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识”大作家之“小”、小作家之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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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识”大作家之“小”、小作家之不“小”


来源：解放日报　　陈子善　　


编者按：“我试图‘识’大作家之‘小’，识小作家之不‘小’，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并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所谓以‘小’见‘大’是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如是解释自己的新著——学术随笔集《识小录》。该著论题丰富，既有对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的析述，亦不乏对文人交谊、签名本、手稿、信件等内容的钩沉考订。爬梳故纸，探幽发微，考索精详，还文学史以其本来面目，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本。本文内容摘自书中，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票如其人，藏书票里的故事


票如其人。一张藏书票包含如许内容，思想、情操、追求，令人神驰，堪可玩味


追溯中国现代作家与藏书票的关系，是件有趣的事。


最早使用藏书票的中国作家是戏剧家宋春舫。宋春舫创作话剧，也收藏中外剧本。他以法国戏剧大师高乃依（Corneille）、莫里哀（Molière）和拉辛（Racine）名前缀音节组成的褐木庐（Cormora）藏书票，开中国作家藏书票图案中西结合的先河。


宋春舫使用褐木庐藏书票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外界并不知晓。中国读者领略从西方传入的藏书票这种“纸上宝石”的风采，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初。1933年12月，施蛰存主编的上海《现代》第4卷第2期发表了散文家叶灵凤的《藏书票之话》，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讨论藏书票的重要文献，正如叶灵凤在文末所指出的：“关于藏书票的介绍，这大约是第一篇文字。”此文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和“余话”四个部分，叶灵凤强调：“藏书票的本身，正和印章的镌刻一样，另有着它自身的艺术上的趣味。”


同期《现代》刊登了叶灵凤提供的英、法、德、美、日各国的各种藏书票，使当时的读者大开眼界。还刊登了叶灵凤自己制作的一款凤凰藏书票，藏书票上的名字是“灵凤藏书L.F.Yen”。他后来在《藏书票与我》（载于1962年9月13日香港《新晚报》）中这样回忆：“至于我自己，确是设计过一张藏书票，采用的是汉砖上的图案，是一只凤，我将它加工，变得更繁复一点，又采用汉碑上的一些碑阴花纹作边框。红字黑花，印了几千张。试贴了几本书……”


然而，《现代》何以突然发表叶灵凤的《藏书票之话》？谜底直到82年之后才揭晓。去年作家傅彦长（1891—1961）的日记被陆续公开，1933年8月9日日记云：“在叶灵凤寓所，阅Ex Libris，同在一室者有巴金、林微音、施蛰存、杜衡。”（《傅彦长日记》整理者张伟提供）


Ex Libris是拉丁文“藏书”之意，后成为藏书票的通用标志。这真是一段十分难得的记载。从中得知，那天巴金、林微音、施蛰存、杜衡和傅彦长五位作家到叶灵凤寓所观赏他收藏的各国藏书票。巴、林、杜、傅的观后感不得而知，至少施蛰存对藏书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定因此向叶灵凤约稿，4个月后，《现代》上就出现了这篇《藏书票之话》。


施蛰存也成了藏书票爱好者，开始设计自己的藏书票。目前所能见到的施蛰存藏书票有三种：一种是“EX LIBRIS C.Z.SZE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1948”，图案是西方常见的纹饰与书本，古色古香；另两种是他晚年使用的“施蛰存藏书”和“北山楼藏书”藏书票，图案均借用美国版画家肯特的不同的力士与树图，前者又分为红色和黑色两款，颇为别致。


还有一款曹辛之的“蛇与书与笔”藏书票也很有名，四川版画家陈世五20世纪80年代初设计。曹辛之生肖蛇，是诗人、书籍装帧家和篆刻家。于是陈世五匠心独运，藏书票的图案由蛇、书、钢笔、画笔等组成，构图巧妙而自然，又与票主的身份完全契合，堪称作家藏书票中的上乘之作，难怪曹辛之特别喜爱。


日前得到一册1978年柏林出版的德文本《蒙古人民神话》，内容姑且不论，令人惊喜的是书中粘贴了两款藏书票。一为封二所粘，钤有“赵瑞蕻藏书”阳文印并与夜幕下的星星和小天使组成图案的藏书票，另一为前环衬所粘，钤有“赵瑞蕻藏书印”阴文印并与飞翔的海鸥、在海边歌唱的诗人和票主侧面像组成图案的藏书票。原来这是诗人、翻译家赵瑞蕻的藏书票。以前只见过后者，没想到票主会在同一本书上使用两款中西结合而又内容迥异的藏书票，还是出版家范用说得好：“票如其人。一张藏书票包含如许内容，思想、情操、追求，令人神驰，堪可玩味。”


初见鲁迅，巴金印象深刻


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


鲁迅与巴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两位大家，20世纪30年代同时驰骋海上新文坛，他们见过面吗？如见过，又见了几次？这是个有趣和值得探究的问题。


鲁迅日记明确记载巴金只有五次，即1934年10月6日、1935年9月25日、1936年2月4日和8日及4月26日，实在不算多。而且，这五次记载中，后四次都是巴金托黄源转赠著译或寄送稿件，两人见面仅1934年10月6日这一次，该日鲁迅日记云：“夜公饯巴金于南京路饭店，与保宗同去，全席八人。”


这是巴金名字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这次见到鲁迅，巴金的印象特别深刻。1956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巴金发表了《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中两处写到与鲁迅的见面：


“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先生外，还有茅盾先生、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正在和他讲话，饭馆的白布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唆，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


“一九三四年我去日本之前，十月初文学社的几个朋友给我饯行，在南京饭店订了一个房间，菜是由餐厅送上来的。鲁迅先生那天也来了。他好像很高兴。”


