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悲剧美学的深入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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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悲剧美学的深入与上升


来源：文艺报　　丁帆　　


3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刘醒龙彻夜长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十几年来创作的艰辛，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小说《村支书》的底稿竟有一麻袋之巨。随后，我们深入讨论了他即将发表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他把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的构思详细诉说了一遍，我们展开了热烈讨论，甚至连细节的预设都做了研磨，气氛亲切而兴奋，直到鸡鸣五更仍无困意。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私密性的二人研讨会，终生难忘。


不久，我就接到了刘醒龙寄来刊于《青年文学》的《凤凰琴》全文，一气读完，读到悲处，潸然泪下，读到预设情境时，便会心一笑。无疑，小说的基调是悲剧的，没有越出我们讨论中预设的美学描写阈限，因为我们坚信只有悲剧的力量才能配得上这样的题材和人物，只有悲剧才能突破当时廉价的喜剧和悲剧描写。毋庸置疑，刘醒龙的《凤凰琴》是成功的，他突破了《村支书》观念的局限性，占领了当年悲剧美学写作的制高点。后来我对电影改编时《凤凰琴》淡化的悲剧色彩极不满意，觉得影片远不如原著更有现实主义的悲剧审美意识，无形中消弭了小说最宝贵的悲剧美学，小说《凤凰琴》是一个标杆，它是刘醒龙后来作品美学风格的一次定位。


于是，我在1992年6月10日夜半的“涕泗交流”中完成了一篇《读〈凤凰琴〉所想起的》读书笔记，这篇文章留有底稿，却忘记了发表出处。无疑，《凤凰琴》是刘醒龙写作的新起点，我以为，这部作品所获得的许多荣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悲剧美学效应给刘醒龙日后的小说，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带来了强大的活力，一步一个台阶，一直走到《圣天门口》。毫无疑问，是悲剧的力量使刘醒龙的作品别具一格，与同时代同题材许多作家的风格不同，刘醒龙的小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对于中国乡土小说，他在题材上的突破是有创新性的；对于一贯被冷落的中国教育题材小说，这种触及广大农村基础教育命门的作品，从内涵到形式的悲剧叙述又是前所不及的。作品没有仅仅停留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悲剧美学“引起同情和怜悯”的层次上，而是开掘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悲剧描写场域，将“英雄情结”置于知识者和追求知识者身上，开启了悲剧英雄新的篇章，所有这些，我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充分展开，这是一大遗憾。但是，在刘醒龙接二连三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中，其悲剧美学观念一直都围绕着这个标杆前行，而且呈不断深入和上升的趋势。


从《秋风醉了》《暮时颂课》《白菜萝卜》哀愁式的悲剧显现，到《分享艰难》具有现代反讽艺术效果的黑色幽默式的悲剧变幻，刘醒龙的悲剧观念在小说作品的创作中不断增值、不断扩容、不断变化。


显然，在长篇小说中，从《威风凛凛》《至爱无情》到《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刘醒龙的悲剧色彩似乎有点削弱，这些倾向在我与刘醒龙的通信中进行了充分地讨论（《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我们坦诚地交流了各自的观念，我提出不能和解的现实主义悲剧效应问题。这个讨论的后果在《寂寞歌唱》《爱到永远》《往事温柔》等长篇中得到了一些回应，直到《痛失》的出现，我才激动地写下了这部长篇小说评论文章，指出其要害就是完美地诠释了世纪之交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痛点”——现代悲剧的回归意识让这部作品留在文学史的长廊之中。


当然，我并不否认刘醒龙长篇小说的一个里程碑是《天行者》，倒不是因为它最终一举拿下了茅盾文学奖，而是作者又回到了他所熟悉擅长的题材和悲剧美学表达的语境中，重新抒写了一曲乡土教育的悲歌。


以我陋见，《圣天门口》是刘醒龙最能够入史的一部扛鼎之作，其重要在于它的史诗性，它纷繁的情节和众多的人物设置，它悲剧的美学效果，以及它揭示了中国20世纪家国的史实——并且是以悲剧的形式抒写了那段隐秘的历史。所以，它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首肯和赞誉。后来我看到有人赞颂这部长篇巨制是一种“暴力美学”的呈现，我却不以为然，其实，这仍然是悲剧美学内涵的优秀作品，尽管我对有些枝蔓不甚满意，但是用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衡量这部长篇巨制，却也是符合现实主义悲剧美学的风范之作，只要熟悉世界美学史的人都应该能看出其中林林总总的悲剧美学元素。然而，反躬自问，这部长篇是不是刘醒龙创作的顶峰呢？显然，后来的《蟠虺》虽然也是一部力作，却无法与《圣天门口》相比。


从《凤凰琴》开始，至《圣天门口》等止，刘醒龙的悲剧美学跋涉贯穿于他整个小说创作体系之中，期间的创作图式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至于今后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作为朋友，我不希望刘醒龙被堵在“圣天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