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时间到了，人要懂得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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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新：时间到了，人要懂得撤退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江玉婷　　



“一开始，我也觉得改动太大，但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来处理。眼下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电影和小说的主旨是一样的。”不久前，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作品《安魂》的同名电影上映。首映礼上，周大新坐在第4排观影，摄像师拍下了他流泪的照片。


在家附近的咖啡馆，周大新聊起不写长篇以后的生活，里面有写作、散步和看电影。小区门口，几棵桃树开花了，花苞很大。他还讲起了家乡，以及死亡和命运。


命运无常，无法按计划推进


“人的命运里，有很多不可捉摸的东西。生活不会像你设计的那样，一步步往下走。”周大新1952年出生，今年70岁，活到这个年纪，越往下活，周大新越能感受到命运的无常。在长篇小说《第二十幕》中，他写到了命运的神秘性。“


5条横线，5条竖线，组成一个网格。这就是你的人生。”把桌上的咖啡杯推开，空出一小块地方，周大新用手比划出线，然后指着底部正中的一格说：“在计划中，人会按直线走，抵达最上方的格子。但到了十字路口，一股力量出现了，既定的道路受到阻隔，人生走向了另一条轨道。”周大新把手往右挪了挪，点了点右上方的空格。


周大新不是否认奋斗，奋斗能改变命运，但它无法阻止人生转向。年轻时，周大新早早设定了人生方向。他坚信，将来一定会比现在好，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然而，生活不听从安排，不断制造麻烦、制造痛苦、制造烦恼。人也会得到一些事物，但和原来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没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摆了摆手，无奈地说：“我常常想，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2005年9月28日，这天北京空气澄澈，风很静，鸟声大。退休后的周大新计划过含饴弄孙的生活，正在排队理发。这时，他得到了儿子昏迷的消息。儿子被确诊为胶质瘤，该病的患病率为十万分之一，病因尚未有定论。2008年，儿子去世，周大新哆嗦着手把骨灰装进两英尺的灵龛。他想到早年给儿子备好的婚房，特地和装修师傅交代，扶梯多安几根立柱，以后有了孙子，孩子在楼梯上玩更安全。


灾难面前，人无力逃开。周大新写下了《安魂》，父子两代人隔空对话。2012年8月，这部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年获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人对归途会有很多想象，其中大部分是恐惧，而恐惧源于未知。”周大新融合了中西方文化，构建了一个死后世界。写完书后，他对死亡的恐惧减少了。


一边写，一边想，周大新也在问自己，29岁去世和79岁去世能差多少呢？儿子不必经历中年人的高压生活，老年人的病痛折磨。作为当事人，周大新尝到了失去儿子的全部痛苦。一旦站在更高的维度上看，一个青年的离去如同沧海一粟。写作短暂地治疗了他，但这仍然是一个很深的伤口。“不敢去触碰，确实不敢去触碰。”他说。


“人们总是不愿去想生命的终点，总觉得终点很远。但理智地说，应该想一想。”周大新讲起《超越死亡》里的一个小故事。一天，作者萨提斯·莫迪和友人聚会，在饭桌上做了一个游戏。萨提斯·莫迪把餐布摊开，左边放叉代表起点，右边放刀代表终点，按照朋友的健康状态，把盐罐放到两点之间。说着话，周大新把2个纸抽盒放在一条直线上，金色代表起点，黑色代表终点。他举起了咖啡杯。


“这位朋友60多岁，相对健康，他把盐罐放在中间偏右的地方”，靠近黑色纸盒，周大新把咖啡杯放在中间。“朋友一看，说不对，放得靠左一些。萨提斯·莫迪往左挪了一点。”说着话，周大新把咖啡杯往左挪了一点，接着讲：“朋友又说，再往左挪一点。萨提斯·莫迪拒绝了，人能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寿命，可没有那么多。”看着那把刀，朋友想到了死亡，心跳加速，紧张起来，整个人愈发严肃，当晚没再说起无聊的事。


意识到人生终点的距离，会让人郑重面对人生进程，选择真正重要的事情做。“我现在70岁，现在就剩下这么多”，周大新说着话，继续挪动咖啡杯，指着杯子离黑盒那短短的一段说：“你就明白，你能做的事很少，必须把想做的事情抓紧做好。”


