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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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袁晓聪　　


摘要：民国辞赋学史是中国辞赋学研究的空白课题，也是中国辞赋学史著作中断代史系列不可或缺的部分。民国辞赋学史，当包括民国辞赋学的文献考述、民国时期对当时与前代辞赋及辞赋学的批评与研究的综合研究以及一系列相关专题的研究，在此基础形成史著。民国时期的辞赋学成绩为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准备了史料基础、文化基础。当前人们对民国辞赋学的开拓与研究也为其建构奠定了学术基础。建构民国辞赋学不仅对现当代旧体文学研究以及研究体系的完善有促进意义，还有助于提高对民国辞赋学的客观认识、了解其创作的实绩与当时社会文化生态，同时对当代辞赋学也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民国；旧体文学；辞赋学史；意义


民国旧体文学研究为当前学术“热点”之一。曹辛华教授在《民国旧体文学研究》创刊号卷首语中指出，民国旧体文学的本体研究是“专门针对民国旧体文学本身相关问题进行的各种研究，属于民国旧体文学史领域。”民国旧体文学的本体研究主要包括民国旧体文学作品、文学作家、文学批评、文学文献等。目前对民国旧体诗词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出现，而对当时同样存在的辞赋却研究不够，当前尚未有一部“民国辞赋史”“民国辞赋学史”出现。于此，本文试着对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问题及其意义进行探讨，以深化民国辞赋学研究与推动民国旧体文学研究。


一 “民国辞赋学史”的界说


由于“民国辞赋学史”为当前空白领域，也是我们首次提出，对其概念当进行专门的界说。民国辞赋学史这一概念，有着比较深广的内涵和外延。在建构之前，需要对与之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辞赋、辞赋史、辞赋学、辞赋学史等概念既相互关联，又不尽相同。由于辞赋具有多源、多体的特征，因此目前学界尚未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通常大家认为辞赋就是由楚辞中的骚体赋与大赋、小赋、律赋、文赋等文体的合称。辞赋史，是研究辞赋发展历史的科学。如马积高《赋史》、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台湾学者李曰刚《辞赋流变史》、郭维森和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等。但民国辞赋史，还处于空白状态。辞赋学是以辞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与诗词学、小说学、戏曲学、散文学等相等的分体文学学科之一。里面涵盖的分支比较多。一是赋体研究，包括赋之起源研究，赋体构成研究等；二为赋学本体研究，包括赋的特征研究，赋之流变研究，基本文献研究，赋之理论与批评研究，赋之传播与接受研究，赋与环境之关系研究，研究方法论等；三是赋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研究，包括赋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相关学科之间关系研究、赋学与自然科学中相关学科之间关系研究，赋学与当代文化建设之关系研究等；四为辞赋学术史，即辞赋研究之研究，包括文献整理研究、研究的批评、研究史、赋学学者研究等。近人陈去病有《辞赋学纲要》名为“辞赋学”，实际上为辞赋史，并未包含我们前述的内容。当代我们提及“辞赋学”这一概念时，既有学科分支的性质，又有文学范畴分支之一的意味。于此，我们更倾向前者即辞赋学为与诗词学、戏曲学、小说学、散文学等一样有相等地位，均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下一级学科分支。辞赋学史，主要以考察与描述辞赋研究的发展历史与原生状态等为中心，为辞赋学构建历史。中国辞赋学史基本上可以分为：辞赋学的创始，辞赋学的建立，辞赋学的发展等几个时期。具体而言，辞赋学史是探讨辞赋学——辞赋创作、辞赋批评、辞赋理论、辞赋家研究、赋籍整理和辞赋史研究的发展过程。“辞赋学体系”与“辞赋学研究体系”并不能等同。辞赋学史是辞赋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属于“辞赋学研究体系”。辞赋学史按照朝代来划分，可分为先秦两汉辞赋学史，魏晋南北朝辞赋学史，唐代辞赋学史，宋代辞赋学史，元明辞赋学史，清代辞赋学史，民国辞赋学史，当代辞赋学史等。民国辞赋学史，是辞赋学的断代史之一。是研究民国时期一切与辞赋相关的问题，包括民国时期的辞赋文献汇辑整理问题、民国时期的辞赋创作问题、民国时期的辞赋理论问题、民国时期的辞赋批评问题、民国时期的辞赋传播问题、民国时期的辞赋文化生态问题等。


