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x李伟长：跟自我和他者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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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玲x李伟长：跟自我和他者的相遇


来源：上海文艺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张玲玲  李伟长　


近日，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公布了获奖名单，《白耳夜鹭》（艾玛）、《科恰里特山下》（董夏青青）、《公园》（赵松）、《接下来去荒岛》（王苏辛）、《五月将尽》（张玲玲）五篇短篇小说获奖。主办方邀请评委对获奖者进行了采访。该系列访谈已经获得转载授权。


我知道张玲玲是从小说集《嫉妒》开始的。


当时的责编林潍克兄说，跟了两年的年轻小说家终于交稿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欣喜与骄傲，说这是一位以虔诚的信徒般的姿态对待写作的小说家，就是张玲玲。


这份虔诚，表现之一就是反复修改小说，期望抵达一种理想状态。有的小说她会重写三遍乃至五遍，有一篇小说写了六万字，继而扩到八万字，还是不满意，挥手就砍掉了五万字。


这大概也是写作本身的乐趣，在修改中不断试探，逐渐变得清晰，继而完成确认，有时也会变得复杂，阅读张玲玲就像在缠绕、密实和相互黏连的网中穿行，得用一番力气。


《五月将近》写了一个契诃夫式的普通故事，平凡人陷入不平凡的境遇，写着写着，结局就明朗了，如飞鸟掠过的天空，不仅飞鸟已去，天空也变换了，这其中有自身，也有他者。


就像张玲玲自己说的：“写作不单是跟自我相遇、也是跟他者相遇的过程。”


——李伟长



李伟长 张玲玲


李伟长：因为什么的机缘，你开始写小说的？什么时候，或者说因为哪篇小说，你确认了自己能写小说，并决定以此为业？


张玲玲：开启小说写作的时间较早，但正式发表、写作是五年前。一五年五月，我在浙报戏剧社做编剧，导演王熙旸拿了我在写小说的部分章节给《西湖》编辑李璐看，她从中挑了一篇，并鼓励我写完。


写《嫉妒》时，我想可以边工作边做个小说家；写搁置在手的某个长篇时，我想应该全职写作。但如果能写是指一种天赋而非自由权力，直至现在我也无法确认。


李伟长：成为一个小说家，你觉得需要哪些条件？你觉得自己在哪一方面做得不错，哪些方面自己还不够满意？有计划写长篇小说么？


张玲玲：成为一个小说家可能什么都不需要，赤手空拳，仅仅怀揣一个信念，一种渴求即可踏入大门。文学史上此种案例不胜枚举。恰如那个著名的笑话，把大象放入冰箱需要几步？答，三步。第一步，打开冰箱。同理，成为小说家的第一步就是打开文档。


我们多数在一无所有里工作。福克纳说，给我纸、笔、烟草，一点威士忌，够了，可以了。但那是福克纳。每个人每个阶段所匮乏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怀有写好、写久的野心，也会知道应该如何补足。


我很难说某些方面做得不错，一个问题即便在单篇小说里看似解决，但所获的经验、方法可能在下一篇里毫不奏效。


不满意的太多，说起来真是狗身上的虱子，除不尽。


有的。


李伟长：有一种说法，小说不是无中生有，它一定是有来处的，比如生活的某个时刻某件事。如果你认可这句话的话，那什么样的事件，会让你想到把它写成小说？


张玲玲：开始是的，但现在略有差别。我写作不快，周期又长，调整也多，一篇小说常改到面目全非，甚至得反复重写，才能找到表达准心。一个时刻，一个事件即便彼时触动我，又能触动多久？写作甚至应警惕廉价的触动。对于一个人来说，过去的业已过去，哪怕曾经攸关生死，反复讲述后，也可能味如嚼蜡，至于意义，或随你处境、心态、角度、年岁的变化而变化。常见说法是，小说抵抗时间，存留记忆，但失忆与遗忘才是人之常态。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无法现场考古，以验记忆真假，我们借由虚构，试着寻找、说出基本、持久且深彻的真理，辨析我们的来处和去处，回应令死亡也相形见绌的生之痛楚。小说家不应仰赖个人生活中某一时刻、某一事件的触动，至少不完全仰赖，而是在文本里构建某个时刻，使之闪亮跃动，意味深远，夯实某个事件，使之坚不可摧、无可替代。为达到此一目的，我们搜寻、移植、拼贴、观察、盗窃、想象……如是而已。我们的材料常常来自虚空。


李伟长：你曾经从事过影视行业，挑选购买可以改编的小说，相当于买手么？怎样的作品会比较容易进入你的视野？这和你写小说有冲突么？


张玲玲：差不多。会被推荐给公司的作品有些遵循影视及公司的标准，如：情节体量和戏剧张力是否足够？对白行动为主还是心理描写居多？主线及人物是否集中？有些跟小说标准重合：人物是否突出？关系是否别致？表达是否新鲜？议题是否当下？类型有无突破？等等。多条标准里，当代性和新鲜度或是最为重要的。


说起来仿佛很冷峻，实际上我常常推荐一些不那么工整、规则的小说，仅仅因为被作者、文本所打动。我迄今仍记得和同事说起一些我们心爱的小说时双双落泪的情形（她说，你懂的哦？我说是的，是的，我懂。你明白的吧？她说是的，我明白你。）。我想，这才是读、改、写一部小说的真正意义：因为巨大的爱和热情。


冲突不算大。如今辞职了，在时间充裕、判断自主的情况下，再写不好就不能归咎于外部了。有问题宜及早面对，总比一直回避好。


李伟长：你目前多写短篇小说，上一本小说集《嫉妒》写到了女性生活，也写到了很多城市，你在哪些城市生活过？有哪个城市适合写小说么？


张玲玲：除老家南通，在上海与杭州分别待了七年，在广西、北京及西藏也待过一段时间。多数是待，谈不上生活，虽然我尽力观察，但困于方言、圈层，和真正的本地生活仍隔着不少距离。


不限定某个具体的写作者，可能任何城市都适合写作，荒蛮边陲也可能产出凌厉强悍的作者。


就自身而言，在不同的城市写作，我能感到语感、节奏、思考上的一些差别，但修改后再看，区别倒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巨大。


如果经济无虞，上海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容纳一切，复杂丰沛，也不乏某种深层的拒绝；人和人之间相隔遥远，但也可以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