人老以后，

就像夏天天黑得很慢


66岁时，周大新写下了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书里讲述了退休法官萧成杉的老年生活，他几乎经历了老人可能遭遇的所有苦难——丧偶、失独、诈骗、丧失行走能力、失明、失聪、失智。在故事的开始，萧成杉不服老，他言辞激烈地反对女儿聘用保姆，“我不老，不需要陪护！你快让她走！”然而，衰老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它不会突然到来，而是缓慢推进，就像夏日的黄昏，天总是黑得很慢。


“早期老人还能自理，能保证生活质量。如果后期没有他人帮助，最后一段生活就非常可怜。”40多岁时，周大新没想过衰老这件事。那时，他在楼梯里遇见一位80多岁的白发老人。她拄着拐棍，走两步要歇一阵，手里拎着2颗洋葱头，好像拎着一件重物。周大新提着洋葱头，送老人回家。他纳闷，不就是2颗洋葱，有那么重吗？这时他才意识到，人老以后，力气会流失，就像漏了口的沙袋。


真正开始写书时，周大新估摸着，一本写老年人的书大抵没什么人看。没想到，书出版后销得很好，印了快10万册。老年群体反响热烈，经常有读者通过各种渠道找到过来。“很多人只是年龄到了老年，但是精神还没到，没有意识到会面临的问题。这本书给了他们一个提醒。”他提到，书翻译成多语种出版后，国际影响也在增强，年轻人也在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黑得很慢》也是一本周大新写给自己的书，为终将到来的黑夜做准备。事实上，在周大新身上，你很难看到衰老的痕迹。他的思路清晰，对话流畅，声音洪亮，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早年当过兵，年轻时爱打篮球，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五六十岁的人，站起来身体笔挺，走起路仍是阔步，迈步很快。


他用“外强中干”形容身体状态——看着还好，但器官正在衰老，钙质正在流失，“说不准哪个零件什么时候出故障”。走路要小心，年轻人跌了一跤很快就能痊愈，但对老人来说意外摔倒可能造成致命伤。午饭时，周大新点了炒时蔬、醪糟鱼片、菌菇汤。“多吃点羊肚菌，羊肚菌对身体好”，他说。


周大新讲到了家乡的老人。村里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中年人到外面打工，一般是广东、上海、江浙一带。到了播种的季节，回来一趟，用机器很快把地种好，几天后，人就走了。收割也是一样，收完粮食一卖，人又走了。在风摇麦穗的声响里，夏夜月光的虫鸣声中，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老人越来越不能动，在夕阳的残影下，有人慢慢推着轮椅走，还有人卧床不起。过去办丧事，全村人帮忙，现在抬棺的年轻小伙都找不齐。


写书时，周大新未曾预料的是，《天黑得很慢》切中了社会老龄化现象。一个更大的背景是，老龄化正在成为世界性的难题。2018年底，周大新在美国待了15天。他习惯早起，走出宾馆，下楼吃早点，每天都会看见流浪者。纽约街头，流浪者支起帐篷。帐篷外放着一个半开的纸盒，里面大约装过披萨。凛冽的寒风中，老人裹着羽绒服，瑟缩着。支帐篷的地点经过挑选，要么挨着地下管道，要么靠着暖气出风口，总有一些热气。朋友告诉周大新，纽约的流浪者还算少，其他州更多。


“那些老人很可怜，街上抢劫的事也多。”美国街头的帐篷，给周大新留下了深刻印象。居无定所，没有稳定收入，生病只能硬抗，薄薄的帐篷无法抵御危险。流落街头意味着没有干净衣物，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更难在人才市场上获得工作。自此，他们陷入恶性循环，被彻底甩出正常生活，游走在社会边缘。他说：“在金钱社会里，面对老龄社会时，只会更无措。”

