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于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诞生,在其成长过程中,也长期以西方大学作为参照。1917年,蔡元培提出“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来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平行之发展”[31],以德国大学作为标尺;1921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演说时,再次强调“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以中国的孔墨精神、德法之研究学问、英国之陶养道德、美国之社会教育,共同组成理想大学的基石。[32]“五四”以来,蔡元培引进的德国大学风格及其兼容并包精神、蒋梦麟倡导的美国教育模式及其规范化管理制度,对北大的发展都有深远意义。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的讲学,到葛立普(A.W.Grabau,1870-1946)、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1877-1937)的就聘,北大不断与世界对话,同时保持“清醒的自我估价与自强不息的精神”[33],其独特意义不在于如何追赶西方高校的步伐,而是凸显了北大在中国历史坐标中的特殊位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引领了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直接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34]。在这一意义上,陈平原提出,“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35]——现代大学虽是西化的产物,但并非西方教育制度的简单移植和嫁接。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的成长,与整个民族命运联结在一起,“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36],这是很多西方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陈平原强调,现代中国大学虽从“旁采泰西”起步,不断学习西方知识和经验,但绝不是“欧洲大学的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