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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话剧演出史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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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3 15:20: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民国时期话剧演出史的“活化石”


来源:澎湃新闻 赵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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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话剧演出说明书选编》,胡传敏 / 朱联群 / 陈果嘉 编著,学苑出版社,2022年8月版


民国时期话剧演出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话剧史研究领域的空白点,当下诸多有关民国话剧的研究,与其说是关乎话剧演出史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关乎话剧剧本之研究。

剧本是文学层面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几乎不会有大的改变;然而话剧演出则情况迥异,同一剧本,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受众,则演出的情况完全不同。《雷雨》是话剧史上最为知名的剧作之一,研究《雷雨》的学者不计其数,但却鲜有触及演出本体者,几乎全部都是从剧本着手,运用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构。20世纪30年代中期,位于今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第一食品商场的绿宝剧场,便是当年十分有名的通俗话剧的演出场所,绿宝剧场便上演过曹禺先生的《雷雨》,且演剧的实效性甚好,但却从未受到学者应有的关注。究其原因,乃是史料之匮乏。因为话剧演出本身一直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且无法复制。今天的后人已不能亲历昨日的情形,遂使历史时期五彩缤纷的上海话剧舞台,长期淡出研究者的视线。

胡传敏、朱联群、陈果嘉三先生合力编著的《民国上海话剧演出说明书选编》新书,是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话剧文献中较为罕见的一部,对于弥补中国话剧演出史(上海话剧运动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话剧史总体发展的走势)史料之匮乏,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该书以清晰可辨的图片、言简意赅的文字,梳理了自1913-1949年间上海话剧发展的路径,堪称民国时期话剧演出史料之“活化石”,极大地填补了话剧演出史料之空白。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三位编著者,均非话剧史的专家,都在图书馆工作,都是民国时期戏剧文献的高手。胡传敏先生是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退休馆员,朱联群教授是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前任馆长,陈果嘉先生是上海图书馆的馆员。

由于话剧史研究长期借鉴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致使话剧史的研究十分偏重于文本的研究,对于经典的剧作、经典的人物尤为着力,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但话剧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学,除了文本“静态”的一面,尚有演出“动态”的一面,除去经典的作家作品之外,在整个中国话剧运动沿革、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还有哪些剧作、哪些剧人存在?一般的话剧史研究则难以回答。而胡、朱、陈三先生编纂的这本演出说明书,跳出以往既定的话剧史料的窠臼,另辟蹊径,从演出说明书着手,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话剧演出史文献搜集的新途径和研究的新范围。

说明书不同于一般的文本,既非书籍,又非期刊,大都随演出面向观众发售或赠予,故而其留存相较于一般资料而言,便更加珍贵。说明书中相当部分的文献资料,因其特殊的载体,一直未能公行于市,如曹禺先生的《关于“蜕变”二字》、巴金先生的《关于蜕变》等,均是十分珍贵的名家阐述,难得一见。

上海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发祥地,话剧之所以能在上海滥觞、发展,得益于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市场的繁荣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为话剧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和动力,使得中国最初的话剧运动在其发轫之初,便走上了职业化的商演之路,话剧演出说明书之产生便是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应运而生的。为了掌握话剧的演出市场,提升上座率,引导市民大众认识话剧、接受话剧,当年的话剧从业者对于商演演出,可谓尽心尽力。1913年9月6日,有史可考的上海第一场话剧职业化商演,便在位于圆明园路的第二代兰心大剧院举行(不是今天位于茂名南路的兰心剧院),演出的剧社正是该书中所收录的新民新剧社。新民新剧社的领导人郑正秋,号药风,有“新剧中兴”旗手之谓。为了确保首次商演获得成功,在剧院的四周专门安排了提灯的引导者,引导观众有序进入剧院;而在散场之前又安排马车等候,以便疏散观众。为了更好地使观众了解剧情,进一步培养观众观看话剧的兴趣,将观众由戏曲戏园吸引至话剧剧场,当年的剧场经营者精心地制作了演出说明书,以期更好地服务观众。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年话剧演出的情形已不可再现。但透过这些“侥幸”存留下来的演出说明书,可以真实地重现昔日剧场和演出的情形:如1913年9月20日晚上,新民社上演了趣剧《雌老虎》和正剧《谢女泪》。这两场演出的剧情如何?演员为谁?编剧何人?均无史料留存。然《民国上海话剧演出说明书选编》恰好收录了该剧的演出说明书,我们可以获悉参加这次演出的主要演员有郑正秋、王惜花、吴一笑、冯怜侬、黄幼雅、朱双云等人;《雌老虎》一剧由郑正秋编剧,《谢女泪》一剧由朱双云编剧;《雌老虎》是一出家庭情感戏,其剧情大意为“施巧计泼妇收威”,《谢女泪》亦是家庭剧,剧情大意为“恶公婆虐待贤媳妇”。郑正秋不仅是中国早期话剧运动的组织者、经营者,亦是编剧和演员,百余年前的话剧演出不似今日编、导、演各司其职,当年的演出尚无明晰之分工,常常一人兼司多职。据《新剧史》记载,“郑药风,号正秋……癸丑秋七月,首创新民剧社……以回天之力,底于中兴”;朱双云“岁癸丑,郑君正秋倡办新剧,双云多有擘划,新剧之盛,与有力焉”;吴一笑“东方曼倩一流人物,自号老古董,可以知其为人矣”;黄幼雅“春秋仅十五,顾其为剧擅哀感之长,并声容之茂”。

