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厌倦与慈悲笔法：周洁茹创作中的深化与转向

管理员

食色厌倦与慈悲笔法：周洁茹创作中的深化与转向


来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邵栋　　


周洁茹作为7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在20世纪90年代已就蜚声文坛，关于女性与城市的个性写作让评论界耳目一新。在睽违文学十多年后重回文坛写作时，其小说的书写面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内容与新技巧却常为读者所忽视。比较并初步梳理周洁茹几部较新作品的选材与表达技巧，在聚焦其对于饮食男女等固有主题写作视角之变化的同时，也能观测都市中年等新主题之深度表达。



引 论


女性写作在中国大地成为知识界与社会认知的议题，远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五四时期。而在当代小说界中，直承五四传统以及萧红、丁玲等女作家襟怀的，莫不能忘却20世纪90年代鹊起的70后写作中的女作家们，而其中可堪代表的周洁茹，如今依然活跃在文学前线。周洁茹在短暂离开后，近年重执管城，相继推出《香港公园》《家安的棒棒糖》《小故事》以及《在香港》等新作。而她时下的创作亦更为洗练立体，开拓了新的面相，也给评论界进入她的文学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议题。


如何定义周洁茹，始终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首先她不仅仅属于70后写作。如果按照20世纪文学史的既有书写方式，周洁茹作为70后女作家群中的一员而存在。她成名甚早，但年纪又最小，写作生命一直延续至今。在大多数70后女作家于20世纪末就完成了她们最重要的作品且新世纪也基本停止了有生产性的写作之大背景下，周洁茹显然构成了一个例外：她的写作虽然随着移居美国而一度中断，但复出之后的她近年写作之强度、密度毫不逊色过往，且显现出许多新气象，这是极其难得可贵的，亦难于归类分析。其次，她并不仅仅属于香港文学或海外华文写作。因其创作上明显的前后分期，学者很容易将其作品作前后分割研究，强调前期的女性与都市性，强调后期的香港特色和边缘特性。这种研究方法固然可以很好地评述具体作品，但却没有把关注点放在如何将周洁茹的研究做一以贯之的动态研究。诚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且艰巨之任务，笔者还是希望在过往学者的基础上做一些微薄的补充。


周洁茹回归文坛之初，评论界就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对其写作做出精彩的评论：马兵在《游牧者周洁茹——周洁茹香港小说读记》一文中一方面将周洁茹摆在香港文学既有的“我城”与“失城”的谱系之中进行观察，同时也指出其最新的创作的异质特色，借用德勒支的“游牧者”概念进行了深切的表述①；此外，林培源的《香港故事与女性经验的双重奏——周洁茹短篇小说新论》则抓住性别和城市这两个最主要理解周洁茹创作的维度，结合详实的文本分析，解读了其创作中地理经验下的女性处境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艳芳的《从“问题少女”到“临界中年”》③特别指出来周洁茹写作中的变化，从关注的对象，到叙事方法以及心态的转变等方面都有非常精准的表述，尤其是贯通性的研究视野值得嘉许。


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周洁茹前后创作风格的比较以及基本母题的处理方式，探讨作者在创作上发展流变的痕迹，以及作者在新的创作阶段与人生阶段中写作视野的新变。通过其小说中的食物书写，勾勒前后创作历程中对于女性“应该去哪儿”这个问题持续所求的不同回答；此外，也在整理其新近创作中对于香港底层女性如何描摹的过程中，逐步推敲其慈悲书写之新的写作维度，试图重新建构起周洁茹之女性写作的深度与广度。


1


食色厌倦：离开与回来的问题


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周洁茹为代表的70后女作家们在上世纪末华丽的文学表演中，都市里的女性与欲望成为叙事轴心，从而描摹了新形态下人性的状态。正如《天使有了欲望》开篇所言：“如果我信神，为什么我又如此恐惧，如果我不信神，为什么我又如此恐惧。”④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而这种挂碍，在于对人性的期待，对于可能的理想世界的渴求，于是产生对于实在生活的不宽容，乃至恐怖：“因为你不宽容，你的心里有太多恶了，你的心里有一把刀，那么那一把刀就出现了……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⑤


