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人生——记我的导师严绍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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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人生——记我的导师严绍璗先生


来源：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微信公众号）　　周阅　　

严绍璗（1940—2022）


2022年8月6日中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原所长(1998-2014)严绍璗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82岁。


严绍璗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获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2015年获首届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





金玉人生——记我的导师严绍璗先生


周阅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我与严绍璗老师的直接缘分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前，严师只是父亲在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同事；此后，严师成为我一生学术的导师。


1989年年底，我们即将毕业的本科生被通知不能考研，但我有幸获得了文学专业三个研究生推荐名额中的一个。在选择专业方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中国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是1985年教育部直接发文建立的我国最早的培养比较文学高级学术研究人才的实体性学术机构，我去向创始所长乐黛云老师表达了愿望。乐老师的回答却让我心里一沉：“现在比较文学的其他专业方向都有其他学校正式参加考试的学生报考了，只中日方向缺人，如果你想学比较文学的话，就做这个方向吧。条件是必须通过研究生一外日语考试，同时必须学习日本文学、文化、历史的相关课程。”而我在本科阶段，对日本相关知识的接触为零！当时，作为通识课的外国文学以欧美文学为主，极少涉及的亚洲文学也是印度文学，作为国别文学的专门课程只有俄苏文学，语言方面更是连日语五十音图都不认识。这样的零基础使我完全没有信心选择中日比较文学作为今后的学习方向。我头脑发懵，对乐老师说：“让我想一想，三天内给您答复。”经过一番挣扎式的纠结，第三天，我又去找乐老师，说我还是不想放弃比较文学。于是，我成为了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届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就在我去找乐老师表达求学愿望的时候，严师刚刚被乐老师从中文系的古文献专业“挖”到比较文学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位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方向招收硕士的导师，后来也是国内第一位在这一方向招收博士的导师。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完整体系的独立学科。其标志是：在大学建立起了系统化的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机制；出版了与国际学界接轨的体系性的学术研究论著；形成了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学术期刊；出现了国内外学界认可的学术领军人物。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领域，严师无疑是国内外同行学界认可的一位杰出学者。在中国比较文学形成独立体系的上述四个标志性方面，无一例外地都有严师的积极参与和重大贡献。


总体来讲，严师的学术研究包括两大体系——以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以日本中国学为中心的海外汉学[1]研究，二者密切相关、互相促进。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严师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比较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即“以原典实证为基础的文学与文化的发生学研究”。这一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在以往“比较文学原理”或“比较文学概论”之类的经典教科书中都不曾论述过，它是严师的独创。这一独创性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绝非凭空幻想出来，而是严师在自己的实际研究中经过长年的艰辛钻研和反复摸索而逐步获得的。


严师着力倡导的比较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包含三个部分：第一，在多层面的“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第二，深层把握文学与文化传递中的“不正确理解”的形态；第三，解析文学与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中间媒体”并揭示“文学的变异体”本质。


严师近四十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不但系统地揭示了东亚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联系及各自的民族特征，阐明了形成各种复杂联系的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提升，建构了关于理解文学与文化“变异体”本质并探明其生成过程及传播路径的、具有高度学理性的“发生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把对东亚文学与文化的“双边关系”的研究发展到了“文化语境”的层面，把对比两种或几种文学样式之相同与相异性的肤浅研究提升到了探究异文化互融的高度，把以往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推进到了文学与文化的内部，并且打破了民族文学、国别文学研究的禁锢，以切实的探索和实践真正把比较文学做到了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去，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开辟了比较文学的新天地。[2]严师在总结自己的比较文学学术活动时强调，他“希望经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在‘发生学’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日本文明史（包括文化史），最终能够在更加接近事实的意义上，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重写日本文学史（或文化史）’。”[3]“发生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演示模式在比较文学的一般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成为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极具学术价值的重要成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严师的“发生学”理论建构，完全是建立在以原典为根本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严师一向反对空谈理论，从不发表没有文本解析和实证根基的空泛的理论文章。事实上，严师始终坚持并极力倡导的“原典实证的方法论”，不仅是对比较文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贡献。