一部完备的民国辞赋学史，当以文献汇辑考索为基础。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一）民国时期辞赋创作及其理论文献。如考索民国辞赋作品文献，其中包含有序跋、题辞等与创作理论相关的内容；又如民国时期关于如何写作辞赋的文献等有利于我们撰写辞赋创作理论。这些都需要我们考索。（二）民国时期批评、研究前代辞赋、辞赋学及理论的文献。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对前代的辞赋、辞赋学及其理论进行批评的论著，需要我们汇辑。（三）民国时期整理、研究辞赋的学术文献。当时学者对前代辞赋通过选本、笺注、校勘、译介、刊刻等方式进行整理，也撰写过大量的专门研究论文与著作。这些学术文献是民国辞赋学“现代”化的体现。也需要我们整理与研究。


民国辞赋学史的理论研究当从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着手。一方面，综合研究是对民国辞赋研究的问题作宏观的、系统的探讨；专题研究是对民国辞赋研究的问题作微观的、深刻的透视。具体而言，综合研究部分，主要探讨：（一）民国辞赋学的总体特征。主要揭示其在研究内容、方法、主体、对象、方式以及传播等方面的“新变”，以利于整体把握其风貌。（二）民国辞赋学的演进历程。民国辞赋学主要经历清末民初（1900-1919）、新文学运动至抗日战争前（1920-1931）、抗战至新中国建立前（1932-1949）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历史状态、现象、发展轨迹等都值得我们细致梳理、扫描与归纳总结。（三）民国辞赋学的研究生态。主要对当时研究环境、研究者、研究内容、研究思想、学术风尚以及教学、传媒、中外交流等进行专门剖析、探讨。（四）民国辞赋学的重要热点。主要对当时辞赋学研究如“文选赋”研究、辞赋创作、辞赋理论、辞赋学论争、评点与选本观念等热点考察的同时，揭示辞赋学的新突破与新发展。（五）民国辞赋学与辞赋创作。主要从辞赋创作入手，以见二者的互动关系。（六）民国辞赋学的文化意蕴。要从文化学层面对民国辞赋学进行透视，发掘其中的优秀文化因子，揭示民国辞赋学的意义。从古今对比、中外比较等方面入手总体评价民国辞赋学的地位与价值，彰显其学术价值与贡献。主要采取宏观、中观与微观结合的方式从以上几大方面把握民国辞赋学史的轨迹、规律、特点与价值。另一方面，专题研究部分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多方式来个案式深入探讨民国辞赋学史，主要包含四项内容。（一）民国辞赋学重要学者、团体的专题研究。如对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鲁迅、黄侃、铃木虎雄等辞赋学的学术活动进行史传式研究。（二）民国辞赋学的重要专著的专题研究。对“文选赋”笺注、《赋史大要》《辞赋学纲要》等著作专门研究。（三）民国辞赋学的重要史实如教学、创作、期刊等专题研究；（四）民国辞赋学重要问题、现象的专题研究。包括当时对前代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赋话、重要赋学理论、重要赋史问题、重要赋学思想以及辞赋传播等问题的具体深入发掘与研究。如辞赋传播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民国期刊与辞赋学，民国期刊上不仅刊载了大量的辞赋作品，而且还发表了不少赋论、赋评等理论见解，值得专门探究。此一方面，本人之前已对民国期刊上的部分赋作做过考录，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一是民国辞赋学的域外传播问题。此虽属于域外辞赋学史的重要内容，但涉及民国部分当专门研究。从以上四项入手进行专题个案研究，可弥补综合研究的现象描述与具体问题考察的不足。一部完整的民国辞赋学史，当包括民国辞赋学的文献考述、民国时期对当时与前代辞赋及辞赋学的批评与研究的综合研究以及一系列相关专题的研究。其中文献考述与专题研究是其中重要而复杂的部分，也是综合研究必由之路。


