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而去》出版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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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而去》出版随想
　
来源：文艺报　　徐运祥


新书《随风而去》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承蒙宋辰辰编辑厚爱，让我说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什么激励自己拿起笔来，历经数年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宋老师的一席话，让很多思绪一下就“万千”了起来。有人说，写小说实际上是“有话要说”，人的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就会不吐不快。此时往事像不守秩序的一群人，蜂拥到了我的脑袋里，形成了大塞车，一时不知道如何疏通了。究竟是什么让我停下手里的事情，构思起一部小说的呢？动力是什么呢？这还要从我的生活经历说起。


从学校毕业出来工作以后，因公常常去欧洲国家出差。看到西方国家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人们住的是小别墅，连奶牛的日子都过得安逸，心里既羡慕又不理解。为啥人家就能买起车买起房，不用刨地种粮食就能有吃有喝？为啥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嘴里还要背诵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回到家里端起饭碗，嘴里还要嘟囔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出国回来，到了北京，冒着严寒在出国人员服务商店门外排队，目的是用外汇券买上一件进口的家用电器。你一定会问，哪里来的钱？为何你出一趟国就能买件进口商品？老实说，钱是用出国前买的方便面换来的。现在也许很多人不信，但是那个时候出国的人，在海外吃的都是自己带出国的方便面，节约下来的珍贵费用来买进口电器。


现在想起来，40年前自己这种阵阵泛酸的心情其实可以理解。这是经历了十年动乱、即将步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国人对西方国家“羡慕嫉妒恨”的一种真实写照，放更远一点来说，则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造成了国人这种近于“崇洋媚外”的心理。回看近代史，西方国家靠着掠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财富过上了富足生活，这种富足本身就是一部烧杀抢掠的血腥资本发家史，而我们国人足足用了半个世纪来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寻求独立和解放，再用半个世纪改变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落后面貌，追赶西方直到呈现出欣欣向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盛世气象，这恰恰说明，如今中国人的“四个自信”是经历了73年的千辛万苦、付出了巨大代价、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才形成的，这也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


追忆往事，记得有一年冬天，我所在的城市来了位思乡心切的英国老华侨，由于是第二代，普通话能听一点儿，但是不会讲，于是就抽调我去做翻译，我陪着老人回到了他的家乡。老人一路走一路看，目不暇接，感慨万千，流了不少泪，叹了不少气。一周时间很快就要过去，老人到了离开的时候，临走前他说，他一辈子的相思梦被一双鞋给治好了。我问起缘由，老人犹豫半天说出了实情。原来他在乡下的一位远房亲戚找到他，说用脚上的布鞋换他脚上的皮鞋。那一刻，不知道老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反正我听得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当晚我拿出笔来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将一个青年人期盼能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决心写满了两页纸。


第二年盛夏，从德国来了一位工程师。我从北京首都机场接到客人，一路南下，旅途中他望着远处冒黑烟的发电厂说可以估算出日发电能力是多少、每天需要多少煤炭、需要多少火车皮来运煤等等，我佩服之余也想问问德国类似的情况。他的回答让我沉默了下来，他说从外表看其他都差不多，就是德国的烟筒没有冒黑烟，而中国的烟筒还冒着黑烟。后来我去全国各地，都要看看远处的烟筒冒的是什么颜色的烟。现在我可以告诉那位德国人，我们国家的烟筒冒的是白色的水蒸气，黑烟的时代没有了，都过去了。以前到西安，要换乘绿皮火车，在宝成线上再跑12个小时，如果顺利的话，头天晚上坐上车，第二天傍晚才能到达。如果出现塌方，火车停运，那时间就不好说了。现在，让李白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地方已经通了高铁，原来12小时的路程缩短到了1小时，国人可以坐在舒适的高铁上来感叹李白那个年代的痛苦。


回过头来再回忆当时的我，从国外回到单位，看看新闻，不管是当地报纸还是广播电台，报道的都是祖国南方改革开放的变化，在这种氛围里，哪个热血男儿会无动于衷？我就是天天都被改革开放的节奏鼓噪着、折磨着，对于媒体所报道的“特区每天都是新的”不能理解。新在哪里？是像欧洲的环境那样优美宁静，还是像西方人表面上的“彬彬有礼”？


母亲曾说过：“宁往南走一千，不向北挪一砖！”这虽然指的是南北生活环境的不同，可在当时犹豫不决的情况下，这句话对我来说显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鼓舞作用。直到今天提起母亲的话，心里还会感慨：人活百岁，还是有个妈好！


当浮云掠过，浑身上下因南下打拼而遍体鳞伤的时候，却老是思考着回家的路。有时候怀疑人类是不是具有动物迁徙的某种本性，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想着回家的路。突然有一天看到弗洛伊德对“自我”的定义：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遵循现实原则，在“超我”的约束下，以合理方式满足个人需求。于是我放弃左手倒右手的生意，回到原点，兴办实体企业，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可以。