“所谓‘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依靠‘实证’和‘原典’来求得结论的‘确证性’。”[4]严师将原典性的实证研究作为双边与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作为一个可操作的系统分为五个层面：第一，尊重学术研究史；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第三，原典材料的确证性；第四，实证材料的二重性与多重性；第五，研究者健全的文化经验。


严师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而此前十年，严师已经从日本中国学研究开始了他的学术道路。其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正是始于日本中国学研究，而且他于1986年开始培养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也是海外汉学（日本中国学）方向。


严师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两大部分：日本中国学研究和日本汉籍文献学。


在日本中国学研究方面，同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一样，严师也始终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海外汉学研究正名。在一些人看来，海外汉学研究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的情报、片段的信息，不成其为学术。严师指出，将海外汉学研究定位为学术性工具的狭隘观念，是由于其评价标准建立在了对中国人文学术价值的自我中心的认定基础上，这将造成对海外汉学研究的真正的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缺乏理解与把握，从而导致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价值认识不足。严师以自己切实的研究和确凿的论证，纠正着人们的偏见和误解，证明了海外汉学研究是一门具有确定学术内容和重要研究价值的学科。


严师在自己的学术实践基础上总结了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学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他批评了在考察外国人的中国文化研究时常见的一种思维惯性，即一看其态度是否友好、结论是否赞扬，二看其理解是否与我们一致。严师指出，海外汉学的研究者首先必须确立一种基本的国际文明史观——把中国文化看作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正因为世界各国都可以在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才得以表现出其世界性价值。海外汉学研究对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及学术积累都有较高的要求，研究者应该具有超越国别文化研究的相对宽阔和深厚的知识结构——既具有本国文化的素养，又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既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学科理论素养，又具有两种以上语文即汉语和对象国语言的素养。


在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海外汉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显学。这一学科的迅速发展，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日益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严师认为，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日益重视，“是三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也是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5]


严师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的积累开始，在对学术情报资料进行翻译、整理的基础上，展开对“日本中国学”的学术阐述，以《日本的中国学家》和《日本中国学史》等研究成果为代表，奠定了“日本中国学”的学科史基础，推进了海外汉学研究的学科建设。


在日本汉籍文献学方面，严师通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汉籍文献的文化价值和世界意义得以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中国文献典籍肇始东传，迄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献典籍在日本的流散情况和存在状态如何，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却长期未能得到关注的问题，而书面文献是文化继承与传播的主要载体，只有掌握了这些典籍的来龙去脉，才能弄清楚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方式和特点。


中国文献典籍在域外的传播，是国内文献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延伸，对它的研究本身即构成了中国文献学的一个特殊系统。当今许多年轻人，甚至一些小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愿从事资料性的工作，也看不起从事资料工作的人。实际上，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正是学术研究的开端和基础，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严师的学术也是从研读日本汉学和中国学的基本资料入手的。如今，经过40余年的积累，严师独立追寻与钩沉散存于日本的汉籍文献，考辨其进入东亚地区的轨迹，解析域外汉籍的文化学意义，为东亚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提示了原典实证的途径，并拓展了域外汉籍研究的文化视野。严师以《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学术成果为代表，已经构筑起了“日本汉籍文献学”。


严师治学，既有日本学者追索资料的细致翔实和一丝不苟，亦有中国学者对理论的宏观视阈和总体把握，另外还有其自身的坚持不懈与勤奋钻研。“文革”期间，为了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创造条件学习外语，严师买来全国唯一的外文唱片《为人民服务》（用英文和日文朗读）反复地听。1969年，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严师带去日文版《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反复阅读。20世纪70年代末，仅为编撰《日本的中国学家》，严师就记录了两万张卡片，触摸了几千种材料。这些卡片中，有1974年严师访问日本时记录的，也有回国后每日奔波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收集的。为了查阅资料，严师每天早上6点半出发，骑车到北海，中午也不吃饭，渴了就喝卫生间的自来水，傍晚5点关门才回家。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白天记录的卡片，在晚上需要铺开整理，但陋室逼仄，严师只能让先睡的儿子躺平，把卡片平铺在儿子盖的被子上。有时儿子不小心一翻身，两三排卡片就一下子滑落到地上，严师总是在儿子的道歉和自己的内疚中捡起卡片重新排过。[6]