周洁茹笔下那些果决而独立的女性，构成了其早期创作中一抹最引人注目的亮色，她们勇敢聪明而细腻，不矫饰自己的欲望与价值，懂得爱也敢于爱。她们的坚决彻底，也构成了作家笔下人物不断迁移的特质，这一点在之前的研究者那里已经有相关之判断：


翻看周洁茹的作品，空间感的突出是最直观的感受。从旧作《到南京去》《到常州去》，再到近来的《到广州去》《到香港去》，还有以“旺角”“新界”“尖东”“佐敦”“金钟”等香港地名命名的那些小说，清晰地标识出她对空间的敏感和对空间所表征的政治文化身份的多重指涉意义的敏感。⑥


地名及其文化标识，其实在小说文本中大多没有特别的意义，功能恰如“某地”，换言之，只是个模糊的背景和符号而已。而地理概念在周洁茹的小说一直作为城市符号的一部分，对于小说人物的漫游者(Flaneur)的身份带有确认的作用。周洁茹在小说中常常设置“到哪里去”的命义，在这批香港小说即有《到广州去》《到香港去》两篇。而周洁茹自己就说道：“这是我写作上的习惯。如果我要改换我生活的地方，我会写一个《到哪里去》去提醒我我的方向。”周洁茹在上个世纪末就写作过《到常州去》和《到南京去》。⑦


周洁茹笔下人物不断地离开，是因为坚决不宽容，无法容忍自己“失去方向”，也无法容忍生活的苟且，更恐惧没法追寻到自己想要的爱情，生活的真相。所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小说看到这些女性的不屑与失望，譬如早期的作品《到常州去》和《到香港去》。周洁茹的早期的“到哪里去”系列中的女主角带有很浓重的“生活在别处”的气息。


值得观察的是，如果说早期写作中周洁茹笔下的女性始终处在“离开”的姿态，然而在较新的创作中，作者和笔下的女性都更流露出厌倦的意味。这种厌倦是不宽容之后的失望，同时是对生活现实的不合作：


如果我能够选择，我愿意死的时候像张爱玲，酒店拖鞋和纸箱，行军床，空房间，真的就是我的终极理想。我对日常生活已经很厌倦，交通，吃食和闲谈，一切，我相信张爱玲后来也是开始过一种去生活化的生活，我对那样的生活充满向往，并坚信有一天我会过上我要的这种生活。⑧


周洁茹的“厌倦哲学”也在她的创作中得到意义的实现，首先体现在时下她逐渐增多的食物书写，《水煮鱼》《洋葱炒蛋》《大麻糕》《米饭饼》《生煎包》等等，甚至专门出了一本围绕食物创作的集子《家安的棒棒糖》(初文出版社2018年版)。食物在这里并非布尔乔亚的消闲文字，也不是网红打卡的生活陪衬，在此处味觉似乎幻化为一种记忆的表述方式：“辣能够掩盖掉所有的味道，鱼腥气、河泥气、金属气、不干净的气。辣也是一种奇妙痛感，会叫人瞬间失忆，忘掉过往一切，只有痛，再多一口，更多痛。人有时候就是想要这一点小小的痛苦，还上了瘾，几天就得来一回。”⑨


长期旅居海外的周洁茹，也通过食物来完成自己怀乡的过程，她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以故乡风物与美食为主题的作品，比如在《故乡的食物》中所谈及的“萝卜干炒饭”“扣肉”“白芹菜”“糖芋头”和“网油卷”都是她长居海外20年而未能相伴的儿时风味。其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与“游荡者”、一个作家所建立的情感版图，恰如定居瑞士的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复现的故都，又如犹太裔学者萨义德所谓的“out of space”（“乡关何处”）中对于文化原乡的追怀，而这一切的回忆，都是对现实不完满的补充。作者不断记叙母亲煮的糖芋头、油面筋塞肉等，而父亲的棋局，说的其实是天涯相隔而无法陪伴的惆怅，也是现实疲惫下对于人间情爱的珍惜。尤其是父亲病重之后，周洁茹便开始茹素祈愿，这种食物与亲情之间的连接产生了特有的化学反应。过去的食物与回忆一一浮上心头，在食物中写家人故乡，别有情味。为什么会开始回忆？本质还是现实的不可能和令人厌倦。