总之，民国辞赋学史是有关民国时期辞赋创作、批评与研究等全面的系统的课题。民国辞赋学史建构的核心基础至少应该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基本文献整理与研究、辞赋作家群体研究、辞赋作品的阐释与研究、辞赋的理论批评研究、辞赋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以及辞赋史建构的文化生态研究。民国辞赋学史，从纵向发展来看，是辞赋学断代史之一；从横向研究来说，是对民国时期旧体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属于民国旧体文学分文体学术史的一支，也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的组成部分。它与民国词学史、民国旧体诗学史、民国戏曲学史、民国文言散文学史等地位相当。以往由于学科划分的局限，民国旧体文学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因此，对民国旧体的文学的研究整体上比较滞后。虽然近年来民国旧体文学研究，已成为学界的“新宠”，但是对民国各种文体的历史、批评史、学术史等仍有待深入。民国辞赋学史的展开与建构就是因此而生。


二 “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基础


当前为止，“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基础大体已经具备。一方面，自民国以来人们在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日趋成熟，为“民国辞赋学史”撰写夯实基础；另一方面，当前对民国辞赋学本体研究，包括赋家研究、赋作批评、赋论研究等，虽然还需要加强，但也为构建民国辞赋学的建构提供铺垫。为了更好地揭示“民国辞赋学史”建构的可能性，于此我们将先主要从民国时期辞赋学成就入手来论述其建构的史料基础、学术基础等。


其一，民国时期出现的大量辞赋文献考证与整理成就既是我们撰写史著的重要对象，也为我们提供了建构的文献基础。关于民国时期的辞赋文献整理，有学者认为：“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的前五十年，是赋学文献整理的停滞期。”[1]并认为在此期间只有朱保雄《汉志辞赋存目考》和《文选李注义疏》论著问世。就从整理层面来看，此种说法比较偏颇。民国时期不仅有大量的辞赋学文献整理的成果存在，其整理方式也比前代多元。一方面，民国时期对古代辞赋的整理目的不但在于对传统文学的保存，还在于关注知识的普及和供辞赋研究。民国关于古代辞赋的整理，牵扯广泛，其主要又多针对历代名家名作名篇的整理。以其整理对象来分主要集中在对《楚辞》、汉赋、敦煌赋、“文选赋”等方面。一方面，民国时期对《楚辞》的考证与整理，成果较多，为我们研究民国辞赋学中与骚体相关的部分提供了史料。专著如刘师培《楚辞考异》、洪宪元《楚辞考异》、沈雁冰《楚辞拾遗》、沈德鸿《楚辞选读》、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闻一多《楚辞校补》、骆鸿凯《楚辞义类疏证》、任传新注《屈原赋一卷》（稿本）等；论文类则有临轩《楚辞著述考》《楚辞著述考补》、刘颐《〈楚辞〉拾遗（续）》、易培基《〈楚辞〉校补》、陆侃如《宋玉赋考》、刘大白《宋玉赋辨伪》发表于杂志或学报上。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对汉赋、《文选》中汉赋作品的考证与笺注的成果也较丰富。如有汪吟龙《汉赋考》、许世瑛《〈长门赋〉真伪辨》，郑嘉茀《司马相如著述考》、古直有《枚叔〈梁王兔赋笺〉》等，均为比较细致的专门考证。又如骆鸿凯《文选学》，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黄侃《文选平点》，缪钺《〈文选〉赋笺》 等，都是汉赋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的形成与内容、意义等都需要我们进一步作专门考察与研究。除楚辞、汉赋、“文选赋”等研究之外，民国时期还对六朝赋有笺注与考索。如李详《庾子山〈哀江南赋〉集注》、高步瀛《哀江南赋笺》等。再一方面，此时对敦煌赋的整理尤为突出。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敦煌学成为20世纪汉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的辞赋也受到关注。如蒋斧对《西京赋》残卷的整理，叶德辉对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赋》的校勘，王重民对王绩三篇赋的校订，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等。民国时期还有不少对辞赋名家、名作进行考索的论文刊载于期刊，其实也是专著，值得我们注意。由民国时期辞赋的整理成果既是民国辞赋学史要描述的对象，也为撰写其中辞赋文献学部分奠定了基础。