记得90年代初我读研期间，一次到严师家中拜访，看到狭窄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桌面、地上，甚至书桌地下，凡有空间的地方都是书。从书桌上方到书架之间拉了一条绳子，上面挂满了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卡片，颇似小时候新华书店里飞送传票的拉绳，印象之深，至今如昨。这种潜心学问的精神，值得晚辈后学及学界同人尊重和学习。


严师退休后不久，搬进了位于昌平区的北京“燕园泰康之家”养老公寓，去看望严师也不如从前方便了，需要驱车往返近两小时。每次见面，严师依然风趣健谈，师母则仍旧沉默寡语。严师思维敏捷、话题不断，往往聊到近午时分就会强烈邀请共进午餐，以便下午继续聊。即使聊了整整一天，每次告辞时，严师还总是站在大门口一直望到看不见我们，那伫立的身影总让我心中涌起一种不忍。在一次次去探望的日子里，我看到严师的视力越来越差，有时距离很近也认不清同行者各自是谁，严师的话越来越少，行动也日益迟缓……


三年疫情，养老公寓成为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与严师的见面次数也大大少于从前。2021年9月2日，是严师81岁寿诞，而此前两三日，严师在房间内摔倒住院，得知讯息后，我急切地想去探望。当时去养老公寓需持24小时核酸证明，但此时恰值高校开学，所有返校学生都需要去做核酸检测。经过长时间的排队，终于拿到了规定时间范围的核酸证明，2日当天得以顺利进入养老公寓内的病房。同去的只有北大出版社的张冰师姐，她还专门为严师预定了生日蛋糕。病房空间的狭小恰到好处地掩盖了贺寿人数的稀少，严师想要离开病房的焦虑和迫切也被众人的笑谈有效地冲淡了。那头戴生日环、手捧蛋糕盘的样子，像一个开心的孩子。


在封闭管理的日子，我只能跟严师电话联系。每通电话，严师总要说十几次“谢谢”，令我这个从本科到博士一直作学生的有些不知所措。然而，接下来，严师又无一例外地会说：“电话真是个伟大的发明，让我们不会断了联系。你们隔三岔五能来个电话，我就很满足了。”尽管已经听了无数次，但每次听到，仍有一种伤感从心底浮上来，挥之不去。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有严师的引导，现在，在严师老去的日子里，也会有我断续却真心的陪伴。


严师有两句座右铭：“踏实的学风，刻苦地学习；独立的思维，实在地研究。”朴实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严师追求实证的治学风格。而严师名字中的“璗”，意为美玉或像玉一样美丽的黄金，《说文》中有“金之美者，与玉同色”，这也是严师学术生涯的表征。


2022年6月8日晨


附记：


此文原为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为其主编的《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的约稿，预计刊发于该刊第十三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文中所记2021年为严师祝寿，竟然成为最后一次。2022年8月6日，在立秋前一日闷热如蒸的正午12：02，严师驾鹤西去。再有不足一月，严师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日歌中迎来83岁。严师走得太快，令我猝不及防、心痛难当！由于养老公寓一直处于“一级防控”状态，我只能通过严师的直系亲属申请探望，同时必须经过公寓内主治医生的允许，而且每次最多一至两人。恰是源于这一规定，使我错失与严师的最后一面，抱憾终生！


吾师千古！！！


2022年8月6日晚


[1]“海外汉学”与“海外中国学”以及“Sinology”等概念存在着内涵上的差异。本文为了表述的流畅，使用汉语词汇，同时权且顺应学界较为普遍的说法，采用“海外汉学”一词。


[2]关于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严师有过诸多阐述，在《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上发表的《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空间》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总结性论述。


[3]严绍璗《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第4页。


[4]严绍璗《多边文化研究的实证观念和方法论》，《华夏文化论坛》2008年第9期，第20页。


[5]严绍璗《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世界汉学》2006年第4期，第7页。


[6]参见严绍璗《我的生命的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陈平原主编《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3页。





（本文原定刊载于《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十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