文学之路，一开始并不好走


儿时，周大新度过了一段充满忧愁的日子：缺吃的、缺烧的，没有像样的衣服，母亲没钱买药，交不起学费，也交不起每月四块五毛钱的伙食费……在很小的年纪，他学会了皱眉。为数不多的快乐光景在教室，语文老师在班上朗读周大新的作文。他的作文被当成范文，贴在教室墙上。有时，学校还会把学生作文贴到镇上展示。赶集回来的叔伯、婶子见了，总要到他家来，夸娃儿有出息。


18岁，周大新离家从军，在山东一个野战部队当测地兵。当时新兵连领导要求，各班新兵及时把班里好人好事撰写成文，开饭时站在饭堂朗读。周大新高中毕业，是班上学历最高的，他时常抽空写稿。在一百多人穿梭的饭堂里，周大新站得笔直，抑扬顿挫地朗读。


后来，连里有一个上台演讲的机会，一位班长准备了许久，讲完以后，领导觉着不大行，想到了周大新，临时安排他上。一晚上写好讲稿，第二天上台直接讲。军里的一位领导到场，听了很满意。后来，周大新被提为排长，又调到团里政治处，写机关公文。当文书要出几块黑板报，遇到填不满的时候，周大新就写一些诗歌填上。


唐山大地震后，有消息说山东也可能发生地震，队里的士兵都很紧张。当时，连队驻扎在肥城县一个桃园附近。连里建立了地震预报值班制度：把酒瓶倒立在一个搪瓷脸盆里，一旦瓶倒脸盆响，值班战士就吹哨。


一天深夜，酒瓶倒了，值班员吹哨，官兵们立即撤离。几个新兵猛地起身，蚊帐掉到头上，慌乱之中扯不开身，只好缠着蚊帐跳窗，摔得满身是伤。周大新任连队任副指导员，他庆幸宿舍都是平房，没摔出人命。这次乌龙事件加深了周大新对地震的恐惧。1995年，他写了一部给孩子看的科幻小说《平安世界》，寄托了精准预测地震的期盼。


在文学这条路上，周大新一开始走得并不顺利。最初，他狂热地学写电影剧本，前后写了4个，逐一流产。当时，电影剧本的成活率是五千分之一。1976年，周大新第一次写小说，写了三十几万字。自己觉着写得不成样子，一气之下一把火把稿子烧了。后来，周大新不停地写，不停寄到编辑部，30多篇稿子被退回。


1979年，《前方来信》发表在《济南日报》上。这也是周大新第一次发表小说。直到短篇小说《汉家女》获1985~1986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周大新心里才有了底，觉得“可以吃文学这碗饭了”。


时间到了，人要懂得撤退


作为作家，周大新称得上高产。40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写了10部长篇小说，33部中篇小说，70余部短篇小说，还有散文、剧本等作品，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冯牧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散文奖等奖项。2021年，他不再写长篇，新作《洛城花落》的书封上打着“长篇小说封笔之作”的字样。面对外界的疑问，他回应写长篇太耗体力，年轻时20万字一抬脚就过去了，现在感觉像爬山。最近，他写了几篇散文，整个系列的基调还没想好。


周大新讲到，自己写书很慢，写一部长篇小说大概要三年，前期查资料就占半年。《第二十幕》用时最长，花了10年。“创作没人管你，自己给自己造成了压力。”他说起，写的时候，每天都想着这件事，心里像压了块石头，“硬写（长篇）行不行？硬写也能写，但心里的压力受不了。”相较长篇小说，短篇、散文一周内能写完，“能轻松地迈过去”。


《天黑得很慢》里，退休法官萧成杉计划写3部书。他一旦开笔，就停不了，一口气写下去。这也是周大新的写作状态。年轻时，一大早就开始写，一直写到中午，午饭后稍稍休息一会，下午接着写，一直写到晚上，晚饭后还要写。“那时候，一天能写十几个小时”，周大新回忆，顿了顿，继续说：“现在不行了，人年纪大了，容易疲劳。”


“再要写到半夜，第二天两腿发软，浑身无力。”现在，周大新不敢再熬夜，写作变得规律，每天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剩下的时间读书、看报、看电影。家在万寿公园附近，他经常散步，多的时候一天三趟，能走1万多步。写作时，关书房门的习惯一直没变。没有紧急事件，妻子不会敲门。有时，书桌是乱的，翻开的书摊在桌面。不论如何乱，家人也不会收拾，他怎么摆的，就怎样搁着。