其二，民国时期对前代辞赋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撰写辞赋学史中重要辞赋家、重要辞赋研究的专题提供了史料基础。一方面，当时对前代辞赋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辞赋大家、辞赋名家上，由此我们可见辞赋作家的接受与影响，有利于我们对重要辞赋家研究史实的把握。如关于屈原的研究，有梁启超《屈原研究》，陆侃如《屈原》《屈原与宋玉》，郭沫若《屈原》、郭沫若《屈原研究》，郭银田《屈原之思想及其艺术》等，此一时期屈原研究均涉及了骚体赋形成与创作心态等问题。又如关于宋玉的研究，有陆侃如《宋玉评传》，游国恩《宋玉》等，对宋玉的身世历程及其赋作进行了解读。再如关于司马相如的研究，有游国恩《司马相如评传》、昺衡《司马相如与汉赋》等。作家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一个作家的身世背景、人生经历，时代环境等信息才有可能正确解读文本。辞赋学研究体系的构建不能缺少对作家自身的研究。相比于对古代辞赋家的研究，人们对民国当时辞赋家的研究比较欠缺。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对前代辞赋作品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楚辞》、汉赋以及其他名作的评判与反思上。其中民国时期楚辞研究著作比较多，如马其昶《屈赋微》、曹耀湘《读骚论世》、魏元旷《离骚逆志》、谢无量《楚辞新论》、傅熊湘《离骚章义》、廖平《楚辞新解》、余重耀《骚旨诗诠》、卫仲璠《离骚集释》、陈适《离骚研究》等。[2]另外，此期研究楚辞的论文尤多，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屈原文学的研究，这些论文对屈原作品的思想及其艺术都有比较深刻的探讨，从美文、美学等视角透视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则体现出西方思潮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影响。如陈有文《屈原文学之研究》、华林《屈原在美学上的价值》、郭沫若《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凡石《美文的开山之祖——屈原》，孙陵《屈原作品的启示》等。一类是关于楚辞的总论，如郑文焯《〈楚辞〉“香草”补笺》、胡适《读〈楚辞〉》、陆侃如《读〈读楚辞〉》、曹聚仁《对于〈读楚辞〉的商榷》等。除了《楚辞》之外，民国学者对汉赋以及名家名作也多有研究。如啸咸《读汉赋》对汉赋语言艺术的探讨、李白凤《〈洛神赋〉的人物描写》对曹植辞赋的研究、朱绍安《〈文赋〉论文》对陆机《文赋》文论思想的探究、陈寅恪《读〈哀江南赋〉》对庾信辞赋的解读等。这些对作品的解读与阐释的成果是民国辞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国辞赋学史建构时必须关注的。这就启示我们在研究时当专门列出诸如民国时期对屈原的研究、对司马相如的研究，民国时期对屈赋的研究、对宋玉赋作的研究、对庚信《哀江南赋》的研究等章节，以见辞赋作品的经典化之轨迹。


其三，民国时期对前代辞赋理论与批评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撰写民国辞赋学史提供了史料基础。辞赋理论自汉发展而来，至民国时期已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命题，如辞赋的起源问题、辞赋的文体问题、辞赋的音韵问题、辞赋的风格问题、辞赋的章法问题、辞赋的功用问题等。一方面，民国时期出现了不少辞赋理论通史和专题史论著。如陈去病《辞赋学纲要》、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郝立权《辞赋史》、金秬香《汉代辞赋之发达》 等，这些论著集中对辞赋作为一种文体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当时还有大量的文学史、批评史中对前代的辞赋史进行专章论述。如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张希之《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这些著作中对辞赋及理论赋都有比较精到的论述。另一方面，民国时期赋论的范畴，不仅“微观上辨明真伪、训解语词、考订本事、作家作品系年及诠释等；宏观上探究其赋体渊源、艺术史实、文学背景、学术思潮等”[3]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如关于辞赋起源问题，有陈文波《赋之源流及〈两都赋〉研究法》，冯沅君《汉赋与古优》，彭仲铎《汉赋探源》等。又如民国时期对赋体问题的讨论，有曹聚仁《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何格恩的《辞赋类文学的研究》等。关于辞赋音韵的问题，有古层冰《汉赋韵笺》、陈方的《选赋释音》、徐家珍《〈哀江南赋〉声韵谱》、陆志韦《〈楚辞〉韵释》等，打破科举制度下的赋韵研究传统，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性质。以上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均是我们撰写“民国辞赋学史”的史料基础。


