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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岸》:岁月忽已远,记忆如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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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9 14:55: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蓝岸》:岁月忽已远,记忆如深井


来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楚些 


经历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凋零!”之后,故土与故乡,由日常厮守开始大面积地转向梦境,转入沉思的内容和笔下纸上。故土难离,对于散文作家而言尤其如是,吟咏的方式之所以会有差别,大概在于文体特性的差异。对于诗人而言,有着为世界立法的使命在身,对于小说家而言,有着结合社会现实的深入要求。或者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尽管心中也储存着故土难离的记忆,但是他们需要在故土这个端点之上确立某种形而上的指向,基于这样的写作理念,故土终将以内化的方式或者以变形、变幻的方式进入作品。而对于散文而言,作为一种典型的经验写作文体,故土即是血肉的脐带所在,也是经验的脐带所在。如何忠实地再现脐带原貌,就成了关键所在。因此,在散文中遭遇规模性的童年经验的呈现就是一种常态了。新世纪以来的故乡主题书写依然占据了散文领域的半壁江山,不过,在形态呈现上各自路径不一,部分作家出于文化自觉采取了营造的方式,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冯杰及其笔下的“北中原”。部分作家出于一种情感依赖,始终沉浸于其中,云南的余继聪即为其例。在另外一些作家笔下,情感投射与现实关怀并重,故乡是萦绕之处,甚至构成了人伦与审美的基本坐标,但他们的笔触既环绕故土,又触及当下,将更长的时空拥入怀中。江西作家江子是如此,山东泰安的冉令香也是这般。这其中蕴含着专情与超越的辩证关系,专情带来写作的深入,而超越则带来时间河流的不同颜色。


冉令香的故土主题写作,显现出某种跨度。《蓝岸》一书的前两篇,集中到母亲、父亲的亲情之上,母亲在前父亲在后,符合农业社会的伦理之爱的规范。作者在具体处理上,并没有沉浸某个鲜亮丰美的细节,也不是以动人情感作为主打内容,而是借助时间的经纬,写出了复杂难言的两代人间的爱意。这爱意里,有血缘之爱,也有伦理责任和敬意,因此沉淀了诸多历史的内容。从拼命耕作到疾病沉疴,从迅疾如风到衰弱的肉身,作者写出了父母这代人如何被时间磨损的线性逻辑。母亲也好父亲也好,他们对待土地和劳作的态度,他们的自我牺牲,他们与消费时代的不合拍,等等,皆指向前现代区间内一种宿命般的轮回。而轮回的主题则是与苦难奋力作战又被苦难吞没的命运。余华在关于其小说《活着》的一次访谈中说过,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的,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会带来成功,苦难不值得追求,磨炼意志是因为苦难无法躲开。苦难对于个体来说,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结晶,一旦附着另外的浮华,很容易遭到篡改。在刻画父母的人生际遇上,冉令香选取了不同的意象载体。能够入药的野草以及各种药片,带着苦味与涩味与母亲的大半生紧紧缠绕,草药煎熬的不仅是母亲的肠胃,更重要的还在于,一直在煎熬母亲紧张、焦虑、碎片化的内心。而对于父亲而言,他倾心于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和收留,繁重而精细的劳作伴随左右,对土地的感情深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劳作对一代代农民的围困。言而总之,作者在处理与故土有关的亲情题材之际,情感内化于现实关怀之中,通过个人的记忆还原,实现对某种历史真实的客观性还原。


故乡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同时也应是群体记忆的共同体,并结实地附着于鲜明地方性经验上。从《老石墙的耳旁风》开始到《收藏脚印的石阁》,作者用了五个篇章集中勾勒故乡鱼池街的形貌。如同福克纳所言的如邮票大小的故乡一样,即使它比邮票还小,在小比例尺的地图上也难见踪影,但它却是井口所在,收留了个体长久的情感和记忆。比起其他散文作家的系列来说,五篇并不算多。石墙、石头、井水以及胡同和石阁,故乡鱼池街的这些显著地理标识的后面,既隐含着地方风土的因素,包括泰山西南部丘陵地带多石、缺水的现实,也指向鲁中山区集中居住的基本境况。另一方面,这些地理标识最终的落定并非地方风情的内容,而在于它们和人间的交集。石墙的后面有着人间的凄凉和人们对苦难的承受,石头的后面有着历史的积累,也有着现实中欲望的投射,这投射具备某种转折性力量,发家致富、自然地貌的毁坏、石头转换形式进入口腔和肺部等融汇在一起,构成了石头的当下现实。也正是这种记录的方式,使得作家的写作具备了某种力量。经历过严苛生活环境的作家,不分男女,其笔下皆内蕴着有力的内容。


《蓝岸》一书中,大概有一半的篇章从内容上勘定皆可归属于当下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现场写作。这些作品与故土回望的作品之间,形成时间上的跨度。这些作品同样呈现出作者秉持的“写作是一种介入”的理念。这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篇,一篇是《樱桃红了》,另一篇则是作者获得首届“吴伯箫散文奖”的作品《城市的夜眼》。《樱桃红了》的构成有两个场景,一个是在现实中的医院病房,五个子女因为老人入院而纷争不断,如同金圣叹评《水浒》中所言,这五个子女及其家属在生活的意外面前,各有其声口,各有其主张。寿高则苦,乃世间的无奈。另外一个场景则是借助回忆的通道加以搭建,寡居的三婶沦陷于婆媳之争的泥淖里,不得已以自绝的形式解决内心之伤。细节的残酷中,隐藏着人性的扁平和锋利,“生活真令人可畏!”这并非塞尚式的轻叹,而是很多人的必然遭逢。《城市的夜眼》一文七千多字,作者将关怀拓展到猫、狗、松鼠身上。源于被丢弃,猫狗成为流浪的动物,为讨得生存,必须小心翼翼,这其中,宠爱与遗弃之间构成了某种二律背反。无论是“留余”还是敬畏生灵,这些传统的链条已然断裂,人们以直接扼住咽喉的方式与身边的动植物打交道,动植物丧失了其自主性,其命运曲线自然令人慨叹。而对于松鼠来说,它们的流浪同样源自人类之手,农民将“杂树”砍掉,整齐划一地栽种经济林。当人的利益空间容不下他者之际,任何动物皆难逃流浪,遑论小小的松鼠。在这个作品中,冉令香将目光投向弱小的生命,希望以自己的笔触撬动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这让我想起艾青的诗句,“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冉令香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师生,对于学业、粮票、离家、车站、再求学,皆有着铭心的记忆。这一段经历,融入《沿着铁路行走》一文中,这其中可以见出跳出农门和学历为本的时代性映射。新媒体时代,为当年的中师生、中专生叫冤叫屈的文章甚多,其实,个体命运起伏之外,还有着时代咬合的因素。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里,任何经历都是一种财富。在《沿着铁路行走》中,读者读到的是某种充实感,这也是作者的难得之处。


记录,现实关怀,回忆的深井,这些皆是冉令香散文的关键词。作者虽然没有野心为时代立言,但她的记录却客观上抵近了“还乡是为了抵达本源”的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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