写作时，周大新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大多喝红茶。一次在机场候机，周大新喝了一杯咖啡，登机后睡不着，整夜无法入睡。后来，他很少喝咖啡，上午可以喝一点，下午不敢喝。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他愈发觉得，很多东西都看过了，再用虚构的方式委婉表达，有些不过瘾。一位作家朋友刚写完一部长篇，立刻计划下一部，结果没完成。“不可能完成，你只能做到你能做到的事。”周大新摇了摇头，更像在说自己。


指针拨到了70岁，他想抓紧为家里做点事儿，“家”指的是“家乡”。年初，他忙着整理书，理出来1万多册藏书，他大多看过了，让老家来车全拉了回去。周大新还购置了1万多册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在家乡建了一座图书馆。他掰着指头数时间，计划每年请一两位行业前沿人物，给家乡的孩子做讲座。


采访最后，周大新聊起最近看的电影。故事发生在芝加哥的一个裁缝铺，男主伦纳德·布林是一名老裁缝。他原是英国人，混过黑道，娶妻生女后想洗手不干。老大为了让他重操旧业，烧死了他的妻女。他复仇后，到了美国，成为联邦政府的线人，用裁缝的身份收集情报。他不断和命运抗争，想要摆脱杀手生活，但最后还是深陷其中。“其实它无意中诠释了一点，所有作家到创作的最后都会认识到这个问题，你无法完全摆脱命运的安排。”在和命运搏斗了一生后，周大新认识到了这一点，获得了平静。


对话

周大新& 好书探

当作家编织故事时，

往往要找到一个事件


Q：《湖光山色》《天黑得很慢》里的女主角很像。《湖光山色》里，暖暖最初在北京做保洁，后来回老家发展旅游业。后者，钟笑漾留在北京做护理，应聘了萧家的保姆。如果暖暖在《天黑得很慢》里，是不是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您是怎样设计这类角色？


周大新：小时候，家里很穷，吃的都是杂面，加很多红薯，面粉很少，咽下去划嗓子。我们那个地方吃饭有一个习惯，把饭做好以后，端出来，几十个人围在一起吃，要么蹲着，或者拿个小板凳坐着吃。这样吃饭的地方，村里大概有三四个。像我这样的小孩就端着碗到处跑。有婶子看见了，用筷子从香油瓶里蘸一下，滴出来几滴香油。碗里有油了，吃着就很香。要是家里做了好吃的，她们也端出一碗来给小孩子分着吃。


这样的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受到影响。在我早期、中期的作品里，女性角色都很美好。回顾我的创作历程，也很少写负面的女性形象。你之所以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有相似，因为她们心眼好，有正义感，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敢于站出来表达不满。大概是这样。


这种写作倾向和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作家还是偏感性的。如果按照理性来认识，在人类的缺陷上，男女其实差不多。但是有了这种经历，我就更想把歌颂、赞美放到女性身上。


Q：《湖光山色》好像在讲一个有关权力的故事。选上村支书以后，开田变了一个人，成为另一个欺男霸女的詹石磴（前村支书）。


周大新：这本书写了一个乡村女性，为了改变命运所做的对抗。最终她获得了胜利，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从开田扮演楚王赀开始，实际上已经为他的命运埋下伏笔。如果开田是一个自省的人，就会慎重地运用权力。但他不是。当上村支书，他像皇帝一样作威作福。


Q：您的小说里经常会有“裁决者”，比如《洛城花落》里有法官，《安魂》里有决定灵魂去向的审判者。


周大新：裁决者其实是作家借由角色做了判断。一个事件最终总要得到判定，那么必须采用相关角色来落实。在文学创作里，作家可以不判断、不评价，只把问题呈现出来，这种情况也有。但我希望（事件）得到裁决，让公平、正义显示出来。