其四，民国对辞赋的传播与接受问题既是我们撰写民国辞赋学史不可回避的对象，也是我们研究的史料基础。民国辞赋的传播既包括民国辞赋在当时的传播，也包括前代辞赋在民国的传播。与以往相比民国辞赋的传播方式出现了新的媒介，如报纸期刊等。民国报纸期刊上有很多和辞赋相关的史料，笔者就曾民国期刊上的辞赋作品做了一些整理和考录的工作，写过一篇文章《民国期刊赋作考录》[4]，初步整理出有辞赋作品近千篇。这些作品通过报纸期刊的流通进入大众视野，产生文学消费，促进文学传播。再以传播内容来看，民国期刊辞赋也大多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如亚夫《吃饭真难赋》、老向《村妇骂街赋》、杨宝森《打网球赋》、野蓬《飞行机赋》等。此外，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模拟前代经典名篇的辞赋，如万里《土后烟瘾赋(仿梁元帝荡妇秋思赋)》，济航《新声赋（仿秋声赋）》，退庵《谐伟人赋（仿阿房宫赋体）》，王孙《失马赋(大致仿赤壁赋)》，王之瑜《拟王粲登楼赋》等，不一而足。这些赋作既是对古人赋作的模仿，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前代辞赋在民国的接受情况。民国时期辞赋的传播接受研究当以史料的系统梳理入手，从对材料的归纳和分析中窥探辞赋传播的历史真相。因此，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当以辞赋的传播接受问题为研究的核心之一，这样其体系才能更加完善。


其五，民国辞赋学的文化生态既是撰史时当注意研究的问题，也是我们建构民国辞赋学史的必需。一般来说，文化生态研究采用的是一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要求从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内在结构出发，探求互补发展，共生共荣的状态。因此，我们要想完全读懂弄通民国辞赋，必须了解其产生和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这其实跟孟子“知人论世”的思想有些大同小异。但是，在关注辞赋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时，还是应该以辞赋为主体。研究民国辞赋的文化生态，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语言改革运动、白话文学的冲击，赋体文学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创作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到1920年教育部规定各学校使用白话文。这是从制度层面的要求，改变文学创作的语言环境。文学和语言息息相关。一种语言的改革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与批评。如郭绍虞在《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就曾提出过创作“语体赋”的构想。民国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白话赋作。第二，“五四”事件之后，一个新的趋向就是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大众文化。民歌、民俗、民间传说等进入作家、学者的视野。这种现象必然也会对古典辞赋创作产生影响。当时虽然一些旧学文人也创作辞赋如章太炎《哀山东赋》、徐震《游峨眉山赋》、黄侃《宫沟秋莲赋》等，古色古香，典雅优美。但是比较期刊上的赋作，辞赋的大众化，通俗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动向。民国报刊上的赋作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谐谑游戏。如颂予《怕老婆的都元帅赋》、骨《屁声赋》等。因此，对民国辞赋的研究不能忽视大众文化的渗透与影响。第三，“新传统主义”反对五四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主张，并用西方思想来维护其主张。“国粹派”“学衡派”等都是“新传统主义”的拥护者。“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有刘师培、黄侃、陈去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这些人对古典辞赋多有研究，其中有些人还有辞赋创作。如刘师培赋学批评、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对赋体的论述均是此方面的反映。第四，“大文学”观与学科现代性。晚清民国文学批评的一大走向即是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如谢无量《中国大学文史》从广义的文学视野将辞赋纳入文学史；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对作为“一代文学”的辞赋也有重要论述。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赋体发展的分期研究也颇有见解。他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曾毅《中国文学史》，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等，不一一列举。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文学，体现出现代学者反思意识。由此可见，民国辞赋学的文化生态问题，不仅是我们把握其历史轨迹时必须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建构辞赋学史的文化基础。


