“转蓬忧悄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之叹。李、杜之后，刘长卿可能是最爱飞蓬的诗人了，而且都指向自身，“孤蓬向何处”（《至饶州寻陶十七不在寄赠》）、“余生只是任转蓬”（《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等还只是部分例子，这与其写作程式化有关，但更内在的原因或许是“他对自己生存境遇的关心远胜于身外一切的总和”（蒋寅《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而飞蓬就是他找到的最能体现自己生存境遇的诗歌意象。其余中晚唐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张祜、徐夤等都有诗通过飞蓬来咏叹人生，作为人生之喻的飞蓬写作传统更加牢固了。唐诗这一新变，乃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飞蓬意象中原先需要叙述的季节、地域、形态等已内化于飞蓬本身之内，即意已完全凝聚于象中，作者借象以达意，读者见象而晓意，可以说，至此，飞蓬的意象化才最终完成，后世诗人只是遵循沿用而已。


飞蓬如此微末小物为何会被中古时代的诗人重视，以致视为自我人生的象征，其背后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 曹操因为四处征战，曹植则因皇权争斗，都是特例，没有普遍性，毕竟身为帝王的诗人极少。对于大部分普通文人而言，真正让他们对飞蓬情有独钟的现实是“宦游”生涯。中国古代社会，入仕为官基本是读书人的主要人生选择，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为官职而四处奔走，所以六朝诗人们常为游宦之身慨叹，“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陆机《赠从兄车骑诗》）、“悲哉游宦子，劳此山川路”（颜延之《秋胡行》）、“游宦疲年事，来往厌江滨”（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诗》），唐代南北统一，领土广袤，加之科举和铨选制度的影响，宦游问题更为普遍和突出，有关诗歌更是不绝如缕，“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早已耳熟能详。唐人对此早有观察，贾至就说：“士居乡土，百无一二……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旧唐书·杨绾传》）韩愈则概括为“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送杨巨源少尹序》）。正是因为有宦游的生活现实存在，诗人们才深刻体会到人生的飘零、孤独和寄居外地对家乡的思念，此时，离根而飞的蓬草或许最能代表他们的处境。林庚先生曾言“诗的内容，原是取之于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因此尽管飞蓬不如桃李般美好，但对于宦游的诗人却是最易引起兴发感动的敏感之物，所以才被一再地书写，因为那飞蓬就是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