新剧同志会是当年留学日本的春柳社成员在归国后重组的新剧团体,该剧社以尊崇日式演剧风格见长,是中国早期话剧发展史中重要的剧社之一。《说明书汇编》收录有大量的新剧同志会的演出说明书,通过这批说明书,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早年话剧演出分幕的情形。一般的话剧史书都说春柳剧社一直以演出高尚的剧目为特色,然透过这些说明书,我们则可以看到新剧同志会亦有上演《三笑》《错中缘》《生死姻缘》等言情通俗剧,并且说明书中还详细地记载了剧情大意,这对于我们全面认知百余年前上海话剧的演剧市场尤为重要。话剧 的特质,不仅是艺术性和文学性,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性。职业性的商演,直接面对的是市民大众,民众的接受和好恶,直接关系到话剧演出市场。为了能够在上海激烈的话剧商演中站稳立锥之地新剧同志会不得不改弦易辙,上演通俗的剧目,以应潮流。

在有关话剧艺术性和商业性的问题上,传统的话剧史研究者一向以艺术性为重,甚至认为过于追求商业性将会导致对于艺术性的破坏。上海戏剧协社被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爱美剧运”的代表性团体。《说明书选编》一书中收录的戏剧协社《威尼斯商人》的演出特刊,则使我们对之有全新的认知。该社导演应云卫说“戏剧运动的成功一半是靠剧社的努力,一半还是要靠社会的鼓励和赞助”,他在演出特刊中植入了大量的商业广告,涉及杀虫剂、洗涤液、葡萄汁、威士忌酒、福特汽车、沙利文糕点、桂格麦片等20余种商品,以之赞助演出,遂使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的“爱美剧运”又重返职业化演剧,并进而完成了早年新剧向现代话剧转型之历史使命,使我们对“爱美剧运”有更加全面的认知。

《说明书选编》中收录的1935年“上海剧院”的演出说明书,尤为值得关注。上海剧院是由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牵头、爱美剧运倡导者之一的陈大悲具体负责。陈不仅是早年学生演剧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亦是系统介绍西方业余演剧、小剧场的知名学者。由说明书可知,上海剧院演出的《西施》《摩登夫人》等剧的剧情“感要”、演职员和编导演等,特别是《西施》说明书中开列的“乐歌指挥”“舞踊设计”等,尤其值得关注。

30年代是上海话剧运动由业余演剧逐步过渡到职业演剧的阶段,限于史料文献之匮乏,对于业余演剧团体的情形大都不甚了解。《说明书选编》中收录的中职剧社、联群剧社、学余剧社、圣青剧社、大夏基督教学生团、银河剧社、中青剧社、艺林剧社、益友剧团、绿野剧团、夜鹰剧社、华联剧团、银联剧团、互助剧团、保联剧团、华工剧团、职妇剧团、精武剧团等等,对于三十年代上海业余话剧演出市场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史料,弥补了之前研究之空白。

40年代,上海话剧进入全面的繁盛时期,故而《说明书选编》中亦收录了大量的有关40年代话剧演出的说明书。这批40年代话剧演出说明书的整理出版,使得以往话剧史研究者的视线从之前的卡尔登、兰心等少数剧场,转移到天宫、丽华、美华、绿宝等诸多的演剧空间;亦使得研究者从之前关注中旅、上海剧艺社等少数剧社,转而关注美艺、荣伟、中艺、上海艺术剧团、新艺剧团、国华剧社、上海联艺剧社等众多的剧社组织及变迁沿革,为扩大40年代上海话剧史研究的范围,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话剧演出史,又是话剧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点。长期以来,但凡有影响的话剧史著作,对于1945年之后的上海话剧演出史鲜有论述,仅以国民党反动政府高额演出税为由致使话剧萎缩,似乎抗战胜利后上海话剧的衰落是因为高税收所致。《说明书选编》收录了大量的抗战胜利后上海话剧演出的说明书,并称这一时期的上海话剧为“回归常态”之演剧。由书中收录的说明书可知,自1945至1949年间,上海话剧的职业演剧,虽少了以往的热度,但依旧演出不辍,上海市第一青年剧社、胜利剧团、正风职业剧团、新美艺剧社、上海实验剧社、新中华演剧社、观众戏剧演出公司等团体依然不绝如缕。