以上五者主要从民国时期的辞赋学实际来论民国辞赋学史建构的史料基础与文化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两个重要的建构基础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是民国时期大量的辞赋创作实绩为我们发掘民国辞赋学的思想观念、批评观念准备了创作研究基础。要对民国辞赋学史中辞赋学观念与思想部分进行把握，撇开辞赋创作及其作品是不可能的。程千帆先生曾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文学理论，还要研究文学作品中包含的理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文学批评的全面把握。笔者曾汇辑民国期刊的赋作达近千篇，其中除了所含的序跋外，其创作的内容与发表方式等都透着辞赋学观念与思想。这就为实现程老的理念提供了丰厚史料，也为我们撰写民国辞赋学思想与观念等问题提供了作品基础。另一个是当前我们对民国辞赋及辞赋学的研究也为我们建构民国辞赋学史准备了学术基础。如马积高《赋史》、郭维森与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等简单涉及民国赋作问题。而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中国赋论史》、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孙福轩《清代赋学研究》、孙福轩《中国古体赋学史论》等也涉及到一点民国的赋论研究。还有部分学位论文如王会《二十世纪上半期报刊中的楚辞研究》、梁晨《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辞赋研究》、常威《民国游戏赋研究》、黄跃耀《民国时期（1912—1949）赋论研究》，靳田田《民国赋学研究》、周晓娟《民国时期赋学研究论——以〈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文学史编著为例》等对民国时期的辞赋、辞赋学等均做了各有侧重的讨论。曹辛华教授与笔者正在进行《全民国赋》的整理与编纂、陈伦敦的教育部课题《民国辞赋文献整理与研究》。特别是许结《民国赋论“文学性”问题考察》以及靳田田、孙福轩《民国赋学批评新史学观念影响论》等论文比较早地关注到民国辞赋学的一些核心问题。这些都构成了建构民国辞赋学史的学术基础。


三 “民国辞赋学史”建构的意义


民国辞赋学史作为断代辞赋学史的空白课题，需要我们投入更多人力与精力来开拓、研究。从横向层面看，其研究范围涉及当时的赋集整理、赋家研究、赋体理论、赋作批评、赋学发展诸端；从纵向层面看，民国辞赋学是衔接传统辞赋学与当代辞赋学的桥梁。当前，民国辞赋研究已受到学界关注，成果虽然有，但却缺乏系统、全面、整体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快构建“民国辞赋学史”。于此我们将专门对其意义进行阐述。


首先，建构民国辞赋学史有利于提高对民国辞赋发展史的全面认知，纠正建国后对民国辞赋创作与批评的偏见。一般认为，辞赋的衰落是从近代开始。特别是“五四”以后，由于文体革命，语体文取代了文言文，辞赋创作就逐渐地被冷落了。其实不然。根据史料，民国时期不仅旧式文人的撰述中保留着大量的赋论赋评，而且当时的报纸期刊上也刊登了大量的赋作赋文，可见，辞赋创作与研究是比较丰富多彩的。赋学的衰落，缘于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对历史上“宫廷文学”的批判。[5]当前的通代辞赋史、通代辞赋学史著作，由于局限于学科划分，仅止于清末，对民国时期辞赋学多未涉及或涉及未深。如马积高《赋史》、郭维森与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等。在其论述晚清辞赋的时候，仅提到了一些由晚清入民国的文人，像王闿运、王诒寿、谭宗浚、刘师培、章炳麟、胡薇元、喻长霖、陈蜕等，并对他们的赋作进行了简要分析。又如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中部分章节亦涉及到民国辞赋，如“现代赋论的专著与论文”“辞赋理论的现代意义”“作为‘遗产’与‘学科’的现代批评”等。但作为辞赋通史，很难也不必专题深入。民国辞赋学史作为断代史、专题史，其研究对象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对民国辞赋进行总体上的科学研究，有利于澄清人们的认知误区，改变以往人们感性的看法。