Q：越读到后来，我越觉得，您的小说不只是要讲一个故事，而是要说一件事儿。比如《天黑得很慢》是讲变老这件事，《洛城花落》讲婚姻这件事。


周大新：你这种发现倒是有意思，我原来没有注意。写小说当然要讲故事，必须要讲故事，没有故事，相当于没有框架，没有故事，小说就和散文一样。通过依附于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小说抽象的内核得以显现。


生活中的故事零散，没有经过加工，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它不像文学中的故事，有开头，有结尾，有矛盾推进。所以当作家要编织故事时，往往需要找一件事情让它推进。如果没有一个核心事件，故事容易往下，或者往左、往右偏，也就很难推进。


是的，你的发现是对的。《天黑得很慢》是在讲人变老这件事，人怎么应对它，接着出现了很多故事。


Q：《天黑得很慢》里，人物的命运有镜像关系吗？比如得知恋人出轨，钟笑漾决定复仇，萧成杉把毒药换成了红糖。后来萧成杉为了体面离世，决定服药自尽，钟笑漾察觉后把药换成核桃粉。在两次“换”之中，实现了救赎。包括萧馨馨因为多次流产无法生育，丈夫与她离婚，她得抑郁症后自杀。钟笑漾分手，冷静下来后选择独自生下孩子。您怎样处理人物命运的走向？


周大新：设计人物命运的时候，必须根据性格特征去选择。像笑漾的性格，她一旦爱上一个人就会全身心投入，一旦爱失去了，就会转换为仇恨、沮丧，对生活失去失望，就会胡来。这是她的性格导致的。如果是另一种性格，更开朗、豁达一些，或者不那么看重感情，就不会伤得那么重，就不会像她一样处理男女关系，一冲动就要跟对方拼命。


确实是这样，看到馨馨想要孩子要不到的痛苦，笑漾就很想把孩子留下来。我在写的时候，没考虑过（镜像关系）。在往命运终点走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萧成衫和笑漾既然在一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他俩的命运就会交织，就会出现各种纠葛。萧成衫的命运也是按照他的性格设计的，虽然他执拗、倔强，有时不讲常理，但他内心还是很善良。一开始，他对这个女孩是抵触的，不愿让人来干预他的生命。当笑漾遇到人生灾难时，他一心想帮忙。按照萧成杉性格，故事只能这样发展下去。


Q：写的时候，具体情节是已经想好了吗？还是写着写着，情节才出现？


周大新：往往是有一个大致的设计，人物的性格基调会定下来，往前推进的时候，循着性格来发生故事。所以并不是都想好，因为都想好挺麻烦（笑）。每天面对稿子，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特别是长篇创作，一般会持续写几年，面对屏幕的时候，每天都会有新设想，去修正原来的一些设计。


写作之前，作家要做好准备


Q：《洛城花落》里，您引入了大量古今中外关于婚姻的观点。尤其是在庭审时，那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理论博弈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讲讲这部分吗？


周大新：这是创作准备时要做的。如果我确定写关于离婚的题材，就会读很多这方面的书。这时，还没有人物、故事，都没有。就是关于离婚这一件事情，从各方面读很多书。都读完以后，加上现实资讯、最新研究、前沿理论，掌握得差不多了，再进入创作。


这个好处是，创作时想用到什么东西，就能立刻拿过来。如果没有预先准备，要写一场离婚判决，肯定是捉襟见肘，讲道理也讲不出来。律师在法庭上读讲稿，只重复那几句话，那是不行的。但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种情况。有律师跟我讲，他就是跟法官搞好关系，预先和法官商量好，说这人该判离，到时判了就行了。这是一种做法，但这不符合法律规定。律师就应该在法庭上辨明，究竟谁有道理。在两方辩论的过程中，法官才能逐渐判断哪方是对的，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Q：人们对于婚姻的看法，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


周大新：现在对婚姻的认识，确实和过去不一样，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过去认为婚姻是一种完善的两性关系模式。今天，在北京、上海、深圳这类大城市，很多人不结婚，也不要孩子。结婚的人，很多在一开始也并没抱着“白头到老”的念头。这和上世纪五六十代出生的人，包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就是要追寻自己最好的生活状态，如果和这个目标背离，那（婚姻）随时可以抛弃。现在非婚生的孩子也很正常，上海可以登记落户。