不再永远离开的周洁茹，开始回味追忆，答案不在别处，问题关键也不在于到哪儿去，她的一大批散文中，讲究的是抓住现在和手中所有的情爱，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小说《华特餐厅》之中。主人公请自己的同学——疲于照顾家庭也缺乏丈夫关爱的刘芸——吃昂贵的华特餐厅，吃她丈夫从来没有请她吃过的龙虾。然而她吃得很辛苦，也没有滋味，因为她得了肿瘤，吃变成了一种痛苦与煎熬：“转身就是永别”“我想起这一句，刘芸发在朋友圈的，发完‘我想吃蛇、青蛙和龙虾’后她又发了这么一句，我理解为她是感叹父母们的年老多病，转身离别。我的方向有点错了。我们也40岁了，我们自己的离别，好像也开始了。”⑩这种观察，如何不让读者绝望惆怅，女性的家庭责任与家庭宿命，着实令人疲惫与厌烦并进而伤怀。


同时令人瞩目的是，作者意识到过去那些决绝独立的女性也会老，她们的家人也会老，这些人生的真相对她们的追寻而言无疑是一重巨大的阻碍。时间，并不是她们的朋友。所以她们会妥协吗?或者说，这些女性有选择吗？


亲情的回归，某种程度上是四处追寻后的厌倦，是人生真意的再发现。而周洁茹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她的厌倦：“2000年的时候，我太厌倦了，对一切厌倦，写作和生活。我写得太早又太多了，把一生都写完了，这是我当年说的话。2017年是我回归写作的第三年，我又有点厌倦了。我昨天还在跟我妈妈讲我的厌倦，厌倦和厌倦。一切好像回到20年前。她说她每天早上醒来都会觉得又有了一天，然后慢慢地活动僵硬的身体，然后起床，去买菜，做早饭，做午饭，做晚饭，到了晚上躺到床上，再想一下这一天，就睡着了。”⑪“厌倦，我很厌倦，我几乎在我的每一篇随笔里面都写了厌倦……我也不需要克服厌倦，厌倦从来都是我的一个写作主题。”⑫


周洁茹在近期小说当中也多次提及厌倦这一主题，这一愈加重要的书写主题又与其早期写作的内容有着微妙的区别，早期的厌倦书写是为了女孩的离开做铺垫：


我有个习惯的句子，“心里面充满了厌倦”，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也出现在我的散文里。这个句子的前面往往是——“他说这样的话，她又觉得是负担。很深的厌倦”（《再见》），“我只是想着要离开，心里充满了厌倦。我的厌倦持续了很久。我终于离开了”（《夕阳》，我有时候在厌倦的后面跟一个问号，“可是每天每天都要做，会不会厌倦”（《星星不见了》），出现这种情况已经是最不厌倦的厌倦。⑬


周洁茹近期创作中提及的厌倦却有一种疲累无奈的心境。《到广州去》中旅居香港的大陆二奶，去往广州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初恋相见，她厌倦;《四十》里不断回望16岁那次爱恋与接吻情境的中年女人，那个光闪闪又酷热的夏天之外，她厌倦;《抱抱》中刘芸在小说结尾得到了想要的陌生人的拥抱，仍然在哭，仍然无法高兴起来，继续流眼泪，这种不如愿的日常，构成令人惆怅，和让人厌倦的现实。渴望的爱和过去想要逃离的情境，都是不可解脱的困境。


在近期的创作中，最能够体现食色之厌倦的，是周洁茹《小故事》中的《吃相》。这篇作品篇幅很短，也没有刻意营造任何复杂的情节和结构，羚羊挂角，没有丝毫斧凿之痕。小说剧情很简单，写了小说主人公“我”的朋友陈小姐的故事。陈小姐曾与丈夫经历一场车祸，死里逃生，本以为是情感升华生死相守的起点，却最终婚变。陈小姐因此完全失去了食欲，离婚以后什么都不能吃，吃了就会吐，甚至发展到喝营养液的地步，而这种失去食欲与失去爱是一种明显的同步。这样的人生关头，她遇上了一个生活讲究、具有古典文化气息的已婚美食家，他介绍的美食一步步治愈了陈小姐的厌食症与人生。然而他的已婚身份却构成了一道沉重的障碍，最后二人感情也是无疾而终，那个男人只是嘱咐陈小姐好好过。