其次，由于民国辞赋学史还属于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的范畴，对民国旧体文学研究体系的构建有促进作用。近年来，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已经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证就是获准立项的课题比较多，如“晚清民国报刊诗词研究”“民国词学传统文献与学术史研究”“晚清民国文章学转型研究”“民国词学编年史”“民国传奇杂剧史论”“民国戏曲发展史”“民国词集编年叙录与提要”“民国词集专题研究”“民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民国词史”“民国文言小说史”“民国时期旧体诗歌研究”等，其研究范围包括民国旧体诗歌、词、文言小说、戏曲、传奇杂剧、文章学等，涉及面颇为广阔。这种百花齐放的研究态势，必然会促使民国旧体文学研究体系的完善。在辞赋研究方面，亦有不少获准课题，如 “清代赋论整理研究”“民国时期辞赋批评研究”“民国赋整理与研究”等。然而，以上关于民国辞赋的课题或偏向于文献整理，或重在创作史的梳理，或侧重于批评史的研究等，缺少对民国辞赋学的整体把握与历史考察。民国辞赋学史是对民国时期辞赋问题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客观而又立体的探析与透视。可以说，如果不能建构全面而系统的民国辞赋学史，就很难真正完成民国辞赋研究体系的建构，也难完成民国旧体文学研究史、学术史的建构。


第三，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对全面认识新旧转型时期的社会人情、市井风貌有比较重要的社会学意义。辞赋以铺陈夸饰为其主要的创作特点，“赋观风采”的特征，使得其更适合象体图貌、表现社会风物。作为典型的典雅文学样式的辞赋，在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但辞赋的创作与研究依然比较兴盛。以报纸期刊上的赋作为例，常“旧瓶子装新酒”，内容多是表现当时的风土人情、市井风貌、俗情谐趣。如江禾《哀南宁赋》，神《爱剑爱马爱姑娘赋》，王缩天《八大胡同欢迎议员赋》，朔公《闭门羹赋》，赵守愚《叉麻雀赋(仿阿房宫赋)》，学生《钞票赋》，觉余《吃洋烟赋》，程瞻庐《吹牛赋》，万湘澄《电影赋（并序）》，果庵《豆牙菜赋》，黄节《钢笔赋》，钱化鹏《公务员悲哀赋》，四非《共和赋》，梁炽炎《国耻纪念赋》等[3]，细品这些赋作，当时的社会人情，市井风貌如在眼前。要了解当时辞赋创作的心态与思想、了解当时辞赋学观念与审美趣味，就必须从多姿多色的辞赋入手。因此，对民国时期辞赋学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当时社会风貌的全面认识。


第四，撰写“民国辞赋学史”对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将有突破性的意义。一方面，民国辞赋学史本身即是民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辞赋学史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其内涵丰富，涉及范围宽广，通过对民国辞赋学文献的梳理，不仅要对其发展流变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且还要考察辞赋研究的一切问题。“民国辞赋学史”对民国辞赋学全面、系统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民国辞赋创作史”“民国赋学批评史”“民国赋学理论史”“民国赋学传播史”“民国赋学文献学史”以及“民国域外赋学史”等课题的深入研究，进而极大的丰富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民国辞赋学与晚清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及西学影响，对作为旧学的辞赋学形成了冲击，也促进其新变。当时不仅存在着新学与旧学之别，而且旧学之中还有“选学派”与“桐城派”之争；不仅有文言与白话之争，而且“文学史学”也成为文学批评的一大走向。当时诸多学者对辞赋问题进行科学化的理论研讨，做出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比如刘师培的赋学批评观，多和其治经思想有关，但他能够以广阔的文学视野探究赋体的性质，并从文学史发展的视角，创立他的赋史的流派意识。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潮、学术思想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辞赋学的学术研究。而我们建构民国辞赋学史的一个目标就是揭示其与学术思潮的关系。


