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史哲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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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文史哲的百科全书


来源：文艺报　　张柠　　


平生以购新书、读好书为乐。近年来读书依旧，惟有微变者，就是少购新书，一则因书斋寒碜空间有限，一则因年纪渐长一味恋旧。庚子年疫情所致，禁足在家的时间多多，更好安心读书，随手翻阅，漫无目标，不亦乐乎。汉魏六朝杂传、佛教史料、唐宋轶事、野史笔记，读得不少，记得不多，谈不上有什么收获，只是习惯使然，迷恋纸质图书而已。近日和人聊起过去一年印象深刻的人文社科书籍，想了半天，想不起哪一部书“印象最深”。最喜欢的倒是有，那就是2009年版的《王国维全集》。


根据专家的考证，带有“王国维全集”性质的图书，至少有5种版本：1928年罗（振玉）本《海宁王忠慤公遗书》，1940年赵（万里）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版《王国维先生全集》，1983年上海古籍版《王国维遗书》，1996年上海书店版《王国维遗书》（影印）。而2009年版《王国维全集》，是京沪两地学者，加上浙粤两地出版界四方合作的成果，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之上，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编校而成，这无疑是一个最优质的版本。20卷本《王国维全集》，800多万字的篇幅，内容涵盖古今中外，地下纸上无所不包：流沙坠简、敦煌遗物、秦汉封泥、甲骨金石、古史方志、玄学小学、词曲古戏、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等，真乃皇皇巨著，堪称“文史哲百科全书”。翻阅“全集”，有的能看出一些门道，有的就只能瞧瞧热闹了。才疏学浅如我者，怎敢给《王国维全集》写书评？只能斗胆写些“观感”。


最早听到王国维的名字是1979年，学校请来一位地质学专家做讲座。老一代理工科学者人文学的底子好，书法也漂亮，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王国维的话：“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理工男听着新鲜，连忙记在笔记本上，从此也就记住了王国维这个名字。若干年后跟文学结缘，才知道那番新鲜话出自王国维的名篇《人间词话》，同时又是对晏殊、欧阳修、辛弃疾词中名句的化用。


1997年冬，因撰写拙文《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问题》（后以附录形式收入拙著《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中），涉及中国叙事文学现代转型问题，曾求教于王国维先生的自编文集《静庵文集》及其续编（收入《王国维全集》第1卷），对他在《文学小言》中关于“叙事的文学……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的分析和判断深有同感。进而开始接触到他的多篇文论名篇：《红楼梦评论》《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屈子文学之精神》等。这批作于1905年之前的论文，是近现代以来较早化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用于中国文学评论的范例。《红楼梦评论》是其杰出代表。但我在文章中提出，《红楼梦》与其说是“悲剧”（古希腊），不如说是“悲观”（佛教术语，叔本华哲学深受佛教影响）。与此同时，又读到钱锺书先生对《红楼梦评论》的点评，更是茅塞顿开：“苟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偶，方是‘悲剧之悲剧’。然《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入情，何劳削足适屐。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述《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尝滴水而知大海味，而不屑观海之澜。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厄。”（《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351页）


钱锺书说：“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中之金屑。”评价之高，于钱锺书而言，实属罕见。不过涉及王国维的文学创作的时候，则是另一评价：“其《观堂丙午以前诗》一小册，甚有诗情作意，惜笔弱词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讥。古诗不足观；七律多二字标题，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谈艺录·王静安诗》）对此，王国维自己也很纠结，1907年，在反思自己的学术和创作时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恼，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他日以何者终吾身？”（《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21页）


没有实现自己做艺术家的理想，却成就了一位学术天才，这也是学界之幸事。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正如陈寅恪所言，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之“二重证据法”：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证；异族之故书与本族之旧籍互证；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证。学者不只是研究成果深且广，而且还能为后世提供方法论，则是学者中的学者。


王国维的学术文章，文短而意长，每一篇都像是他新开辟的学术领域的浓缩性学术导论。比如《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王国维全集》第14卷），论南方北方文学（学术、思想、制度、风格）之分野，散文诗歌之差别，顺便开启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之先河。他的著名论文《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王国维全集》第8卷）最具代表性，其篇幅之精短，其信息量之宏富，罕有匹敌者，可视为商周史研究的导论性著作。王国维认为，夏商文化一脉相承，商周文化差异很大：“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全集》第8卷第303页）因此，商取代夏，与周取代商，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首先就是都城建设上的区别：五帝以来，包括夏代和商代，其都城均建在东方，唯独周的都城建在西方。周代即使在东部建了洛邑，他们也不急于搬迁，一直住在适合放马牧牛的西北边陲之丰邑和镐邑。其次是城市制度建设上的区别：1、改殷商的“族内传贤制”（传给兄弟或者子侄辈），为周代的“立子立嫡制”；2、建立以王权和子嫡为基础的严密道德体系（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3、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礼俗规章（宗法、分封、丧服）。王国维所说的“制度之新旧更替”和“文化之新旧更替”，的确是洞见不凡。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到底是殷商城邦（工商）文化新，还是周代农耕（游牧）文化新？都是令人遐想的论题。


2020年因创作需要，我还阅读了他的《古本竹书记年辑校》（《王国维全集》第5卷），以查阅朝歌和商丘城市群相关资料；后又阅读他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王国维全集》第11卷），以查阅道教长春子丘处机，万里西行，接受成吉思汗召见的资料；因学习书法而阅读他的《史籀篇疏证序》《毛公鼎考释序》《校松江本急就篇序》等文（《观堂集林》，《王国维全集》第8卷），都获益匪浅。总之，《王国维全集》犹如一个大百宝箱，不同专业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宝贝”。因此我认为，《王国维全集》就是一部文史哲领域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