这几年，很多朋友找到我，找我给他们的孩子介绍对象，这种事很多。很多学历高、收入高、条件好的女性反而找不到对象。因为男性按照传统的想法，自己在一些方面比女性高一点，他才好把握家庭方向。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女性比他高。面对这样的女性，他不敢结婚，就要退一下，退一个层次，追求学历低一些、收入比他低的。我认识一些女性40多岁，没法结婚，她们就不选，就是我不要家庭，但我可以要孩子。


这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再写离婚案件，要是再按照过去那种道理来讲，年轻人肯定就不愿意听。所以我做了很多准备。


Q：可以讲讲准备过程吗？平时是去图书馆找，还是在网上找？大概要看多少书？


周大新：至少是半年时间，写作的过程中如果还需要可以再找。图书馆和网上都有，先在网上找线索，然后再去图书馆找书。我还拜访了几位律师，请他们讲讲自己怎么在法庭上辩论，有人把辩论的稿子发给我。他们承办的离婚案件，成功的案例，没成功的案例，都告诉我。


倒不一定说有固定的本数，觉得有把握，就可以写了。读的书、资料越多，对作品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Q：您理解当下年轻人面对婚姻的态度吗？希望通过《洛城花落》传递给读者们什么？


周大新：理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我们那代人两个人结合，一个重要目标是能吃饱、吃好，挣出基本的生活资料，今天这个问题人们早都解决了。于是追求精神生活的高度契合，对婚姻的质量更高。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进入婚姻，不相信有爱情，是吧？我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其实爱情是存在的，爱在生活里。只是它会转变，两三年以后，最初两个人黏在一块，不想分开的愿望已经没有了，最终激情都会消退。它转变为亲情，民间所讲的“夫妻相”。两人在一起生活，用同样的东西，吃的也相同，相貌会发生改变。


到这个阶段，一些人会对婚姻失望，把当下和几年前相比。一比之后，人就失落，更加不满。其中一方撤退，或者两方都想撤出，这时婚姻就结束了。如果能理性认识，平静地面对激情消退期，就能理智地处理婚姻中的问题，而不是激烈地对抗。这是任何人都会遇到的，再换一个配偶还是这样。（爱情）不可能一直燃烧，一直烧，人就“烧死”了。


我们一定要看到感情变化的各个阶段，给感情变化留出空间，也就是精神准备。结婚之前就要知道，婚姻不像想象中那样，以一种方式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你才能不失望，才能不在很早的时候就对婚姻下“死刑”判决。


我不信宗教，任何一种都不信


Q：您在书里经常有一些神奇，或者说是神秘的因素，比如《湖光山色》里有“三角区”，《天黑得很慢》里有长寿村等等。


周大新：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一个人的命运，他明天会遇到什么，一点都不知道。作为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要表现这一点，就必须找到具象的事物。


《湖光山色》里的“三角区”，就是具象化的体现，任何人走进去，再也走不出来。我对水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特别是看到大的水面，我就害怕，所以不愿意在海上坐轮船。就比如“百慕大三角”就是一片海水，和别处的海水没有差别，但是飞机、轮船到这里经常出事。生活中有很多神秘的景观，我想把它带进（小说）去。


Q：您在《湖光山色》里写到寺庙，《天黑得很慢》里写到道观。您怎样看待宗教？


周大新：偶然事件经常决定我们的人生。一个人出了车祸，下半生必须坐轮椅。他恰巧在那个时间，走到了那个地方。如果那一天不出门，或者出了门，而不在那个时间抵达那个地方，他就会避开车祸。因为偶然性存在，命运里有了不可捉摸的成分，有人寄托于宗教。


这也是每个人的命运：眼睁睁看着自己经过一生的奋斗，最后走向死亡，走向黑暗。这个结局很悲惨。所以一旦到了中年，越来越接近终点，人就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人人都是这种结局？宗教就是安抚灵魂，告诉你，未来还有一个世界，让你平静下来，让你不要焦虑。