第五，民国辞赋学史的构建具有广泛的文化史意义。辞赋作为一种文学形态，跟文化制度的构建关系密切。如在汉代赋家身份多为宫廷言语侍从，随侍君王行礼作乐，待诏献赋，然后或自诵述之，或他人演诵，起到纪事明功、赞礼修德及取娱释怀等作用。[5]147而汉代赋家又多属儒家，因此这种文化行为对构建礼乐制度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又如在科举取士时代，由于“赋观才学”的特征，由此形成了“考赋”制度。至清代尚有“以诗赋课翰林”的文化制度。可知辞赋文学与文化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辞赋发展到民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其“制度功用性”得到消解，融入大众文化。随着商业文化的发展，辞赋的谐谑娱乐性，得以张扬，甚至可能成为赋家创收的工具。比如民国期刊上普遍存在“一稿多投”的现象，如巴客《国大会议赋(仿秋声赋体)》一文，同见于《现实文摘》《周末观察》《书报精华周刊》等期刊。此外，由于民国文化教育体系的变革，辞赋文学成为众多学科专业之一种，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古代社会“尚文之教”的衰落。辞赋学与文化制度有着紧要的联系，是民国辞赋学史探讨的主要问题。因此，民国辞赋学史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了解民国辞赋发展的文化生态，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民国时期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提供思考。


第六，民国辞赋学史的构建，还有利于域外辞赋学史的撰写，启示我们对域外分体汉文学学术史的构建与研究。由以上我们的界定可知，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中岛千秋《赋的形成与展开》就在民国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其实，日本的文选学学者有不少对《文选》中辞赋的研究也有成绩。特别是，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从古代到近代均有辞赋创作，其创作理念、批评等均属辞赋学范畴。如新加坡著名报界闻人和诗文作家叶季允 （1859—1921），有一篇《言志对》，完全仿效西汉枚 乘《七发》。再如欧洲的学者,包括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早在19世纪中期便开始、翻译、研究辞赋。奥地利学者费之迈是最早将中国的赋翻译成德文的学者。此后翻译中国辞赋的欧洲学者有法国的汉学家德理文侯爵、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等。翟理斯的《中国文学作品选珍》选译的诗文从最早的文学作品到清代的作品,收录了许多辞赋。清末民初,有多位欧洲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辞赋的研究,其中较知名的有卫利、叶乃度、赞克等学者。[6]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民国辞赋学史时当注意近现代域外的辞赋学研究。由于民国辞赋学史又属于民国旧体文学学术史的一部分，当前民国词学、民国诗学史等已有不少学者涉足，其眼光也有移向域外者，这样，当我们从域外分体汉文学视角进行研究时，绕开民国时期的域外辞赋学，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民国辞赋学史既是辞赋学“现代”化史，也是辞赋学的“国际化”史，它的撰著启示我们学术视野不但要注目于民国旧体文学及其学术，还要注目于域外的汉文学及学术。唯其如此，民国辞赋学史才具有中西汇通、古今贯通的格局。


综上所述，“民国辞赋学史”这一课题是对民国辞赋学首次进行的史著式探究，将是民国旧体文学、民国学术史等研究领域的新突破，同时将促时中国辞赋学史、分体文学学术史有新的发展。其学术价值相当重要。当前人们对民国辞赋学史的研究还关注不够，需要我们开拓的学术问题还比较多。这就要求必须对民国辞赋学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利于更好地把握民国辞赋、民国辞赋学的历史地位，从而为当代辞赋创作、当代辞赋学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何新文． 二十世纪赋文献的辑录与整理［J］． 文献，1998 ( 5) : 54 － 64．
［2］周建中． 二十世纪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J］． 云梦学刊，2001( 6) : 13 － 18．
［3］许 结． 民国赋论“文学性”问题考察［J］． 文学评论， 2014( 5) : 111 － 117．
［4］袁晓聪． 民国期刊赋作考录［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19( 12) : 65 － 73．
［5］许 结．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6: 147．
［6］康达维． 欧美赋学研究概观［J］． 文史哲，2014( 6) : 110 － 118．