对于中国话剧运动的评价,一直以来都是坚持艺术至上的原则,对于非经典作家的非经典剧作长期漠视,从而形成了春柳社、甲寅中兴、五四新文化和爱美剧运、左翼戏剧、抗战戏剧这一条发展主线,对于长期活跃于非主流剧场的演剧运动则视而不见。《说明书选编》依据掌握的一手珍贵文献,提出了“海派话剧的另一翼”之新观点,即中国话剧运动发展的第二条暗线——通俗话剧。

通俗话剧演剧的最大特色有二,一是廉价,一是易懂。早在新剧同志会时期,春柳剧场的演剧就以过于强调日式的演剧风格而被视为“曲高和寡”之剧社,不为市民社会所看好。话剧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参与,当演剧的内容符合普通民众的审美则大受欢迎,一旦剧情超越了百姓的认知、理解则为市民大众所漠视。因此职业剧社为了维持市场,吸引观众,便大量上演浅显易懂的剧目,如大世界的导社、新新花园的钟社、大中华饭店的大中华话剧社、新世界的红宝剧场、新新公司的绿宝剧场等,长期活跃于上海市民社会之中,存世的时间有的甚至长达十数年之久。但因演剧的方式及内容与主流话剧格格不入,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甚至沦为批判的对象。事实上通俗话剧因其廉价易懂,一直广为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和女性观众)所欢迎,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标签。为了保持通俗话剧的“通俗性”,通俗话剧的经营者十分重视从传统戏曲、民间曲艺中汲取养分,把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曲艺内容改编为话剧,搬上话剧舞台,收到了良好的演出实效。与之同时,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和自身的发展,通俗话剧大量借鉴了现代话剧的排演机制和相关理论,亦使自己凤凰涅槃,华丽转身,跻身于现代话剧潮流之中。1938年几乎与上海剧艺社同时期成立的上海绿宝剧场,在纷繁动荡的时局中显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上海全面沦陷后,上海剧艺社随之瓦解,而绿宝剧场则一直持续至1944年底因新新公司改造场地而停止。

通俗话剧与现代话剧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30年代后,现代话剧日臻成熟,全面进入商演,而汲取现代话剧先进理论之通俗话剧则不为现代话剧从业者所认可,故而通俗话剧一直游离于话剧研究范畴之外。现代话剧的从业者大都有留洋的背景或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如黄佐临、李健吾、曹禺等;而通俗话剧的从业者大都没有海外求学的经历,甚至亦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如朱双云、董天民、陈秋风等。由于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对于话剧的不同理解,现代话剧的从业者更多的是关注话剧的艺术性、文学性,且进入职业演剧之前,他们都有各自稳固的职业,而通俗话剧的从业者以演剧为生,他们更加关注演剧的市场效应和上座率,更加关注市民社会的观剧感受,从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话剧理念和经营方式。而话剧研究的话语权一直以来都是掌握在现代话剧从业者手上,他们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强大的研究能力,遂使话剧研究的舆论一边倒,而通俗话剧的从业者他们只关注上座率而忽略话语权的掌控,导致话剧史的研究长期以现代话剧为宗,而通俗话剧的研究则备受冷落。通俗话剧虽不为人所重,但却并不能抹杀它在中国话剧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三四十年代兴起的滑稽戏、新兴的越剧、广播剧等,都与通俗话剧有密切的关联。也正因为此,欧阳予倩在1959年重新修订其自传《自我演戏以来》时,专门加入了“通俗话剧”一段文字,亦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对于通俗话剧的一种肯定吧。《说明书选编》专门列出章节,搜集通俗话剧的演出说明书,可见编著者对于话剧演出史料之慧眼独具。

话剧史文献的搜集本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诚如书中胡先生所说,一没有经费,二没有项目,全凭平素的日积月累,以积沙成塔。然而,正是这种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治学态度,方才有使这部印制精美、内容宏富的《民国上海话剧演出说明书选编》得以问世,不仅为话剧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弹药”,亦为话剧史研究新领域的拓展,提供了契机。该书是近十余年间难得一见的话剧图文资料集,值得学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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