“是不是能吃就代表能爱啊”⑭，这是叙事者“我”对陈小姐提出的问题。这篇小说最妙之处在于，叙事者“我”才是小说中另外一层故事的主体：


你又不吃饭了？我的朋友突然说。


我吃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吃饭。刚才你就没吃。他说，你什么都没吃。我等会儿吃，我说。


……她们回来都跟我们讲，你请她们吃饭，可是你不吃饭。我的朋友说，她们说你是真的，根本就不需要吃饭……


你说吃一口饭变成了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你说怎么办吃不出来味道，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味道怎么办太没有办法了，她们就说当橡皮吃吧不吃会死的，我的朋友说。⑮


周洁茹笔下的“我”与陈小姐，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不只是没有食欲的人见到了有食欲的人，也是一个厌倦的人见到另一个受伤厌倦的人重燃起爱火又熄灭。在这样的情爱与生理的饥饿之下，更深层的疲惫也被凸显出来。而小说之中最为奇妙的，也是出场甚少的另一个男人，“我”的朋友，7年前与“我”分手，现在早已结婚的男人，却又对“我”在小说结尾处开始了似有若无的撩骚：“你肯定是不回来的了，我认得了一个女孩，就同她结了婚，我的朋友说。结婚好啊。我关了电话，说，好好过。可是我也舍不得你。我的朋友说，我也想要你。我看着他。要是在古代多好，他说。”⑯这种日常的庸俗，给人更深的疲惫与惆怅，两个女人和两个已婚男人的故事，“要是在古代多好”，无疑消解了情爱与关系的现代难题，但也过于轻佻地否定了爱的纯粹，这显然也是作者所不能接受的。所谓“吃相”，自然不是单单指一种吃饭的样子与方式，更是指一种贬义的处事态度，包括做人做事那种丑陋的得失心。小说结尾所营造的真正悲哀，正是我和朋友对情爱的不对称期待：一个是已经厌倦了简单果腹的食欲，超越欲望的疲惫观察者；一个是只追求皮肤滥淫的昔日情人，这样的结果只有一种，自然是失望。


2

慈悲笔法：一些不那么聪明的女性


周洁茹在回归文坛之后，写作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形式上，结构更简化，省略留白更多，恰如《我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对雷蒙德卡佛的致敬，作者对于叙述的节制以及对留白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新的阶段，且并未在这种简化风格中丢失过去写作的诗意和美感。


而更为值得观察的是，周洁茹小说创作的对象和内容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与过往那些都市丽人行不同，近年周洁茹写了一些香港底层女性，这些女性或是重复劳动者或是新移民，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奔走往复，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又在煎熬与疲惫之间蹉跖。不似20世纪90年代世纪末风格的时尚女子，这些中年港女通常长相普通、出身普通，也并非知识女性，更不知女性主义或父权主义为何物。这些普通女性正在周洁茹的笔下更多地出场，也代表了周洁茹小说中更为明确的慈悲意识。


王德威曾经用“落地的麦子不死”来指代张爱玲对后世作家之影响。张爱玲对于女性命运的细致把握和“苍凉”叙事也在周洁茹身上有着微妙的继承。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有个非常基本的三角：道德，金钱，性爱。张爱玲描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抉择时，指出一种困境：如果一个女人遵守社会所规定的女性道德，那她必然会面对金钱的剥削或者无爱的婚姻，遵守道德并不会让一个女性快乐，因此符合妇德的女性通常不快乐。女性于此三者也通常不能同时拥有，譬如曹七巧没有性爱，葛薇龙没有“女德”。周洁茹在张爱玲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都市女性的人生困境：她书写了很多出轨的中产女性，以同情的态度书写她们追求情感与生理快乐的过程，她们不缺金钱，但是没有爱。她同时书写了很多奋斗的底层女性，她们没有家庭的温暖与理解，没有来自男人的爱，她们疯狂地工作，为了用金钱供养下一代，也为自己挣一个未来。周洁茹是刻意不施加任何道德判断的，她有十分明确的态度——女性在追求自我实现与爱的实现过程中，那些束缚人的道德是全无必要。这在周洁茹长期的创作中都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种慈悲的态度在她的中年书写中体现得更明确了。


