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使用得比较多的另外一个范本,是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教授贺凯(Charles O. Hucker)的《中华帝国的过去》(China’s Imperial 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这书1975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经常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用作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我把本书的导言读得滚瓜烂熟,几乎每一句话都反复揣摩。就这样,我慢慢对英文学术写作有了一些感觉。
《中华帝国的过去》对中国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独到的分析框架。他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形成时代(Formative Age),从史前到公元前206年;早期帝国(Early Empire),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960年;晚期帝国(Late Empire),从960年到1850年。也就是说,他把汉代和宋代作为标志,把中国古代分为了三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按通史(General History)、政府(Government)、社会与经济(Society and Economy)、思想(Thoughts)、文学和艺术(Literature and Art)五个方面进行论述,这样就完全打破了过去按朝代划分的中国通史的写作,对于一般的读者把握整体历史演进,是非常有帮助的。很高兴看到,他的这本书最近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
例如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就有相当对立的评价,有的看到的是现在西方历史学面临的困境,主张历史的客观性,推崇德国史学大师奥波特·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主张的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对那种认为客观历史材料根本不存在,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脱离“主观”或自我意识的史学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我便直接到了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任教。在那里,花了12年,从助教授、副教授升到正教授,这期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专著,即《街头文化》(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和《茶馆》(The Teahouse)。而这两本书的写作,后面有一系列阅读的理论和方法支撑,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笔记》(Prison Notebooks)、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古哈(Ranajit Guha)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德·塞托(Michel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等等。
但是最系统的阅读,还是西方关于微观历史的写作。在霍普金斯写博士论文期间,罗威廉教授推荐我阅读了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这是我读的第一部微观史的著作。对这本书我有专文介绍(见本书第三部分,第一篇),这里就不重复了。接着阅读了其他微观历史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 《蒙塔尤》,这本书利用1318年到1325年间宗教裁判所档案,研究的是14世纪法国一个山村的日常生活,探讨这个小山村的环境、家和家庭、心态、举止、婚姻、性行为、儿童、死亡、日常聊天、社会结构、小酒店、巫术、教士、犯罪、民俗等等。
这里多说几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因为我经常在所讲授的新文化史课堂上用作必读书。本书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研究在资料利用和解读上的经典之作。达恩顿从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侧面讨论法国社会和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手工工匠的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的通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