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写作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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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写作自叙


来源：文艺报　　魏思孝　　


2007年，大专毕业后，我在老家的图书公司当教辅书的编校。几年后，又在一所美容整形医院当文案。这是我至今所有的工作经历，不足半年。不论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自由写作者的日子持续了十余年，早已经模糊了边界。文学和写作成为我的日常生活。中间，我有几次想放弃写作，不论是写得不够好，还是缺乏外界的认可。机缘巧合，2010年小说获奖，之后签订了第一本书的出版合同。2016年，山东省淄博市签约作家制度，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这些，都让我在心生放弃之际又坚持了下来。几年间，我陆续出版了八本小说，既有学徒期间的青春写作，也有《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嘘，听你说》《兄弟，我们就要发财了》的青年焦虑写作。加上这几年完成的乡村三部曲，过去十余年，自认经历了这三个写作阶段。


起初促使我写作的，并不仅是对文学的热爱，热爱者太多，而能坚持下来的主因，是写作让我的人生有了一种寄托，让我避免走入歧途，同时抵御世俗的挤压。有一年，我参加区县的一个活动，中途和一个老哥出来聊天。他50岁左右的年纪，在化工厂上班，家里也有地，闲时会写点小文章，所谓弘扬真善美。我说，文学不只是这样的。他说，但我相信这些。看到他辛劳的面容，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苦难和磨砺是不少的，于是我没再多说些什么，只要相信，就选择去写吧。此后，这么多年，我总是经常想起他。显然，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种可能。若是我不读书，高中毕业后，会像同龄人那样进工厂。或是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心仪的工作，最后也只能去附近的工厂上班，闲时写作。即便是前些年，当我生活拮据难耐时，进工厂也是我唯一的出路。业余写作，养家糊口，我不能说自己真能坚持写下去。


十余年，写作成为记录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对生活的感悟融入到小说中——


2012年春天，结束了在美容整形医院两个月的工作时，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写作。辞职后的第一天，我用半天写完短篇小说《没有换气扇的房间》。这一年我大致写了三四十个短篇。尝试写作四五年后，第一次感觉打开了自己，不说才思泉涌，至少有止不住去表达的欲望。夏天，我在村里老宅的卧室，坐在马扎上，对着电脑，到凌晨三点多，写完《和它的美国亲戚一样》。半夜，村里有狗在叫。我躺在床上兴奋难耐，不停幻想，在村边的储油罐爆炸，瞬间死去，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2014年，女儿出生，我们住在村里，这一年，我写了十来个短篇。八月份，我在成都，听张羞说起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回来后据此写了短篇《信任》，讲述“我”去车里拿尿不湿，被一个人劫持，充当司机，去为他妹妹报仇。这年，妻子怀孕期间一直担忧胎儿是否健康，这种长达几个月的担忧情绪，在女儿健康出生后，呈现在《有李燕的家属吗》里。


2015年，我总是骑着电动车去镇上的邮局，问有没有稿费单。有的时候不多，总是说没有。灰头土脸回去，一路上，都觉得自己这样子不是个办法。找份工作还是继续写作，这个选择又摆在面前。冬天，我写了短篇《时运不济》。其中有一个场景，晚上我在银行门口，看到一个身影，视线不好，背影很像死去的父亲。


2017年，过了30岁，几乎一整年，我都在焦虑未来要写什么，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过去关注的“青年焦虑”这些东西，显然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我对未来的写作充满了担忧。据此写了短篇《卫华邦》，结尾写道：“这天晚上，遵照这几年来的生活作息，卫华邦准时在凌晨三点醒来，他躺在床上进行了以上的思考，做出了一个决定，天亮之后要清洗掉作家这个身份。这个决定，让他欣喜不已。如果你们对卫华邦的未来感到好奇，在这里我可以透露一点。后来，他再也没有失眠过，尽管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却再也不会下手写点什么。卫华邦走出家门，干过许多营生，多是你走在街上能遇到的，比如交通协管员、停车场收费员等，他变得乐于和人沟通，整个人也开朗了起来。”


2018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我送女儿去学舞蹈。回到车里，我拿出手机，在记事本上，写完《余事勿取》中“卫学金”这一章的结尾，“卫学金终于意识到，他的一生就是逐渐被抛弃的过程，中间他曾想过跟紧这个时代，就像他最身强力壮的年龄是个骡夫一样，不远处车流不息的公路上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写完后，我下车抽烟。以父亲为原型的“卫学金”在小说中的死亡，让我七年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父亲的死亡。


2019年，8月，我在东营的郊区参加活动，当时我正在写乡村人物系列的《刘亦农》，我请假留在房间里，外面是已经烂尾的乡村小别墅，杂草丛生。“刘亦农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经年累月的农活，让他们弓腰驼背，皮肤黝黑，裸露在外的肌肤随处可见逐渐加深的皱纹以及不断冒出来的老年斑。一些常见的慢性病正在侵蚀着他们的身体，床头柜上摆满着各式大小的药瓶，降压、止疼、化瘀。布洛芬是他们每天必吃的。入秋后，刘亦农会陷入长达半年的咳嗽，夜晚的喘息声让老伴和他分屋睡。朱如珍身上的几处关节长了骨刺，疼痛让她总是心情不佳。”这一段话，前后琢磨了很久。写作让我感觉越来越困难。


2020年，春节后，我在村里，夜里躺在床上，盖着棉被，电脑放在腿上，开始写《王能好》。疫情发生，被隔离在村里，白天和发小打牌，去村边的铁路上散步。有天晚上，犹如神助，一口气写了两千多字，虽然在第二稿时大失所望，但那种多年没有的感觉，又回来了。


2021年，春天，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住在616房间。三个月里，写《沈颖与陈子凯》。作为一次新的尝试，进展困难，每天几百字。写完一天的定量，去同学的房间喝茶谈天，有时也念一下自己在写的东西。这样的集体生活对于我这种散漫的人来说，十多年没有体会了。


2020年完成《王能好》后，我写完两个小长篇。《沈颖与陈子凯》立足于女性的感情生活。《土广寸木》偏非虚构，以一年12个月为记，通过一对母子的视角，描绘一座村庄的日常生活。在这两本小集的间隙，我又写了十余个短篇小说，重回到“我”，描绘过往生活中那些友人的身影。这种笔耕不辍的创作其实包含着风险，一来，我的确正处在35岁左右的所谓盛年，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为生计考量下不断去写的因素。很多时候，这样的写作不够严谨，缺乏停顿，尽管每一篇小说都试图写好，但从产出上，写作也容易步入窠臼。可以预见，这会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在写作上的一种形态和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