在中文语词之中，“慈”“悲”二字并未结合成一单一概念，将慈悲二字结合在一起形成单一概念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翻译佛经之时，以“慈”译maitrl（或maitra，巴利语为mettA），以“悲”译karuNA（梵巴同形）；maitrl意为“朋友”或“亲爱的人”，karuNA意为“哀怜”“温柔”，“有情”。对于朋友，我们亲爱对待，对不幸者我们温柔地予以哀怜。⑰


周洁茹早期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很美，很决绝，也都洞明如火。而《佐敦》《油麻地》以及《美丽阁》为代表的香港书写一类近作中的女性，则近乎白描笔法下的世相图，都是凡人日常中的兴味。


《佐敦》里的阿珍和《尖东以东》里的陈苗苗，就是十足的老实女人。拿着单程证的阿珍得照顾瘫痪的坏脾气丈夫，还得找工作供孩子读书。她反复告诉自己：“还能坏到哪里去，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没有什么是会被浪费的。"⑱陈苗苗在婚姻破裂时，始终相信出轨的丈夫：“他自己是不想离婚的……全是我公公婆婆的主意。”“只跟朋友们一起打打篮球，玩玩玩具。”⑲


对于另一半的忍耐和释怀，构成了她们生活当中长期的主题，而在此期间，她们依然要面对生活的捶打和折磨。如戴瑶琴所说，周洁茹展示“新移民”对环境完全具备迅速适应能力，这其实是体现时代性的真相：在构思《佐敦》（《十月》2016年第2期）的时候，她就写香港女性了，我们可以进一步窄化为“新移民”女性，她们是共同名字：阿珍、阿美、阿芳、阿丽。《女人，四十》（电影，1995）里阿娥的坚强隐忍，《回光奏鸣曲》（电影，2014）里玲子的孤独无援，悉数压实于阿珍们的“新”人生。她们都有一张灰暗的脸，整天都很忙，实际处境将其压榨到就要死过去，她们一直在用永无休止的忍耐以续命，清晰认定“活着的人，要活下去”⑳。


以《油麻地》为例，主角阿珍这一普通女子，家庭生活琐碎，亦缺乏尊重，“人生苦短，婚姻苦长”。生活里的丈夫完全不考虑她的感受，未经过她的同意就接纳长辈过来同住，吃晚饭不等加班的她，甚至刮台风的时候在老人的提醒之下都不愿意出门接她。在这样的环境下，阿珍的生活目标中似乎早就没有了所谓情爱温暖，而单纯为了改善生活：“阿珍存钱的本事，可是天下第一的。出粮三万，阿珍能存下三万四。”“阿珍不求吃不求穿，什么都无所谓，只追求一个字，钱。”⑳而小说也继续表述其独特的心境，全副身心扑在工作上只是一个表象，其实也是一种对于家庭生活和丈夫的逃避，然而如此生存自然也有其后遗症，包括缺乏更多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小说主体内容其实是一帮女性一起奋斗的故事，阿珍、阿芳、莉莉、辛迪创业开了美容店，艰难困苦，抱团取暖或嫌隙折堕，都是女性的命运起伏。家暴、歧视、死亡或背叛，几近成为人生试炼。主角阿珍之外的这几个女性，个个都有其不幸与难堪的过去，几个女性因相似的悲苦而相聚，着实令人唏嘘感慨。