从巴金的回忆可知，1934年10月6日这次聚宴是文学社为巴金即将赴日饯行，也就是鲁迅日记中所谓的“公饯”。文学社出版《文学》月刊，当时实际主编是傅东华，编辑黄源。所以，参加聚宴的“八人”，文学社同人鲁迅、茅盾（保宗）、叶圣陶和傅东华、黄源，加上巴金，这六位完全可以肯定。另两位恐已难以查考了。


除此之外，巴金回忆还与鲁迅见过数次面，每次都非简单应酬。第一面是：“第二年秋天我从日本回来，有一天黄源同志为了‘译文丛书’的事情在‘南京饭店’请客，鲁迅先生和许景宋夫人都来了。他瘦了些，可是精神很好。他因为‘译文丛书’和他翻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就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感到高兴……那个时候我正计划编辑‘文学丛刊’第一集，我对他说：‘周先生，编一个集子给我吧。’他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这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小说集子：历史短篇集《故事新编》。”


“第二年秋天”是1935年秋。查鲁迅1935年9月15日日记，果然有“河清邀在南京饭店夜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的记载，时间上完全吻合。这次聚宴十分重要。当时黄源（河清）协助鲁迅编辑“译文丛书”，而巴金和吴朗西合作，刚刚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计划出版“文学丛刊”。正是在此次晚宴上，巴金得到了鲁迅的全力支持，鲁迅决定把“译文丛书”和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均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故事新编》列为“文学丛刊”第一集第二种。而参加此次聚宴的“十人”，黄源在《鲁迅书简追忆》（1980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中也已有详细的回忆：“九月十五日傍晚，我先到鲁迅先生家里，同鲁迅先生、许先生、海婴一起到南京饭店夜饭，同席共十人。即译文社四人：鲁迅、茅盾、黎烈文和我。文化生活出版社两人：巴金、吴朗西。还有四位客人：除许先生和海婴外，鲁迅先生邀了胡风，因有话和他谈；我邀了傅东华，他是《文学》主编，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这次是我以译文社名义做东，也请了他。”


巴金在《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中还回忆，在1935年9月15日黄源宴请席上与鲁迅见面之后，又有一次见面：“几个月后，我在一个宴会上又向鲁迅先生要稿，我说我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些时候他就托黄源同志带了口信来，告诉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记》。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陆续写了些文章。听说他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起，已经在作编《夜记》的准备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断了他的工作。他在十月十七日下午还去访问过日本同志鹿地亘，十九日早晨就在寓所内逝世了。收在‘文学丛刊’第四集中的《夜记》还是许景宋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替他编成的一个集子。”


这次见面的具体时间能否查考出来？答案也是肯定的。“几个月后”，虽然可以三四个月，也可以五六个月，但查鲁迅日记1936年2月9日有“晚河清邀饭于宴宾楼，同席九人”的记载。更重要的是，黄源也留下了回忆，明确告诉我们，这晚是“邀请译文社同人和其他友人在宴宾楼夜饭，共同商定《译文》复刊事”，同席的“九人”是“鲁迅、茅盾、黎烈文、巴金、吴朗西、黄源、胡风、萧军、萧红”（《鲁迅书简追忆》）。巴金的名字正好在内，这当然不会是巧合。后来发表的巴金1976年3月25日致王仰晨的信中也提及这次见面（《巴金书简——致王仰晨》，1997年12月文汇出版社版）。因此，这次见面时间是1936年2月9日应可确定。


正是在这次见面时，巴金又有了新收获，鲁迅答应为“文学丛刊”提供第二本书稿《夜记》，书名鲁迅自定，书中将收入《半夏小集》等四篇散文也是鲁迅自己选定。可惜他3月2日去溧阳路藏书室检书时受寒患病，以后病情时好时坏，直至10月19日去世。


《夜记》成了鲁迅生前拟编而最终未能编成的一本书。后来于1937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夜记》是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代为编辑的，她在《夜记》编后记中有明确的交代。


认为鲁迅只见过巴金一面就错了


鲁迅与巴金见面应该不止这五次，但这五次是确切无误的，而且均非普通的应酬，都具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影响到现代文学史的书写


除了上述三次，根据现有史料，鲁迅与巴金至少还有两次见面。一次是1934年10月30日，当日鲁迅日记云：“吴朗西邀饮于梁园，晚与仲方同去，合席十人。”这次宴席应该是吴朗西为巴金赴日饯行，鲁迅与茅盾（仲方）当时都是吴朗西编辑《漫画生活》杂志的约稿对象，所以都受邀参加。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1989年10月四川文艺出版社版）已有记载。另一次则是1936年5月3日，当日鲁迅日记云：“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这是译文社为《译文》复刊而举行的上海文学界同仁宴会，规模较大。巴金本人在1976年3月24日致王仰晨信中确认了这次见面（参见《巴金书简——致王仰晨》）。唐、张编《巴金年谱》也记载，巴金在这次宴席上把刚到上海不久的《大公报·文艺》主编萧乾介绍给鲁迅。这大概也是鲁迅与巴金的最后一次见面。


鲁迅与巴金见面应该不止这五次，但这五次是确切无误的，而且均非普通的应酬，都具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影响到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如鲁迅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的诞生正是由于巴金的约稿，如鲁迅的最后一部散文集《夜记》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编定的，如《译文》杂志的复刊巴金也是参与者之一等，由此也可见鲁迅对巴金的欣赏和信任。鲁迅后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称“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也就更可以理解了。如果我们只根据鲁迅日记的明确记载，认为鲁迅只见过巴金一面，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