生意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想着要做自己的企业。我认为有企业才有根，过去有志之士提倡“实业兴邦”，也就是要建立自己的企业。有没有自己的企业，完全不一样。做贸易和做实体也是天壤之别，做贸易，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金额不限，而做实体是组织一大批人去做一件事。经过多年运作，工厂运作上了正轨，可这个时候，旁边有家工厂却出了问题，我心里产生了很多疑问，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由于是兄弟厂家，对方领导找我，希望我能够将其收购。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挑战，收购完成后，我才知道麻烦才刚刚开始。有朋友说，让我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以后写本书，都可以用上，我心底为之一颤，对呀！每一本书都是由这些普通的人和这些普通的故事组成的呀。从那个时候，每当夜深人静，那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就在我脑海里不停地重现，我想这也是一种需要抒发的情感，而这种需要抒发的情感不是只有做企业后才有，我觉得这种情绪在我心里形成“堰塞湖”的时间，要追溯得很远很远。


那一年深秋，西安下起濛濛细雨，昨天还穿的是短袖，今天已经变为外套加打底衫。姐姐在厨房里为我这个多年不归的弟弟炒着从秦岭峪口里捡回来的板栗，一铲子轻、一铲子重地翻腾着，板栗的香味儿似乎让我脑子里的大塞车得到了疏通。


低头，从地上捡起一个没有脱壳的板栗，从外表皮爆开的缝隙中隐约可以看到里面褐色的板栗果，针状的绒毛始终保护着里面的种子。姐姐见我愣在桌前沉思，以为哪里照顾不周，赶紧捡了一颗滚烫的板栗，从厨房跑到客厅，一边用嘴吹着一边褪去发黑的皮，将果肉塞到了我的嘴里。我一边品着美味，想着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事，一边写着我的小说……


“那一年，西安下着同样的雨，一下就是好几天，记得也是板栗飘香的季节，虽然没有吃到过板栗，可在路边的垃圾里会发现这种带刺的果壳，果壳裂开的口子像吃过板栗的人微笑时的嘴，因为幸福的时候嘴一般都是张开的。雁祥，你正在给弟弟小虎煮高粱米稀饭，外面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进来报丧，说父亲车祸了。他不由分说一手拉起你、一手拉起小虎往外走的时候，你该说一句：‘能不能让弟弟吃一碗饭再走？他饿！他蹲在地上等了好久了！’可是，雁祥你懦弱了。你没有敢说这句话，弟弟是饿着走的。你听到父亲出了车祸，心里没有悲痛，没有丝毫的悲痛，你咋就这么心硬，你就这么不孝不仁？后来你反思过自己，你后悔过，你甚至于每当想起这段往事都会流下眼泪，虽然你到了父亲的那个年龄，理解了父亲不易，可你是不孝的。虽然在你回到西安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提起父亲，可就是没有提起母亲时那么自然，那么喜形于色。你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从小就计划要写一本书献给父亲，连书名都起好了，你写了吗？那本你取名为《一滴水旅行记》的书是这本《随风而去》吗？肯定不是，你没有动笔，你失信于自己了。你有千百条理由说为什么，可是你没有做，你没有写！”


姐姐端上刚刚出锅的板栗，一大碗放到了我的面前，催促我赶紧吃。我剥了一个放到嘴里，感觉没有姐姐给我剥的那个香甜。姐姐似乎也看出来我口中的味道不一样，动手给我剥起了另一个栗子。天冷手僵，板栗死烫，姐姐给我一口气剥了五六个，由于板栗太烫，板栗皮掉下的同时，板栗的肉已经进入了我的嘴里。姐姐直接省掉了在我手中再倒一把的过程。我想英语里From hand to mouth（现挣现吃）一词的发明，一定是因为吃板栗才想到的！


这是我情绪积压到顶级时开始的忏悔，是对父亲的，同时也是《随风而去》的一部分。如果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也许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因为我不想让很多事真的随风而去，刮得无影无踪。


俗话讲，“痛苦来自比较之中”。同样的，“幸福也来自比较之中”。原来让自己感觉痛苦的事成了过眼云烟，比如突然发现自己在海外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想购买海外生产的电器产品，回国前也不再想着要买什么东西了，因为我们什么都可以在国内买到。想到这些，幸福感油然而生。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拥有世界上39个工业大类、191个工业中类和525个工业小类，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当年换鞋的地方已经是这些工业门类中的一分子了，当年换鞋的孩子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企业。


经历过许多事情，后来渐渐明白过来，证明自己可不可以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有没有比昨天更加努力。夜深人静，月光如水，抖擞精神后竟然发现，一路走来，除了有许多故事留给自己外，还有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无限希望，以及留给后辈们思考的问题：应不应该或值不值得复制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毕竟青年人那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承诺底气，是需要脚踏实地、不断坚持奋斗才能够兑现的。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故事，都是我在特区拼搏了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这些经历正好和国家改革开放中重要的阶段相吻合，这真是一种缘分。你一定会发现，主人公雁祥一路走来的脚印有一只正好和你的大小一样，雁祥的故事你也正好经历过。谨著此书，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