在短篇小说《婚飞》中，其实依然是写一个女性圈子的故事，阿珍、阿may和莉莉，还是三个普通的女人，但是个人遭际却极为不同。她们和自己的丈夫、父亲乃至儿女，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轼悟冲突，然而在忍让与相处之中，总有一种让人疲惫的生命感在流逝。阿珍的孩子准备出国读书了，而丈夫希望节省开支，自己住到学校宿舍，而让妻子回内地去。这个男人心底觉得是因为他，妻女才能到香港来，也对阿珍管束甚多，曾剪掉她的信用卡。有着博士学位的阿珍甚至选择到米线店打工，渴望有个临时的住所；阿may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的行动、妻子如何辅导下一代功课、房子是否要加名字等多有挑剔;而莉莉则消磨在日常的全职主妇的生活中，而父亲对她个人资产的剥削更成为其心头难以释怀的痛楚。让我们再回到题目——婚飞，实际上是昆虫界的一种繁殖现象，在此则是一种难于摆脱的女性宿命之象征：


蚂蚁公主长年待在地底下，等待“婚飞”那一刻的到来，通常是夏末雨季，它飞出了地底，与公蚁在空中交配，交配过后，公主脱落翅膀，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作为地宫，也真正成为一个女王，开始繁衍它的帝国。


阿珍去网上查了，那次密密麻麻的飞蚁，一整窝的虫，全部飞出来跳舞。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真相，阿珍简直倒抽一口冷气。空中交配，翅膀脱落，回到地底，繁衍后代。


如果有翅膀，能够飞上天，为什么还要去交配？阿珍忍不住去想。没了翅膀，还女王？不就是一个女囚？除了繁衍后代还有什么用？公主、女王和帝国，这三个词是这么用的吗？


可不就是为了繁衍后代？


可是只是为了繁衍后代？


繁衍后代之外呢？


如果不交配，如果保有翅膀，一直飞，一直飞，会飞去哪里？


想到这里，阿珍觉得自己不能够再往下想了。


如果不交配，如果没有后代，飞来飞去的一只虫，有什么意义？虫的一生也是很短暂的。㉒


周洁茹在这里采用了一种非常超脱的视角解释她观察到的女性生活景况，包括为什么要结婚?本来的自由女性为何要在这样的现代关系中成为牺牲品，进而想到的是人生意义的何为。周洁茹在这些虫豸的生活中看到了人的命运，朝生夕死，“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些人的奔走又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苦心照顾的丈夫，孩子，自己的父亲，可能都会在某个时刻背叛自己，那自己的牺牲又所为何来呢？《婚飞》中三位不幸又坚强的女性互相扶持，面对着自己艰苦的命运。其中小说反复提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定：“莉莉说是不是上天给了你一个那样的父亲，就给一个好老公来补偿一下？这个可以补的吗？阿May说。我找了那样的老公，是因为我父亲太好了？”㉓这显然是一种玩笑话。在周洁茹小说中不乏无情寡恩的男主角，《婚飞》当然也不能例外，而这种所谓“动态平衡”则实际指向了父权关系中女性所处的不公地位。


然而有趣之处在于，作者在《婚飞》和《油麻地》《美丽阁》中并没有以过去那种决绝离开的态度来回应那些男性，而是更加现实主义地描摹中年女性的心境，无论是《油麻地》结尾要求男人改变的女主，还是《婚飞》结尾最后施施然地回内地的阿珍，都展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可能的景况。作者塑造了一个不再寻找意义的女性阿珍，她“离开”和过去不同，没有哲学意义上的“逃离”，反而是一种带有妥协色彩的放弃，或者说是对于现实的接受。这是周洁茹笔下人物的成长，也是周洁茹对笔下人物命运的同情。阿珍拥有博士学历，但作者没有写她内心的挣扎与纠结，作者也许有意隐去了这些笔墨，周洁茹用“隐”的方式来表现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强悍女性。如《文心雕龙》所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周洁茹用一种极简而隐的手法表现一种卓绝的女性态度，实是难得。


周洁茹描写的这些新移民女性，其中大多数并不和《婚飞》中的阿珍那样是高学历者，这些普通女性之书写和过往那些“到常州去”“到上海去”的自由女性做区别。这些“苦熬”的新移民女性，有的在坐移民牢，有的饱受家庭虚耗，她们离不开家庭，也离不开香港。她们的背景、智识与现状，决定了她们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忍受下去。