我不信宗教，任何一种都不信。我写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左右人的生活，平衡人的命运、生活前景。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在生活时完全幸福、顺利，没有遗憾。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烦恼、苦闷，只不过苦难不一样，轻重程度不一样，重量不一样，但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果找一个人，让他去和另一个人换一下人生，很多人不愿意干，因为对方所承受的更甚。


很早之前，我写过一篇散文，叫《平衡》。里面写到，人世上有一条平衡规律在起作用：一个人的失与得，差不多都呈平衡状态。你在这方面失去了，便会在那方面获得；你这段时间得到了，另一段时间又可能失去。一生诸方面都得到顺利、幸福的人没有；一生全是苦难、挫折、痛苦的人也没有。


在农村，有老人能活到很大岁数，90多岁，100多岁都有。他的生活条件没那么好，但内心安宁，很平静地看待一切，不紧张、不慌张。有的领导享受权力带来的荣耀，生活水平很高，接受的医疗水平也很高，但七十多岁就去世了。他们的人生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平衡。


Q：您怎样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周大新：我每天都看新闻，网上的、报纸上的都看，迫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如果一个作家不接触外部讯息，不给他精神上造成刺激，他的创作活力就会降低，所以必须大量阅读。关于一些新闻，网上的视频也很单一，无法了解整体情况。家里订了好几份报纸，（我）经常读到眼疼。睡前也会看一会（新闻），书读得时间长了眼疼，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Q：最近在读什么书？


周大新：最近在读历史书，和宋朝历史相关。昨天的历史，其实就是过去的今天。把历史和当下关联起来看问题，能看出事情的真相和规律。今天很多人都在重复前人做过的事情，比如官场上的争斗，前人也是这么折腾，但后人没有吸取教训，还是这样折腾。手机上经常会有这类消息推进来，比如有的微信公众号，经常把谁被查、被批捕，被双开、被处理公布出来，让人禁不住叹息。


还有对财富的贪占，无数人都想占有更多的财富，其实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但是一旦走上这条路，他就控制不住，不断地要求财富增加，直到把人毁灭。读历史会让人看清前人的脚步，前人留下了脚印，后人最好避开。这也是我喜欢历史的缘故，从历史中看出应该避免的悲剧。但是很多人还是照样继续走。


宋朝的历史很有意思，值得研究。北宋时，国家非常发达，从《清明上河图》上能看到开封的繁荣。但转眼间，（宋朝）就衰败了，都城不得不南迁。怎么忽然间就不行了？这其中一定有原因，史书中对这些原因有各种分析。研究这个朝代，对于我们今天观察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兴衰会有帮助。


Q：出国旅游还有其他印象吗？


周大新：我去过不少国家。在那里见到过不少出国定居的朋友，他们都很有才华，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国外生活，其实也就是生活在华人圈子里。常常是一个城市的华人组成一个小型社会。这个小社会和当地人在语言上的隔阂已经没有了，可文化上的隔膜还在，还是很难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很像是“二等公民”，当然这只是心理上的一种感觉。


几十年前，人们觉得外国比我们生活水平更好，但现在已经没差别了。一些朋友在国外生活，其实精神上并不舒畅。我自己觉得如果年轻人有才华，可以出国留学，当访问学者，做学术交流，最后还是回来生活好。


Q：最近有回老家吗？村里有什么变化？


周大新：老父亲还活着，我经常回去看他。最近一次回去，就是3月初回去建图书馆。老了都想为家乡做点事，等你们老了，也会有这种想法。在外面有一点能力了，应该想着回报家乡。除了书，我手上很多现当代的书画都拿回家（乡）了，在图书馆里，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北京很发达，各个领域强者如林，不太需要这些东西。


现在村里变化很大，人往外跑，因为土里刨不着钱。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一亩地一年种两茬，一亩小麦1000多块钱，一亩玉米收成好1000多块钱，收成不好几百块钱。加起来，一亩地每年挣2000。几年前，我和小区保安聊天，保安每月工资2600，抵得上一亩地一年的收成。所以说（光种地）确实不行，乡村凋敝得厉害。


房子离不了人，空的时间一长，很快就会倒。房子有人住，保存的时间才长，如果没人住，很快就会快掉，虫子、老鼠就来了。现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这确实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乡村繁荣起来，国家才能真正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