周洁茹也与过去的自己不同了，不论是《油麻地》，还是《美丽阁》，抑或是《婚飞》，作者都尝试通过其他角色鼓励着这些女性。如此，不仅是慈悲书写，更是有着“girls help girls”的别样温柔：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莉莉说，可是对我们三个来讲，不是双手决定的命运吗？


阿珍你的命运是你这双手撑住的。阿芳说，我们还有什么没见过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怕的？阿珍你争气一点啦，你给我争这一口气了啦。㉔


同样的，在《美丽阁》结尾处，阿美和阿丽互相打气：其实也全是为了你自己，你阿爸，阿美说……为着你自己。你为自己挣了一个明天。㉕这些女性其后的命运我们无从得知，但却有了一种向疲惫生活挑战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是作者对于这些个体生命的尊重与慈悲。即便周洁茹已经洞悉了她们无法逃脱的命运，识破了她们挣扎的真相，还是愿意在小说结尾处设定这样温热的对答，于是未来的故事已经不再紧要。也许这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消磨历程，但周洁茹用一种慈悲笔法，把舞台最后的亮光都给了她们。这是作者剪裁文体、勾勒人物的手法，也是一种澄明温柔的心境。


3


结语：拈花手段，菩萨心肠


周洁茹在其新近小说作品中，出现了与过去甚为不同面貌。虽依然聚焦女性遭际、依然关注城市人的状况，但书写的方式发生了相当重要的改变，这并非是说周洁茹与过去产生了断裂，反而恰恰是一种积累的结果。


将周洁茹早期作品中的女性与当下所写女性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周洁茹书写“厌倦”的变迁：从厌倦而逃离，到厌倦而无处可去，这同样也是少年到中年的变迁。而身体与心境的变化，也导致表述食欲与情欲时那微妙的对比：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之不对称，过去与现在的不对称，记忆与现实的不对称，这些不对称、不完满也早已成就周洁茹笔下那些不彻底的人：他们感到痛苦，却也许不知所以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而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周洁茹写作方式愈加简练，她也愈加关注那些平凡个体、日常欲望和世俗遭际。在她笔下，那些人物呼之欲出，是周洁茹近乎零度写作的对象，同时也是其创作面向中食色厌倦与慈悲笔法的最佳诠释。





注释


①⑥马兵：《游牧者周洁茹——周洁茹香港小说读记》，《南方文坛》2016年第5期。


②林培源：《香港故事与女性经验的双重奏——周洁茹短篇小说新论》，《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2期。


③王艳芳：《从“问题少女”到“临界中年”》，《文艺报》2020年8月28日。


④⑤周洁茹：《天使有了欲望》，昆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⑦邵栋：《时空尽头的漫游者——周洁茹香港小说简论》，《香港文学》2016年第3期。


⑧周洁茹、杨晓帆：《周洁茹 我们当然是我们生活的参与者——七〇后作家访谈录之二十六》，《芳草》2016年第6期。


⑨周洁茹：《水煮鱼》，见《我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香港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页。


⑩周洁茹：《华特餐厅》，《小故事》，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20页。


⑪周洁茹、刘雅麒：《我不是人类，我飞来飞去的》，《北京青年报》2017年7月20日。


⑫⑬周洁茹、傅小平：《走出来你还是你，只是这个世界都不同了》，见《小故事》，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9—291、300页。


⑭⑮⑯周洁茹：《吃相》，见《小故事》，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3、36、40页。


⑰郭朝顺：《大乘“慈悲”观念与孟子“恻隐之心”之比较》，《第三次儒佛会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1998.12.26)，第114页。


⑱周洁茹：《佐敦》，《十月)2016年第2期。


⑲周洁茹：《尖东以东》，《新民周刊》2015年第45期。


⑳戴瑶琴：《周洁茹短篇小说〈美丽阁〉：给自己挣了一个明天》，《收获》微信公众号撰稿，2021年5月23日。


⑪周洁茹：《油麻地》，见《小故事》，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页。


㉒㉓周洁茹：《婚飞》，《十月》2021年第1期。


㉔㉕周洁茹：《油麻地》，见《小故事》，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72、8页。


作者简介：邵栋，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现为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写作硕士课程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